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3454字丨阅读全文需要4分钟
二、敦煌文献推动河西地方史研究
在汉唐历史上，河西走廊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自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占领河西地区。随后，吐蕃、回鹘、退浑（吐谷浑）等民族及嗢末、萨毗、仲云、龙家、南山、通颊等部族，都曾经活跃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原王朝，都未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从而使传统史籍对这一地区的记载既少又简，甚至付之阙如。幸而有敦煌文献的发现，才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时段的河西历史有所了解和认识。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一) 张议潮收复沙州(敦煌)的时间
在敦煌历史上，曾出现一个张、曹两氏统领的归义军地方政权，即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后期，沙州土豪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者，并遣使上表，归顺唐王朝。
据《唐会要》载：沙州“天宝末，陷西戎。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资治通鉴》载：大中五年春，“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
从这些记载可知，9世纪中叶，张议潮在敦煌起事，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为表彰张议潮的功勋，唐王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对于张议潮在敦煌起兵的时间，《唐会要》《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系于大中五年，而敦煌文献《张淮深碑》则记为大中二年：“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以献天子。” S.788《沙州志》寿昌县条载， 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寿昌县原为沙州属县，《沙州志》的记载也说明敦煌收复在大中二年。P.2762背《圣鸟庚申降此间》诗云: “圣鸟庚申降此间，正在宣宗睿化年。从此弃蕃归大化, 经营河陇献唐天。” 在“从此弃蕃归大化” 句下原注：“大中二年也。”
从上引敦煌文献可知，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是大中二年，并不是传世典籍所记载的大中五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载的差别呢？当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敦煌并向唐王朝报捷时，沿途和周边还被其他部族或少数民族占领，不属于唐王朝的地盘。为了使报捷表文能够顺利到达长安，张议潮就“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 经过艰难的“纡道驰函”，最后只有走东北的一队，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才到达长安。
我国史学的传统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如《隋书》是唐代人魏徵等撰，《旧唐书》是五代人刘昫等撰，《新唐书》是宋代人欧阳修、宋祁等撰，《资治通鉴》是宋代人司马光等写的。后代人在撰写前代历史时，所依据的主要是前朝所保留的实录。而实录所记载的时间是表文送达朝廷的时间，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时间。如张议潮在敦煌起事，推翻吐蕃的统治，收复敦煌是大中二年，但报捷表文送达朝廷时已到大中五年，故史官就记为大中五年。后代的史学家依据前代史官留存的实录等来写历史时，自然就写为大中五年。而敦煌文献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年代，从而纠正了传世典籍记载的失误。
(二) 金山国与敦煌国
在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之际，以敦煌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孤悬西陲，无法得到中原王朝的援助。当后梁代唐后，日益强大的甘州回鹘实力大增，并对归义军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在敦煌建立了独立的西汉金山国。《旧五代史·吐蕃传》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对于金山国，正史中只有这20个字的简略记载。仅凭这些简略记载，我们无法得知金山国的具体情况。而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则为解开金山国之谜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敦煌文献P.2594和P.2864《白雀歌》是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重要材料。《白雀歌并进表》载：“伏以金山天子殿下，上禀灵符，特受玄黄之册；下副人望，而南面为君。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十二冕旒，渐睹龙飞之化；出警入跸，将成万乘之尊。八备箫韶，以像尧阶之舞，承白雀之瑞，膺周文之德。”从《白雀歌》的诗句可知，它就是金山国建国及其发展的一部史实描述。
除了《白雀歌》外，P.3633《龙泉神剑歌》也是有关金山国的敦煌文献，它是金山国的吏部尚书张文彻所作，是一首歌颂金山国建国及其争战的英雄史诗，其中如“天符下降到龙沙，便有明君膺紫霞”，“国号金山白衣帝，应须早筑拜天坛”，“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通同一个金山国，子孙分付坐敦煌”，“改年号，挂龙衣，筑坛拜却南郊后，始号沙州作京畿”，“今年收复甘州后，百寮舞蹈贺明君”。
《龙泉神剑歌》的记载比《白雀歌》更直白、更生动，将金山国的建立及其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与周边各部族的关系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反映得淋漓尽致，是一幅活生生的金山国建国画卷。
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将河西归义军改建为西汉金山国。这里的西汉金山国，是指西部汉人之国，其“白帝”“白衣天子”的名号，乃是古代汉民族传统的五行谶纬思想的产物。从《白雀歌》和《龙泉神剑歌》等敦煌文献可知，金山国从建国开始，就面临着“四面六蕃围”的严峻局势，尤其是和甘州回鹘的争斗不断。据写于辛未年（911）七月的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载：“近三五年来，两地被人斗合，彼此各起仇心，遂令百姓不安。”公元911年，甘州回鹘再次兴兵进攻金山国，“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自损伤，口云索和”。这时金山国因为连年战争，国衰力弱，无法应对回鹘的进攻，不得不与回鹘求和，条件是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两地讲和后，希望回鹘“天可汗”既“莫煞无辜百姓”，“更莫信谗”，不要受吐蕃的挑拨。当金山国与回鹘结成了父子之国后，张承奉也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的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的“天子”之号，经回鹘的同意，将“金山国”改称“敦煌国”。直到914年由曹议金取代，建立曹氏归义军政权。
由此可知，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河西历史上，在敦煌归义军张氏和曹氏之间，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西汉金山国。如果不是敦煌文献的发现，我们对于两《五代史》中有关张奉和金山国的简略记载，真是难知其详。
敦煌文献中除了张议潮起事的时间和金山国的材料外，还有许多独特的史料，如地志类文书S.2593、P.5034等《沙州图经》、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S.367《沙州伊州志》、S.788《沙州志》、S.5448《敦煌录》、P.2009《西州图经》、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等，这些文献不仅记述了敦煌及其周边的历史地理，同时也保存了一些敦煌的历史轶闻和故事。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挖掘整理，可以填补敦煌史地研究的空白。
本文通过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实例，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敦煌学研究对中古历史研究的推动。第一部分着眼于全国的共性问题，即整个王朝史中普遍性的制度问题；第二部分着眼于河西地方问题，即敦煌学对西北史地研究的贡献和独特价值。
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我们在使用敦煌文献时，还应该有所注意：
第一，敦煌文献数量庞大，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完整而系统的材料较少，有些仅仅是片言只语。经过百年的整理和研究，未经利用的显见史料几乎没有。敦煌文献是传统的“会通”时代的学术产物，在今天分类或分科的学术研究中，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更多地需要综合知识来挖掘和利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仅要将杂乱繁多的敦煌文献建立内在的联系，还要善于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典籍作整体性的有机结合。
第二，我们既要重视敦煌文献的独特史料价值，又要将其放在全国的视野中。如果就“敦煌”而研究敦煌，会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我们提倡利用敦煌文献时要走出“敦煌”，将其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视野中。只有将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历史结合起来，将“敦煌”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系中，才能彰显敦煌文献的价值。
第三，敦煌文献虽然具有全国性，有些文献甚至就是长安或南方的写本，但从总体上来看，敦煌文献毕竟具有地域性，即它姓“敦”，主要反映的是敦煌或河西地方的历史。在利用敦煌文献时，既要考虑其地域性和差异性，又要考虑其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不宜轻易用敦煌文献否认传世文献的记载，更不能任意曲解已经明白无误的传世文献记载。
来源：《新华文摘》2021年第23期。作者简介：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