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正值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以思考女性人生见长的德裔美国作家爱伦·玛丽·怀斯曼出版了长篇小说《收养遗孤的人》（The Orphan Collector），该书出版后广获好评，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小说的故事设定在1918大流感期间，讲述了13岁小女孩皮亚·兰格因流感痛失父母，以及皮亚邻居伯妮斯·格罗夫斯因流感丧子之后发生的点点滴滴。
一如书名，怀斯曼聚焦了先前1918大流感历史研究言之未详的“流感遗孤”。揆诸史记，“流感遗孤”绝非小说家构想出来的虚拟角色，这个群体在1918到1922年疫情大流行期间广泛存在，造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在疫情平息后的历史上留下了很多伦理、法治、社会经济结构性方面的“后遗症”。
《收养遗孤的人》（The Orphan Collector）书影
瘟神降临孤儿院
当历史行进至1918年，美国等国家已建立起相对成熟的现代孤儿收容、教养体制。不过与普通学校的情况类似，1918大流感期间诸多孤儿院因人员密集而暴发了严重的院内疫情，为数甚多的孤儿因此蒙受更大不幸，相当一部分悲惨地沦为了瘟神的“镰下鬼”。
1918年9月29日，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的圣米迦勒孤儿院鸣响丧钟。当日，该院年仅11个月大的女童伊丽莎白·蒂多因罹患流感不幸夭折。伊丽莎白病死时，圣米迦勒孤儿院正因流感疫情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由于每日都有新增病例，这家孤儿院里儿童、员工的总感染人数很快超过90人，止不住的剧烈咳嗽声与撕心裂肺的儿童啼哭声交织在一起，令人闻之心碎。囿于卫生条件及居住密度（无法像普通学校一般停课“避疫”），孤儿院往往是城市疫情的重灾区。举例而言，1918年10月24日至31日短短一周内，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犹太孤儿院里猛增123名确诊病例，占到同期全市报告流感病例的八分之一强。
大疫之下，“无路可逃”的孤儿们并不“无依无靠”，多方力量都在积极介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许多孤儿院盼来了外界的有力支持。1918年10月，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圣文森特孤儿院暴发院内流感疫情，50多名儿童和绝大多数保育护士罹患严重流感。危难关头，《新奥尔良妇女报》发布告示，征募志愿者、慈善物资支援圣文森特孤儿院。很快，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先是多名富有婴幼儿照料经验的妇女请缨入院，接替病倒的保育护士开展工作。随后，慈善人士征得的厚被单、毛巾等保暖物资，也被紧急送进圣文森特孤儿院用于患儿床铺。经多方努力，1918年秋冬季至1919年春季的流感流行高峰期间，圣文森特孤儿院只有两名儿童不幸因流感夭折。10月底，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巴克纳之家”孤儿院出现流感疫情，四名患儿伴有肺炎症状，其中一位素来身体强健的八岁儿童死于流感并发肺炎。疫情起初，受全社会医疗资源告急影响，“巴克纳之家”无法找到医生为患儿、确诊保育护士提供救治。但情况在10月24日有所改观，经过多方协调，四位职业医生开始定期赴“巴克纳之家”巡诊，当地医院的几名实习护士也被抽调到孤儿院里分担保育护士的沉重压力。由于流感患儿在病程中往往会大量出汗、呕吐下泻，因而“巴克纳之家”亟需大量清洁的睡袍、被单耗材。消息一经发布，社会爱心人士踊跃捐赠，在极短时间内满足了各项需求。
1910年代的美国孤儿院
