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和他的北大附中改革
王铮。图/受访者提供
3月15日，在新学期开学近一个月后，北大附中终于迎来新校长，此时，距离前任校长王铮被免职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公开资料显示，新校长由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党委书记马玉国“空降”，他是个“70后”，今年刚好50岁，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而且担任多年山东招生组组长，和各地中学有密切往来。
在新校长任命会上，马玉国表示，北大附中校长这一岗位“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心里也曾经有斗争”，但在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后，他表示，未来，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回应孩子们的努力付出，回应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新校长到任之际，在北大附中内部，一些变化也正在发生。家长提出要增加早读，艺术、体育老师从明年起会减少，关于是否要恢复班级和班主任，一些传言也在流出。而对这所充满争议的改革名校的未来，现在还没有人能说得清。
王铮和他的北大附中改革
本刊记者/霍思伊
发于2022.2.14总第1031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大附中）校长王铮被免职。按照任期，他原本还可以干到2022年6月。
从2002年起，王铮就在深圳中学（简称深中）进行教改，2010年4月，他来到北大附中继续改革，有人称这是深中改革的2.0版本，更加激进，也更加完整。伴随着近20年的改革，王铮身上被不断贴上各种标签：走班、书院制、自由恋爱、高考是一场游戏……在家长们眼中，这些新名词充满危险；孩子们把它当成诱人的果子；一些教育家认为这是一场乌托邦，在他们眼中，在以高考为轴心的中国教育现实下，只有两种高中：衡水中学，和衡水中学的变种。
北大附中改革，是否真的只是一场持续了12年的“乌托邦实验”？
自由的边界
很多老师还记得，王铮在北大附中召开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时说，我们用班级把孩子给禁锢住了……一个班主任把所有的事都管起来，学生是否会度过愉快的三年，完全取决于是否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有很强的偶然性。学生的社交网络也就只限于这四十几个人……
在王铮的改革中，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和高一、高二的年级组长，接着又正式取消行政班，实行单元制，高一、高二学生被分配入六个“单元”。单元与班级的最大差异是跨年级，作为一种比班级更庞大、松散的组织形式，单元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交往和活动范围，致力于在学生群体中形成“社区”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学生自治”。
刘周岩是北大附中改革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2010年9月，他进入附中就读，首次接触到“单元”“走班”、开放选课等概念，觉得新鲜又刺激。但他没有体验过真正的“走班”，因为多元化的课程建设需要时间，在改革前几届，学生课表仍大体相同，因此，外界一度指责附中改革是“形式主义”。刘周岩也指出，虽然名义上的班级取消了，但因为总是有固定的同学一起上课，相当于还有“班级”存在。但和小学、初中时的行政班相比，由于班主任的缺位，班集体彻底消失了，每个学生不再置身于传统的集体中，而被抛入一个更大的单元集体，在这里，学生们只有同伴，没有老师，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成人权威让位于学生自我管理，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构建的一种新秩序。实际上，在正式改革前的最后一个暑假，王铮就着手在物理空间上瓦解传统秩序。他把面向走廊的墙砸碎，换成大面玻璃窗；将两间教室合为一个大开间，改造成单元活动室。这里是各单元学生的独立空间，老师没有权限进入，由学校拨给一定经费，学生自己装修，决定墙壁的颜色、沙发的品质和桌椅的摆放方位。与此同时，他还拆掉讲台，搬走教室里面目一样、朝向前方的桌椅，换成更适合讨论的圆桌和菱形桌。一些老师认为，真正的改革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没有人管我们了。”刘周岩说，以前，凡事都要看班主任眼色，他如果喜欢你，你这三年就会过得很舒服，于是大家都想努力获得他的喜爱，不被喜欢的孩子就会自卑。而班主任的喜好或决定，往往是主观的，或者跟着成绩走。“比如，中午能不能下楼踢球，校规里根本没有写进去，但如果班主任不喜欢，那就是不对的。”他说。
从2011年6月起，北大附中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实行学院制，设立行知、元培、博雅和道尔顿四大学院，分别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行知负责高考方向的常规课程；元培针对竞赛生，开设难度更高的“荣誉课程”；博雅早期只针对出国学生，教材以阅读经典文献为主，后来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开设了一系列通识人文类课程；道尔顿则负责国际部学生，独立招生。
