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夏季和一个冬季，刘子超分别用搭火车和自驾的方式，来到他去过许多次的中欧。他说，除了这一地区本身的魅力，中欧对他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它的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使这位旅行写作者感受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在 《午夜降临前抵达》一书中，刘子超记录了这两次漫游。就这次写作，澎湃新闻私家地理与他做了快问快答。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中引用了许多文学作品，在旅行中，文学的中欧和现实的中欧，有交相叠映的时刻吗？
刘子超：在古老的城市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比如在布拉格老城的啤酒屋，推门进去的瞬间，经常会觉得走进了赫拉巴尔或者哈谢克笔下的世界。
澎湃新闻：在我的理解中，纪实写作也是创作，旅行文学也是作者的私人化表达，那么在这两次旅行中，你取舍写作材料的标准是什么？你想要展现的是怎样的中欧？
刘子超：记忆是最好的标准。写作的时候，有些记忆会下沉，有些则会浮现，形成一种自然的选择。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的是一个夹缝中的地区（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它的历史与现实，人的生存状态。这个地区本身就充满了悲情，可能是世界上最悲情的地区之一。
澎湃新闻：在你遇到的东欧的普通人身上，能感受到历史的负累吗？比起其他地区的人来说。
刘子超：能感到某种沉重。这种沉重既是历史带来的，也是历史不断重演的现实带来的。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摘录其中几节，与读者分享刘子超眼中的东欧。
《午夜降临前抵达》；刘子超/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1-8
埃格尔
我向伊斯特万·多博广场方向走，路上有一座四十米高的尖塔。它是一座清真寺的附属建筑，标志着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的最北端。从这里拐进去，便看见身披甲胄的老伊斯特万矗立在广场中心，俯瞰着来往的行人。叫他老伊斯特万，是因为按照匈牙利语的习惯，姓是放在名之前的。
坐落于布达佩斯的圣·伊斯特万一世雕像
1552年，伊斯特万率领着两千名士兵与进犯的十万土耳其大军对峙了一个月。当时，作为独立国家的匈牙利已不复存在，土耳其人早已占领了大片匈牙利的土地，自然没把一个小小的埃格尔放在眼里。然而，埃格尔人以高尚、坚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在决定性的反围攻战中，女性也加入了战斗，她们站在城墙上，将烧开的树脂浇在敌人身上。
谣言开始在土耳其军队中肆虐。他们认为埃格尔人之所以如此勇猛，是因为喝了公牛血。他们并不知道，埃格尔盛产一种颜色如公牛血的红葡萄酒。士兵们痛饮了葡萄酒，胡子也被染得血红，显得杀气腾腾。土耳其人被击败了，埃格尔获得了拯救，伊斯特万成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而公牛血红酒成为匈牙利最著名的红葡萄酒。
一个国家的饮食传统总是与民族情结相互作用，这样两者便都获得了传奇性与正当性。
记得小时候去巷口排队买油条，祖母便告诉我，那油条炸的是秦桧夫妇，于是知道了那些排队的大爷大妈吃的是民族大义。此刻，看着老伊斯特万的雕像，我也非常想喝一杯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向英勇的埃格尔人民致敬。
在冬天的欧洲旅行，我渐渐习惯了走进教堂。尤其在圣诞期间，店铺关门，但教堂总是开着。有时候在外面走冷了，或者天气不好，我就会随便走进一所教堂，坐一坐，让自己暖和过来。
我喜欢推开教堂大门时那股木头的味道，里面总是很暗，而且静悄悄。我朝埃格尔大教堂走去，世界像下雪一样宁静，我突然想起今晚是平安夜。
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我从兜里摸出两枚硬币给她。教堂里只点了几盏灯，又黑又静。我坐在木制长椅上，只能看到圣像模糊的轮廓。我坐了十分钟，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又让自己多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出教堂，把剩下的硬币也给了吉卜赛女人。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让我想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的那些受难者的照片。
我穿过马路，走过图书馆和气象台，街上张灯结彩，可没什么路人。一个醉汉提着酒瓶子走过，嘴里嘟囔着什么。两个司机发生车辆剐蹭，正站在路中央互相咒骂，却没有围观群众。平安夜的埃格尔是如此寂静，人都去了哪儿呢？我想着在国内，人们恐怕已经开始准备狂欢了。
我总算发现一家人满为患的餐厅，有看上去不错的匈牙利家常菜。只有两桌顾客在店里用餐，其余人都在等着打包带走。
我排到队尾等候。站在我前面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很瘦，穿着棕色皮夹克，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的黑边眼镜，已经微微有些秃顶，深蓝色的毛线帽子攥在手里。他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向他点头致意。他问我是不是游客。
“是的，特意来这里旅行，想看看匈牙利冬天的样子。”我说。
“非常安静，对吗？”
“比我想象的还安静。”我回答。
他是埃格尔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没有孩子，只有他和妻子一起生活。
“平安夜不在家里做点菜吃？”我问。
他有些腼腆地一笑，说妻子不太善于厨艺，他们的晚餐都从这家餐厅买回去吃。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很地道的餐厅，也不贵。”
“是的，看上去相当不错。”
轮到物理老师点菜了。他一边点，服务员一边麻利地打包。这时，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愿意来我家一起吃晚餐吗？”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有些错愕，但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总让人难以拒绝，更何况我也好奇一个匈牙利物理老师的家庭。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说，“谢谢！”。
