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衡
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
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
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
清代的左宗棠是以平定太平天国、收复新疆等武功而彰显于后世的。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人们对他的纪念却是一种树，并呼之为“左公柳”。
10年前我就去过一次甘肃平凉，专门去柳湖凭吊那里的柳树。平凉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时驻扎过的地方，他的署衙就设在柳湖。左宗棠虽是个带兵的人，但骨子里却是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耕读修身的知识分子。未出山以前，他像诸葛亮那样躬耕于湖南湘阴，潜心治兵法、农林、地理之学，后来虽半生都在带兵打仗，但所到之处总不忘讲农、治水、栽树。他驻兵平凉时，于马嘶镝鸣之中还发现了当地一个三九不冻的暖泉，就集资修浚了这个湖，并亲手题“柳湖”二字。现在这遗墨仍立于水旁。那年来时，这里湖水泱泱，柳丝绵绵，老柳环岸，一派古风，内心只是泛起了一点岁月的沧桑，并未有过于深刻的印象。直到近年读了几本关于左公的书，才又引起对他的注意，去年秋天专门重访了一次柳湖。
2013年梁衡先生在平凉采写左公柳
由西安出发，车子一路向西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都是又浓又密的柳树。在北方的各种树木中，柳树是发芽最早的。当春寒料峭之时，它总是最先透出一抹绿色，为我们报春。柳树的生命力又是最顽强的，它随遇而安，无处不长，且品种极多，形态各样。我在青藏高原的风雪中见过形似古柏、虬劲如铁的藏柳；在江南的春风细雨中见过婀娜多姿的垂柳。只我的家乡山西，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柳。北部的山坡下生长着一种树形高大、树冠浑圆的“馒头柳”，其树头的分枝修长柔韧，常用来制作草原上牧民用的套马杆。而南部平原上的小河旁，却生长着一种矮小的灌木状的白条柳，退去绿皮，雪白的柳条是编制簸箕、笸箩、油篓等农家用具的绝好材料。现在我眼前的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它们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穿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带棺西行
左宗棠是于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在这之前的11年，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分析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被不幸言中，10多年来，大清帝国在和西方列强及国内农民起义的搏斗中早已精疲力竭，到了垮台的边缘。虽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晚清重臣垂死支撑，但还是每况愈下。李鸿章曾说，他就是一个帝国的裱糊匠。就在这时，左宗棠的出现，为日落时分的帝国又争得耀眼的一亮。
左宗棠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不中，之后他再无心去读枯涩的经书，便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左宗棠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此时恰值西北发生叛乱，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急召他赴西北平叛。但这时的政局已千疮百孔，甘肃之西，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政权已形成割据，而甘肃之东又有继太平军之后兴起的东、西捻军。左宗棠受命之时，皇太后问他西北战事几年可以平定？他答：“5年。”而此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捉襟见肘，哪有这个实力。朝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流派干脆主张放弃新疆这块荒远之地，是他力排众议终于说动朝廷用兵西北。
左宗棠受命之后，先驻汉口指挥平捻，到1869年11月才进驻平凉，这年他已58岁。如果历史可以回放的话，这是一个十分悲壮的镜头：一队从遥远的湖南长途跋涉而来的士兵，穿着南国的衣服，说着北方人听不懂的语言，艰难地行进在黄风、沙尘之中。队伍前面的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位目光炯炯、须发皆白的老者，他就是左宗棠。最奇的是，他的身后10多个士兵抬着一具黑漆发亮的棺材，在刀枪、军旗的辉映下十分醒目。左宗棠发誓，不收复新疆、平定西北，决不回京。人们熟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年近花甲的南国老翁，带棺出征过天山呢？
绿染戈壁
左宗棠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陇亩，他是抱着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的。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要让他“达则兼济天下”。
面对赤地千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这条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1871年2月，左宗棠下令，凡有路处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也可为路人提供阴凉。他对种树极为认真，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宗棠每到一地视察，必先看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正是由于这般坚持，左宗棠驻扎西北10多年，在取得西北战事胜利的同时，生态方面的建设也卓有成效。他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这片最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对夕阳中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是难得的欣慰。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其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左宗棠的绿色情结远不只是沿路栽树。他不但要三千里路绿一线，还要让万里河山绿一片。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种桑养蚕，引进南方的先进耕作，他还亲自在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做示范。蚕桑随之在西北逐渐推广。二是美化城镇，改善环境，听说国外有“公园”，他便将总督府的后花园修治整理，定期向社会开放。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秦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就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春风玉门
清代以前，古人写西北的诗词中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漠孤烟、平沙无垠、白骨在野、春风不度等。左宗棠和他的湘军改写了西北风物志，也改写了西北文学史。三千里大道，百万棵左公柳及陌上桑、沙中湖、江南景的出现，为西北灰黄的天际抹上一笔重重的新绿，也给沉闷枯寂的西北诗坛带来了生机。一时以左公柳为题材的诗歌传唱不休。其中最为流行的一首是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所写：“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杨昌浚并不是诗人，也未见再有其他的诗作行世，但只这一首便足以让他跻身诗坛，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后，在文学作品中，春风终于渡过了玉门关。