也有孤儿院在主办方的积极协调下得到了相对充足的抗疫保障。1918至1919年大流行期间，美国费城天主教孤儿院里共有259名儿童罹患流感，五名驻院修女护士也病得很严重。为救孤儿院于水火，当地教会迅速指派多名供职于其他孤儿院的修女到天主教孤儿院接手工作。参与救治的医生记述，驰援的修女们常常为照料患儿忙到深夜，“凌晨一点到三点还在值大夜班的情形很普遍”。同样，1918年11月，当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孤儿院内暴发流感疫情，并因此封闭四周的灰暗时刻，该院较年长的孤儿在院方鼓励引导下充当起照顾年幼流感患儿的“护士”。同时，这些年纪较长的孤儿还策划了精彩的圣诞季活动，给处于疫情阴霾中的孤儿院带来了一丝浓情暖意。
然而，也有一些孤儿院在流感疫情期间选择退却，为保护员工安全而侵蚀甚至漠视孤儿们的生命健康权利。1920年2月，美国肯塔基州梅德韦孤儿学校暴发严重的校内流感疫情。为保障教职工人生安全，校方关闭了学校，并暂时遣散所有未感染教工回原籍休养。受此影响，校内孤儿的看护、教育力量大为缩减。
总体而言，在1918大流感横扫全球的艰难时刻，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大多积极对待孤儿院疫情，多方携手尽全力捍卫孤儿们的生命尊严。不过，新的问题很快如潮水汹涌而来，只是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孤儿院铁门内，而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因流感沦为孤儿，孤儿院的铁门无力招架鱼贯而来的“流感遗孤”。
成为“流感遗孤”
什么是“流感遗孤”？与我们按今天习惯推想的“父母均死于流感”不同，当时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背景，决定了1918大流感“遗孤”的定义要宽泛许多——母亲在世而父亲（主要抚养条件供给者）死于流感的儿童，也被时人视作“流感遗孤”。据1918年11月22日《拉什维尔纪事报》援引纽约卫生部门负责人透露的数据，截至当天，纽约市全城范围内已有21000名儿童因流感丧失双亲或父亲，成为“流感遗孤”。
纽约的数据惊人，却并非极端个案。翻阅各地区文献，“流感遗孤”的数量都很是庞大，这或许与1918大流感对青年群体“毒性更强”，而少年、老年群体反而“抵抗力较好”的临床特征有关。举例而论，截至1919年5月，南非开普敦城区范围内也有至少2000名儿童沦为“流感遗孤”。又如1918年12月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据前期大致摸排指出，仅舒尔基尔县就有大约5000名儿童符合“流感遗孤”定义。照此演算，全宾州那时至少已有50000名“流感遗孤”！同期宾州红十字会落实的调研也显示，该州“‘流感遗孤’非常之多，并且即便幸运地没有父母双亡，许多孩子的家庭还是在流感中遭受重创”，因而事实上，或者说情理上的宾州“流感遗孤”，人数要远超五万。
1918大流感期间儿童在排队领取餐食
除了冷冰冰的数字，大流感期间，许多媒体也发布了儿童沦为“流感遗孤”前后的悲情故事。这些让人动容的新闻，不单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一定怜悯思潮，时至今日，读之仍觉万分揪心。
1918年11月，美国阿肯色州山区的费伊·威兹德姆夫妇，在搬迁往爱达荷州鲁珀特新居的路上感染流感，不久后便因重症肺炎在17个小时内相继过世。与其同行的，是刚刚年满三周岁的幼子。可怜的小家伙就这样在异乡成了孤苦伶仃的“流感遗孤”。1919年12月15日，美国维吉尼亚州坎伯兰县不到一岁半的幼童玛莎·马丁因流感并发肺炎去世。而在小玛莎出生才四个月的1918年10月，她的父母已经双双因流感并发肺炎暴亡。成为孤儿后，小玛莎被祖父母带到身边抚养，但是没曾想到，这孩子最终还是葬身于流感病魔之手。12月17日，小玛莎魂归橄榄山公墓，落葬在她父母身旁，可怜的一家子以如此催人泪下的结局，重逢相拥。