改革早期，单元和学院是绑定的，一旦学生选定了高考、竞赛或出国等不同方向，就只能选修对应的学院课程。2013年7月后，北大附中的单元改名为书院，并从2014年起，书院和学院彻底脱钩，学生的生活体系和课程体系成为两个完全平行、独立的结构。书院是一个纯粹的生活共同体，共有九个，学院则是课程建设单位，现在，几乎所有课程对各个书院的学生都开放，选课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高考色彩被弱化，这标志着北大附中的书院制改革走向成熟。
王铮指出，书院内各项事务均由学生自主管理，学生置身其中，会经历解决纠纷、合作研讨、谈判妥协等这些未来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多位受访学生表示，长期处于投票、选举等自治环境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局外人”，在进入大学后也更关心公共事务，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2018届毕业生张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参与书院自治，让她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出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但这种模式并不完美。董豪泽很快就发现，在100多人的书院中，积极参与书院事务的学生可能始终只有30人左右，大多数学生参与积极性低，开议事会时打游戏、玩手机、写作业的情况很常见。
刘周岩回忆说，让学生管理自己的理念很美好，但其实没什么需要自治的事。“我们需要决策的最大的事，可能就是活动室能否吃外卖”。在他看来，学生自治有时流于形式。“我们装修活动室时，有一个桌腿装错了，每隔一段时间，桌子就会塌。我作为高一的单元自治会主席，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塌了的桌子重新安回去，这也是自治会的写照。”他这样形容。
王铮的改革观念从何而来？据深中学生自办杂志《涅槃周刊》记载，2003年，王铮携一支由深中中层干部组成的访问团参观了新加坡的莱福士书院。正是这次访问，让王铮带回了“单元制”。
成立于1823年的莱福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中学之一，李光耀就毕业于此。进入书院的1~4年级生会被分入五个House，每个House都由学生委员会领导，并拥有各自的身份标志、对应颜色和吉祥物。学生通过参加校际活动为他们的House赢得积分。事实上，House的概念最早来自英式私立学校，在欧美并不罕见，因此，一些评论认为王铮的改革理念只是个舶来品。
多位受访老师则认为，王铮的单元或书院制改革，是其自身改革理念的自然推演。王铮高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8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回到北大附中任教，并在1994年时成为副校长。2000年，王铮南下深圳，筹办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一些老教师还记得，他在去深圳之前就说，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班级。2002年3月，受深圳市教委邀请，王铮又“空降”深圳中学校长，开启了深中改革。在深中，他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级制，实行单元制和导师制，学生开始“走班”，当时招致巨大争议。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这样高度自主的教育模式。
刘周岩发现，在新秩序下，人际关系的那层“安全网”没有了。当学生被忽然抛到班集体之外，在更开放、松散的人际结构中，缺乏归属感，孤独、失落和自闭，是很多学生的“症状”。而在传统的班级关系网下，即使并非出于完全自主，也会和几个同学形成稳定的关系网，或者被班主任关注。
2016年9月，蔡佳琳刚进入附中时，第一次自主选课，周五下午最后一节没有选上，“我当时想，天啊，我来学校是上课的，结果课表都排不满，只能去自习，太可怕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前两周里，她恐慌、混乱、迷茫、无所适从。
大多数学生都和蔡佳琳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和茫然，每个人的适应速度各不相同。在一次采访中，王铮被记者问到，学生自我管理是否会带来混乱？他说，就是要经常给他们制造一些混乱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就会去想，我到底要干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里的学习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不自主，在附中就没法生活。体制的变化逼迫着学生要做这些事……所以，不用问，这些能力必然会得到锻炼。”王铮说。
在多出来的自主支配时间里，刘周岩喜欢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身边的竞赛大神们则疯狂刷题。但他也坦承，如果不想学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堕落是很容易的”。尤其对一些缺乏自控力或明确目标的学生，改革后，没有老师这个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甚至缺乏同伴的比较与激励，传统班级为学习提供的那层“安全网”也消失了，“有些人不再往上爬，可能直接就掉到了地上。”他说。
“坠落”的案例并不罕见，有人在初中时成绩很好，高中两年却在游戏中度过，最后留级。蔡佳琳的一个同学不太适应，挂了很多科，最后去了一所很不理想的大学。“你让一个尚未真正成年的人在两三年内通过走一些弯路来长大，又马上振作起来，很多人都做不到。我这个同学，在高考后才后知后觉，但时机已经错过了，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蔡佳琳说。
