文 | 杜虎
最近，确诊尤文氏肉瘤的女留学生布布从英国返回上海治疗，3月21日入境，从绿色通道进入病房隔离。但按照医生初步诊断，病情恶化，下达病危通知书。碍于防疫政策的规定，布布没有办法得到治疗，可能熬不过隔离期。目前，上海疾控部门已经将她的情况向上反映，希望从政策上有一个应对。
对防疫部门来说，让医生进入隔离病房治疗癌症病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仅牵扯到技术层面的——治疗器械、场地、人员等特殊安排，更涉及到上海防疫的整体考量，毕竟在现有的局面下，社会面清零、消除病毒传染隐患都是第一等的大事，具有排他性的优先地位，布布这个案例提出了一定挑战。
布布发布的求助帖
很奇怪的是，在布布发布求助贴后，她收到相当多的嘲讽和责骂，认为她是想得到优待，“想插队”，是在“抢医疗资源”。这些人之所以如此不近人情，一个主要原因仍是疫情初期，用“千里送病毒”来讽刺留学生归国的思维，他们看不到布布所提出的问题其实挺重要，是防疫政策自我优化的机会。
受疫情影响，社区封锁、乃至于城市慢下节奏，以帮助发现病毒的防疫模式已经普及，医院实施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从防止院感来说这是必要的。可也会随之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像癌症病人这样的危重病患，如何让他们得到及时救治，布布的个案则把这样的必要追问放到了最坏的情况去审视。
2022年3月14日凌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陆续发现阳性感染者，出租车排队等候，前来转运部分出院患者。
正如媒体已经报道的那样，在严厉的封闭管理下，癌症病人出现了两个亟需重视的新挑战。一是在医院环节，有些癌症重症病人因医院封锁而停止治疗，但这些问题在经过舆论关注后，有了很好的衔接处理，医生照样可以动手术，而不是听任病患苦熬疫情期，说明这一块的医疗整合与应对，是可以有空间的。
对癌症病人等重症患者构成第二个挑战的，是社区不让出，或者给出很苛刻的放行条件。日前某地小区闹出卡口人员与重症病人家属的冲突，前者竟要家属拿出“待死证明”才能出去治病。虽然事后有社区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冲突家属谎称疾病，但是冲突本身也反映出，不光在医院治疗端，在社区放行这一个环节，依旧缺乏一个可供使用的防疫标准。癌症等重症病人的就医需求，不仅需要医院端解决进得去的问题，也需要社区端解决出得去的问题。
从改善防疫政策的角度看留学生布布的求助，就能发现她提出的问题是：隔离期的癌症危急病人该怎么救治？这不只是关系到她本人能不能得到救助的问题，还关系到万一病毒感染面扩大，波及到重症群体，如何建立一套适应隔离状态的治疗方案？圆满解决布布提出的问题，可以惠及更多人，是完善防疫预案的应有之意。
2022年3月1日，上海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瑞金医院暂停总院门诊部服务。
对医生来说，并不存在救治布布，就会让其他“普通人丧失治疗机会”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制造对立，除了显得刻薄无情之外，看不出对优化防疫应对能力有任何和帮助，只是平白无故地散布恶意。从防疫趋势看，早一点将癌症或其他危重病人的隔离期救治纳入统一规划，可以避免事到临头的慌乱，降低疫情的附带死亡。
当然，舆论场充满各种声音，除了毫无必要地嘲讽留学生布布，也有理性的声音，看到布布的求助背后，实际上对政策改良是一个恰当的推动。如果能从个案出发，设计出普遍适用于危重病人治疗的可操作性预案，让医护人员按照规范诊治，比一概用拖字诀，让危重病人自求多福要好得多。
总之，留学生布布发出网络求助，既是她生命危急时刻最正常不过的反应，也是最高防疫决策部门将其纳入考虑，优化疫情防控下改善医院运转、救治危重病人的恰当机会。对这样的求助，只是冷嘲热讽是很冷血的表现，因为决策者一旦受到启发而改善政策，将会造福更多人，政策满足的不是特权，而是公平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