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4月3日至4月16日，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开始提名，正式选举日期定在5月8日。此前由于香港疫情严重，原定于3月27日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推迟。
按照《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第541J章）的规定，候选人必须在提名期内的通常办公时间内，亲自到中环爱丁堡广场三号展城馆，把填妥的提名表格送交选举主任。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外国居留权、年满四十岁，并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不少于二十年，均符合资格获提名为候选人。
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须由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出，其中须包括选举委员会的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
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新选举法成形，“爱国者治港”凸显为根本原则并深刻影响香港整个治理体系的内部检讨和改造。新选制之下的选委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已经完成，但第五波疫情治理仍出现百般漏洞和错失，显示出“爱国者治港”尚未从原则和制度规范转化为完整和实效化的现实及人心认同。甚至由于新制度初立，反对势力残留，香港社会还存在一定的惯性抵抗与隔膜，需要时间和智慧加以消解转化。
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真正的中期时刻及下半场的启幕时刻，“爱国者治港”如何超越利益口号而成为香港善治之锚，需要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凝聚更清晰的实践化标准与共识，并努力做到知行合一，贤能治理，精准问责，不负人民。
2021年3月31日下午，香港有市民到特区政府总部外递交请愿信，坚决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爱国者治港”，知易行难。这一关乎香港高度自治宪制基准的根本原则，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关键设计中即居于重要地位，但其具体的制度化和实践转化则一波三折。
香港回归以来，“一切按基本法办事”，“井水不犯河水”、中央权力高度节制、香港自治及其治理制度优越之类，造成两个严重的治港后果：
其一，宪法及中央管治权的具体权威无法树立和落实，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遭到扭曲和误导，全面管治权缺乏稳定和可持续的法理与制度支撑；
其二，“爱国者治港”流于形式，缺乏具体的政治伦理标准和法律审查标准，导致在香港选举环节和管治环节“容留”或“渗透”了大量的反中乱港分子，造成了香港立法会的“恶质拉布”传统及香港公务员体系一定程度的保守反动性，并导致体制内反中乱港势力勾结外部干预势力，扶植本土极端势力，持续从事危害“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破坏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制裁性法律加以惩罚。
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例风波，将“爱国者治港”的巨大伦理赤字和制度漏洞展现无遗，凸显了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风险和危机，倒逼中央直接出手，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开展香港社会治理改革，并结构性推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
但2022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挑战及香港特区政府的能力表现，再次敲响“爱国者治港”的警钟。“爱国者治港”不是口号政治，不是表态政治，更不是利益内卷政治，而是开放竞争的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香港抗疫以“动态清零”为既定路线，但在实际执行中变形走样，拖累香港社会与国家抗疫大局，也拖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度推进及北部都会区规划的实质性启动。
2月19日中午，由广东省人民医院选派的第二批内地援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队员在广州集结出发。 南方+ 李细华 拍摄
“爱国者治港”，到底在“说爱”（资格审查和宣誓）之后，如何经受具体治理过程的检验和挑战？如何压实贤能政治的具体标准？如何有效回应中央和香港社会的交叠监督和问责？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关键议题。
“爱国者治港”不是一种简单的荣誉或利益归类，而是一种沉重的自治责任和服务国家的政治责任。“爱国者治港”主要承担两方面的责任：其一，香港繁荣稳定；其二，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因此，能够治港的“爱国者”既要懂香港，又要懂国家；既要有专业，又要有战略；既要会规划，也要能执行；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政策。这些对治港者“高级质素”的逐步清晰化的提炼与表达，展现了“爱国者治港”的贤能政治本质。
夏宝龙副主席提出的“坚定的爱国者”、“五个善于”、“五有”等具体化标准，就是围绕“爱国者治港”如何选贤与能、良政善治展开的，就是为了建设香港民主体制下的贤能政治。特别是两会期间夏宝龙提出的“五有”（即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有本领、有作为）是进一步的进阶性标准。我也在近期文章《善治标准的深化：“贤能爱国者”才配治港》（香港AM730，2022年3月14日）中提出，中央对港的善治标准已经深化，只有“贤能爱国者”才配治港。
中央对“爱国者”的要求，基本原则和方向始终没有改变，从19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爱国者治港”，且这一原则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则。但“一国两制”的内外环境、国家战略、香港地位与世界体系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香港近些年从占中到修例风波、从中美贸易战到国安法，爱国者所受之挑战和检验日益凸显，能力短板也在暴露。
在此背景下，爱国者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是升高的，应对内外变局的治理能力是升高的，现有管治团队及其能力水准是否“合格”，中央和香港社会都在加以观察和考验。特别是第五波疫情之综合应对，显示港府在“爱国者治港”核心层面尚未给出让中央和香港社会满意的答卷。我提出过香港抗疫是“爱国者治港”的关键测试，这一测试正处于最为关键的闯关阶段。
比较而言，“五有”相对于“五个善于”更加凸显战略视野、施政能力和责任伦理的整体化水准。港府官员能否做成“五有新人”，真正达到“爱国者治港”在新时代的客观和提升的标准，现在还难以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