如果以杨昌浚的诗打头，顺流而下足可以编出一部蔚为壮观的《左公柳诗文集》。这里面不乏名家之作。1934年春，小说家张恨水游西北，是年正遇大旱，无奈之下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他有感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1935年7月，记者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左公柳也写入了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杨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民国时期，诗人罗家伦出国途经西北，见左公柳大为感动，便写词一首，后经赵元任谱曲成为传唱一时的校园歌曲。
关于左公柳的民间传说和文人笔下的诗画就更见真情。西北一直有左宗棠杀驴护树的传说。左宗棠去世后不久，当时很有名的《点石斋画报》曾发表一幅《甘棠遗泽图》，再现左公大道的真实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绿柳浓荫中行人正在赶路。画上题字：“种树十余年来，浓荫蔽日，翠幄连云，六月徂暑者，荫赐于下，无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泽在途，口碑载道，千年遗爱”。
清末《点石斋画报》刊出的《甘棠遗泽图》
一个人和他栽的一棵树能经得起民间100多年的传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学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风实际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风何能渡玉门，为有振臂呼风人。左宗棠是在政治腐败、国危民穷、环境恶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说他只有平乱之命，并无建设之责。但儒家的担当精神和胸中的才学让他觉得应该为整顿、开发西北尽一点力。左宗棠挟军事胜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飙，扫荡着那经年累世的污泥浊水。西北严酷的现实与一个南国饱学的儒生，砥砺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闪耀在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章之上，绽放出一丝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开创的政治新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强化国家主权，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弃西北的谬论，捐出西北，最后必定是国家的灭亡。他前后五次上书吁请新疆建省，终得批准，从此西北版图归一统。
二是反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烂之局，何况西北。地方官为所欲为，贪腐成性。他严查了几个地方和军队贪污、吃空饷的典型，严立新规。而他自己以身作则，陕甘军费每年过手1240万两白银，无一毫不清。西北10年，没有安排一个亲朋。有家乡来投靠者都自费招待，又贴路费送回。
三是惩治不作为。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却怕事、躲事、不干事的懒官、庸官，常驳回其文，令其重办，“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该道是问！”其严厉作风无人不怕。
四是亲民恤下。战乱之后十室九空，左宗棠细心安排移民，村庄选址、沿途护送无不想到，细致到牲畜、种子、口粮等攸关民生的各个方面。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他命人在西安开粥厂，路人都可来喝，多时一天7万人。他身为钦差、总督，又年过六旬，带兵时仍住帐篷。地方官劝他住馆舍，他说“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
五是务实，不喜虚荣。他人还未到兰州，当地乡绅已为他修了一座歌功颂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惯这种的作风，立令拆毁。下面凡有送礼一律退回。地方官员或前方将领有写信来问安者，他说百废待举，军务、政务这么忙，哪有时间听这些空话、套话，一律不看。他又兴办实业，引进洋人的技术修桥、开渠、办厂……
左宗棠性格决绝，办事认真，虽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时、一地之弊。他抬棺西进，收失地、振颓政、救民生，这在晚清的落日残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为一阵东来的春风悄然渡玉门。而那三千里绿柳正是他春风中飘扬的旗帜。
春风玉门，西北之幸！
柳色长青
柳树是一种易活好栽、适应性很强的树种，但也有一个缺点，不像松柏那样耐年头。我们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但找千年的古柳便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见。所以，对左公柳的保护、补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种情结，也是官方的一种责任，历代出台的保护文告接连不断。这一半是为了保护生态，一半是为了延续左公精神。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护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谕的目的除了保护树木，更加看重的是左公精神的传承。
进入民国时期，甘肃省政府两次行文保护左公柳。现存档案也记录了多起对盗伐事件的处理。1946年，隆德县建设科科长等人借处理枯树，伙同乡里人员盗卖柳树四百棵，县政府给予处罚后还要求“补植新苗，保护成活，以重先贤遗爱”。并就此对境内的左公柳进行了普查，还剩3610棵，都一一编号建档。
岁月无情，从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树到现在已140多年，要想拜谒一下左公亲植的柳树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据档案记载，1935年时平凉境内还有左公柳7978棵，而从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肃森林》记载来看，全省境内的左公柳只剩202棵，其中大部分存于柳湖公园，有187棵。看来我10年间两到柳湖还是来对了，这里确是左公遗泽最多处。如今，斗转星移，大树飘零，左公柳还在锐减。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再次瞻仰左公遗泽。只见湖边星星点点，隔不远处就会现出几株古柳，它们的躯干总是昂然向上的，但树身实在是老了，表皮皴裂，满是纵横的纹路，如布满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图；树身齐腰处敞开黑黑的树洞，像是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无声息地抓地入土，吸吮着岸边的湖水，有的则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风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一棵，都一律于枝端发出翠绿的新枝，密浓如发，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阳中绽出恬静的微笑。柳湖公园正在扩建，岸边补栽的新柳随风摇曳，如儿孙绕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绿满西北，绿满天涯了。我以手抚树，读着左公柳这本岁月的书，端详着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来于战火中不忘栽树且卓有建树的将军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柳湖公园
来源：玉门历史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