1922年1月13日，加拿大自治领安大略省发生了一起人间惨剧。罹患流感的一对印第安夫妇在狩猎途中暴毙，他们的六个孩子一夜之间沦为孤儿。比之城市里的“流感遗孤”，这六名印第安孤儿的处境更为凶险——他们一家独自生活在大雪齐腰的深林中，没有任何快捷通讯设备，最近的邻居住在三十英里开外。望着父母在病痛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六个孩子中的长兄阿奇莫决定独自前往邻居家求助，为自己和弟弟妹妹们谋取一线生机。经过长达两天的艰难跋涉，阿奇莫终于领着邻居约翰·欣古什赶回自己家中。当他们掀开帐篷外帘，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泪流不止——还不会做饭的五个弟弟妹妹实在挨不住饥饿，直接啃食起又腥又硬的生驼鹿肉条。稍微年长一点的孩子把家中家具点燃，生起火堆，在摄氏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求取些许温暖。孩子们父母的尸骨已然冻成坚冰。囿于体力所限，孩子们没法帮助父母入土为安，因而即便两具遗体都是高危传染源，孩子们也只能与之共处一室，完全暴露在病毒魔爪之下。震惊之下，约翰·欣古什迅速将五个孩子放上狗拉雪橇，一路狂奔赶向最近的城镇沃特科姆。接诊医生第一时间给五个可怜的孩子提供了食物，并给他们进行了身体检查。可悲的是，五个孩子均已伤到元气，医生遗憾地表示他们可能活不了多久。
谁来照料“流感遗孤”
与怜悯之情同步扩散开来的，是棘手且不断新增的“流感遗孤”安置问题。1918年10月12日，美国费城儿童卫生事务负责人向媒体表示：“目前我们面对的糟糕情况前所未见，数百名儿童因父母死于流感或罹患重症流感而无人看管。最麻烦的是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安置这些特殊的‘流感遗孤’，（由于疫情风险）我们显然不能把他们送去普通孤儿院。1919年5月4日，美国《特伦顿晚间时报》的新闻评论谈到：“流感杀死了患者，也冲散了家庭。这场疫情留下了如此众多的孤儿，以致儿童福利机构将因之耗尽资源。”
各方力量很快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流感遗孤”。首先是以红十字会运作模式为基础的疫情期间临时照护。1919年4月，正值澳大利亚流感大流行高峰。在危急时刻，悉尼的青年女志愿者主动担负起照顾“流感遗孤”的重任，她们有的为孤儿们缝制衣服，有的给孩子们烹饪可口餐食以缓解他们的丧亲之痛，有的更是整夜守护在“流感遗孤”床前，伴他们度过艰难岁月。而在1918年11月的美国费城，经卫生部门与红十字会密切联动，当地失去主要抚养经济来源的“流感遗孤”家庭在疫情最严峻时收到了一笔相对可观的救济金，这对生计无着的“流感遗孤”无疑是雪中送炭。
随后，慈善人士的家庭收养也运行起来，实现了少量“流感遗孤”的长期抚养。1918年11月初，来自纽约的凯里夫妇宣布他们将尽己所能收养“流感遗孤”，这对膝下无子嗣的夫妇家境较好，丈夫是一名公职人员，夫妇二人均非常喜欢小朋友。凯里太太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流感遗孤’的窘迫境况深深触动了我的善心，因此决定收养那些由于疫情痛失父母的儿童。”1920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爱国者报》发布求助启事，为本地一名20个月龄的孤女征求代养家庭。这名女童的父亲阵亡于法国前线，母亲则在她未满周岁时因罹患流感死去。消息发出当日，即有15户家庭向政府递交收养申请，最终韦泽伯格夫妇被选中，他们将抚养这名女婴直至其成年。由于“流感遗孤”颇能在疫情期间引发慈善人士的怜悯，因而当时很多领养活动都会优先考虑“流感遗孤”。譬如1918年11月20日西弗吉尼亚州费尔蒙特举办的一场孤儿领养会上，十四名被收养儿童中有十二人系“流感遗孤”。
1918大流感期间佩戴口罩的儿童
家庭收养、友人领养虽好，但毕竟是杯水车薪。上文提及的1919年5月4日《特伦顿晚间时报》新闻就指出，没有任何一样个体慈善行动能长期、根本地满足“流感遗孤”照顾需求。1918年10月底，华盛顿特区慈善家、社区服务领袖塞西尔·诺顿小姐对《华盛顿时报》表示：“各社区中心递交上来许多报告，里面有关‘流感遗孤’的记述触目惊心……很多儿童的父母死于流感或正在遭受流感袭扰，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诺顿也提到，虽然目前部分“流感遗孤”会得到善良邻居的暂时抚育，但是这些邻居的家庭往往成员众多，本身开销就很大，“流感遗孤”的加入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有鉴于此，引入多元化的社会慈善力量，兴建专门机构势在必行。