我们一起走出餐厅，走进埃格尔的平安夜。他一只手提着菜，另一只手把毛线帽子戴到头上。他住在两条街以外的住宅区，楼下有一家小酒吧还开着门，几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抽烟。物理老师告诉我，他就住在酒吧上面那个房间。
他妻子开了门，一只拉布拉多犬跑过来又磨又蹭。他妻子看到我显然有些吃惊。物理老师解释了一番，把菜递给她，她微笑着向我打了招呼，便进了厨房。
房间铺着木地板，暖气烧得很足。靠窗那面墙边摆着一个书架，除了书，还有物理老师和妻子的合影。另一面墙边是一架钢琴。琴上盖着桌布，上面摆了不少小玩具，看样子似乎已经有段时间没人弹奏了。房间不算很大，但是两个人生活绰绰有余。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物理老师开了一瓶红酒，妻子已把菜分盘上桌。每个人面前都有酒杯、刀叉和盘子。我们碰杯，祝彼此圣诞快乐，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你知道吗，开始我以为你是日本人，”物理老师说，“我之前接待过一个日本年轻人。”
“有很多日本人来这里旅行吗？”我问。
“是这样的，我在一家民宿网站上注了册，一个日本人就发信联系我，大概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相比中国人，来这里旅行的日本人还算不少。”
“你感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大吗？”
“外表上我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物理老师笑着说，“但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太好，所以很难和他们进行太多交流。不过我问了他对中日关系紧张的看法。”
“他说什么？”
“他说，他并不关心政治，很多日本年轻人也不关心，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日本首相是谁。”
相比一个没人关心政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热衷参与政治的社会，反而更可怕—只有极权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物理老师的故事
我们很自然地谈起苏联时代的记忆。
物理老师喝了一口红酒，像在追忆非常久远的事情。然后他郑重告诉我，他是犹太人。二战时，他的祖父母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岁月。他们原本住在布达佩斯，1944年夏天被送进波兰的集中营。他们负责做苦力，侥幸活了下来。
奥斯维辛 图 刘子超
二战结束后，为了忘掉过去，一家人迁居埃格尔。他们隐瞒了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跟任何人透露。他们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也不再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礼拜和生活。他们担心，一旦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将来可能再遭厄运。
他们保守身份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儿女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要去布达佩斯上大学之前，物理老师的父母才告诉了他过去的一切。
“我带着强烈的震惊离开了埃格尔。”物理老师说。
那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去布达佩斯的犹太教堂，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也与一些犹太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他开始用心阅读《圣经·旧约》。在此之前，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感到十分隔膜。
毕业以后，物理老师回到埃格尔工作。他说，除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十分稀少，在埃格尔就更少，但他仍和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团保持着联系。
“犹太人的目前状况还好吗？”我问。
“很难用好与不好来回答，”物理老师说，“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总是犹太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我想起欧洲历史学家约瑟夫·P.伯恩在《黑死病》一书中写到的情景。当时，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源头，于是遭到灭绝性的屠杀。而这些年，因为欧债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欧洲，尤其是匈牙利复燃。一个叫“Jobbik”（意为“更好的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获得了不少支持，其领导人甚至进入了欧洲议会。
“有意思的是，经过媒体调查，这个人实际上拥有犹太血统。和我的祖母一样，她的外祖母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人就被Jobbik组织清除了，但是这个党派的势力仍然很大。”
“你对未来有过担忧吗？”我问。
“犹太民族总是时刻准备受难，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物理老师说，“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担忧。”
他微笑着举起酒杯，于是我也举起我的。
“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他说。
回旅馆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这句话。夜空爽朗，点点繁星仿佛教堂的蜡烛。然而，在这处处隐藏着暴力的世界上，我们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那些悲剧和苦难、战争和屠杀真的能够不再上演吗？
我想，是不能的。
那么，我们能做的，确实只有祈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