1918年10月22日，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应急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流感遗孤”援助计划，由政府出面组织力量抚养数以千计的本州“流感遗孤”。马萨诸塞州的这项计划明确界定，凡符合“父母双方或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提供者因流感去世”的儿童，均可纳入“流感遗孤”群体享受公益照顾。同月，纽约卫生官员罗亚尔·科普兰在该州斯塔顿岛海边的一所医院里开办起托管机构，收养无家可归的“流感遗孤”。11月14日，《太阳报》记者造访时发现，这家孤儿院已入住了三四百名“流感遗孤”，且数据仍在增加。另一篇报道指出，除先期入住的数百人外，截至11月12日，罗亚尔·科普兰张罗的“流感遗孤”院，已收到来自全美多个州的200余份入住申请。甚至有一位生活在加拿大自治领新斯科舍省的儿童，也寄来了他的申请表。为确保申请儿童陈述的真实性，特别是确定儿童父母是否因流感离世，罗亚尔·科普兰组织人手对每份申请进行了专业复核，他本人也频繁入户走访。
1919年7月11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儿童救济委员会主任格林造访纽卡斯尔指导当地“流感遗孤”安置工作。在和纽卡斯尔卫生官、流感疫情处置委员会秘书长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格林建议纽卡斯尔尽快开办一所专门照看“流感遗孤”的孤儿院。格林的提议很快付诸实践，当年8月，纽卡斯尔流感疫情处置委员会决计，将恩莫尔大礼堂改建成本地“流感遗孤”收容所。同时，针对部分丧失父亲，母亲走出家庭工作谋生的“流感遗孤”，纽卡斯尔流感疫情处置委员会也贴心地筹划了“白天幼儿园”，方便流感疫情造成的单亲家庭在工作时段寄养儿童。
由于大部分孤儿将在孤儿院里长期生活直至其成年，因而他们在院时间普遍较长，由此产生的收容成本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多数孤儿的教育水平相对低，社会支持薄弱，成年离院后的生计普遍困难。为避免恶性循环，“流感遗孤”的劳动教育及“流感遗孤”院的经济自给联合提上日程。1919年4月10日，美国慈善志愿者发起捐款倡议，拟征集25000美元资金，在克利夫兰开辟一座大型农场家园，让“流感遗孤”得以安居，并在此培养将来足以供其谋生的劳动技能。如此转变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感遗孤”照料困境，却在本质上、实践上远胜过其他慈善援助形式。
更深层次的问题
孤儿入院并不是“流感遗孤”安置的终点，仍有一连串的更深层次问题尚待解决。
首先是顶层设计层面的“谁来管”困境。1918年11月18日，《纽约论坛报》的一段新闻介绍了近期该市两部门会同办理“流感遗孤”收容的情况：“教育部门的特派小队将继续搜寻城中的‘流感遗孤’，该小队受卫生部门调遣指挥，目前已经将400多名纽约‘流感遗孤’转运至科尼岛的海滨医院。”这是当时“流感遗孤”收容的一般模式，即卫生部门（特别是流感疫情处置委员会）舞动指挥棒，调动各方力量具体落实。然而，这一制度的深层次漏洞是，一旦卫生紧急状态结束，“流感孤儿”的抚养问题显然不应再由卫生部门继续负责。转手交接之后，“流感遗孤”很容易连同1918大流感一起变为“被遗忘”者，相关物资、人员、政策保障很难有效跟进。
1918大流感期间一家临时改建的儿童诊疗所内景
其次是“流感遗孤”无论丧失单亲亦或双亲，都会陷入经济窘境。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条件外，他们的心灵成长、童年生活也亟需外界援助。1919年圣诞节前夕，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各界联合发起“玩具募捐”，向一战阵亡将士遗孤及“流感遗孤”赠送玩具。一位接受当地《每日邮报》采访的一战遗孀表示，她的丈夫在前线因流感去世，此后她独自抚养孩子，经济异常窘迫，孩子从来没机会像同龄人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玩具。“没有自己的玩具”应当是“流感遗孤”的普遍难处，而缺少创伤后心理疏导、低龄儿童从家庭进入孤儿院集体生活后不甚适应的问题，更是罕见关注。但这些“非物质”的关怀，对“流感遗孤”走出阴霾，重归正常生活作用匪浅。
复次，由于“流感遗孤”是短时间内密集涌现的孤儿群体，因而在收养的双向选择面前，他们往往是“供需失衡”，“没得挑，被人挑”，这就触发了假借收养非法奴役儿童的伦理风险。1919年8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流感疫情处置委员会接到多份申请，希望领养“流感遗孤”。其中，一张冈尼达寄来的申请函引起了委员会的警惕——申请人是一家餐厅主理人，他声称想领养一位十四岁的女性“流感遗孤”，并保证会给她营造一个温馨的“家”。经过审慎分析，委员会判断这位申请人的实际目的是打着领养的幌子，骗取童工的廉价劳动力。鉴于此，委员会一致否决了餐厅主理人的提议，并在《纽卡斯尔太阳报》上曝光此事，呼吁兄弟单位关注潜在的“廉价童工”勾当。
此外，收养“流感遗孤”的家庭、机构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流感遗孤”可能会遭受二次冲击，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1918年12月20日，来自马里兰州的费舍尔夫人领养了一名“流感遗孤”。费舍尔夫人的家庭构成和她领养孩子的家庭背景都很特殊，她本人养育有11名男孩和2名女孩，因此新加入的“流感遗孤”是这个超庞大家庭的第十四个孩子。而这名“流感遗孤”并不是第一次被寄养，几个月前，当他父母双双因流感离世，他就曾被转移到亲戚家中代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后收养他的亲戚也罹患流感，并命丧黄泉。这名两次丧失抚养人的“流感遗孤”自然心理创伤严重，而费舍尔家庭已有那么多亲生子女，不难想象她在照顾“流感遗孤”方面会有多么力不从心，养子与其他子女间的同辈关系恐怕也很难洽睦。另一批“流感遗孤”命运更为凄惨。1919年9月，阿拉斯加朱诺地区的一处“流感遗孤”安置所突遭大火，约六十名“流感遗孤”及照料他们的当地民众失去房屋，在残垣断壁间无家可归。谁来再次收容他们？这的确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需要关注的是，1918大流感期间“流感遗孤”的产生、收容都与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关联。一般而言，经济基础、社会治理基础较好的地区，“流感遗孤”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能得到较充分消化）。反面案例就不那么乐观了。譬如1920年5月，肯塔基州克洛弗波特孤儿院的员工们梳理发现，在1919年冬季入住的230名孤儿里，很大一部分是“流感遗孤”，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来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山区。1919年1月，当时美国发展滞后的俄克拉荷马州开始推动俄克拉荷马城的“流感遗孤”收养计划。经协商，俄克拉荷马城孤儿院及其附属学校被确立为定点机构。然而，孤儿院的负责人清醒地对媒体表示，虽然该院将接收“流感遗孤”，但囿于空间及前期收容存量，他们只能提供“有限的名额”，显然无法满足全州“流感遗孤”的收养需求。比照纽约等先进城市的收容能力，俄克拉荷马城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也由此“祸小麻烦大”。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多份报纸上目睹了一桩令中国人颇感自豪的新闻——1919年4月，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上的华商，决议集资捐建一所孤儿院，承揽当地“流感遗孤”的养育事务。中国人素有慈幼局、育婴堂的孤儿照料传统，此次建设“流感遗孤”院，正是中华慈善根脉在海外的一次成功落地实践。或许那时“排华”风气正盛的欧美政客很难想到，当他们还在喋喋不休争吵收容方案时，中国商人已然默默建起收容院，让饱经流感折磨的孩子们重见人生光亮。这段湮没在欧美故纸堆里的中国印记，理应得到更充分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