很多学生和家长认为，附中是一所有“门槛”的学校，更适合一些原本就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自控力，并且知道自己想有什么的学生。对这类学生，北大附中可以让他们“如鱼得水”。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丛林法则。
王铮相信，不同阶段的教育模式应该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去设计，比如到了高中阶段，应更像一个“小社会”，他希望学生的交往不受班级的限制，学习可以自己选择。很多深中或附中学生回顾自己的高中生活，会觉得这是“最像大学的中学”。王铮说：“我们没有像大学，只是不要像小学一样。”
但问题是，在欧美社会，选课和走班在初中时就已经非常普遍，在王铮常提起的芬兰案例中，其小学就已经是主题教学，高年级时才分科。而中国学生此前所经历的初等教育体系，并非遵循王铮理想中的成长性和层次性规律来设计，因此，在改革的微观环境和教育大环境之间，存在某种断裂和脱节。这种脱节反映在学生身上，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进入北大附中后就迷失了。
北大附中的学生参加网棒球课比赛。图/新华
向教材“动刀”
2014年暑假，距离开学还有两周。北大附中高中部所有语文老师突然被叫回学校。王铮说，从下学期开始，不再用原来的教材，改为阅读原著，老师们面面相觑。几乎同时，这一幕也发生在英语老师之间。
从2014年9月开始，北大附中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老师用“颠覆性”来形容。前三年，王铮的着力点在打破学生原本的生活秩序。这一次，他对教材“动刀”了，首当其冲的是语文和英语两个学科。
课改之初的问题，是时间太紧且缺乏系统性。王铮上任后取消了教研组，新设的学科主任更多是名义上的，整个语文组没有实际上的召集人，因此无法进行统一的课程规划，也缺乏系统性的统筹和管理，老师开什么课，怎么教，对教学成果如何评估，对这些都没有形成共识。“一下子开这么多课，老师不够，于是从北大招来了几个研究生，他们上什么课，怎么上，我们都不清楚，也不交流。”一位已经退休的语文老师回忆。
初期选课上不作任何限定和分层，所有课程统一开放给高一、高二混选。一位退休的语文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由于高一、高二学生的水平有一定差距，如果同时选一门课，课上的讨论环节就“基本没有高一学生的事”。另外，学生往往会“扎堆”选课，口碑好、作业少或课堂“好玩”的课，最受欢迎。还有学生只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比如选了四门小说，其他知识点没有学习，最后到了高三“补也补不回来”。
知识碎片化、凭兴趣选择、学得很杂、盲目等，是改革前几届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老师们普遍指出，一方面，好学生的潜力被完全激发出来，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不上，学得很痛苦。
2018届毕业生刘林翰回忆说，高中时，他选修了《鲁迅作品选读》，课前，他会先阅读老师推荐的精读、泛读文本，课上以讨论为主，每周会围绕不同的主题，也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切口进入鲁迅，鲁迅的父亲观、鲁迅儿时的故乡……这门课结束后，刘林翰突然发现，自己有写作的天赋。在记者采访的几十位学生中，很多都说，原著阅读为他们“开了一扇窗”。
前述退休语文老师指出，读原著和教国家教材，各有利弊。“教材是一个盘子里装了好几种菜，是个拼盘。专书阅读则是一整碗红烧肉，你是吃一碗红烧肉过瘾，还是吃两三片肉过瘾？”但学教材的优点就是更“适配”高考，这也是原著阅读的缺点，读原著的学生进入高三后普遍反映不怕长文本，能写作，但基础知识薄弱。
与语文改革类似，英语改革也要求老师扔掉教材，改为阅读长篇原著小说，把学生浸淫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一位参与改革的英语老师回忆说，改革后，学生普遍反映在词汇、阅读理解、写作、英语思维，比如地道的表达方法等方面有较大收获。“我的学生上了大学后和我说，大学的英语小组讨论太简单了。”
不过，英语改革的整体推进并不顺利。这位英语老师指出，王铮的理念和学生基础之间是有差距的，在落实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最初，老师们计划两个月读一本书，后来发现学生“完全接受不了”，生词超纲的太多了，只能把进度放慢到4个月，但还是没有读完。老师们后来也发现这些问题，于是把语文、英语原著进行了难度分级。
从教材到原著，并不是北大附中课程改革的全部。
从北大附中南门进来，右手边的一栋楼就是“博雅星球”，一楼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大厅，中间有两个圆桌，很像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广场，进门处有一个指示牌，带有箭头的路标上分别写着：公共说理、模拟法庭、银杏时报、银杏讲坛、口述史和创意写作等。实际上，王铮从2010年就开始重新搭建整个课程体系，先是在博雅学院下开了很多人文通识类课，比如《批判性思维》《菊与刀》《福柯研究》等。近几年，博雅课程逐渐演化成项目制学习，这些课程统一算作“研究性学习”，每名学生至少要选满6学分。
2010年，王铮还取消了特长生招生。北大附中的管乐团和舞蹈团原本在北京很有名，突然取消，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但王铮认为，与其培养一小部分特长生，不如“把所有学生都变成特长生”，让每个学生都接触到体育和艺术的魅力。在北大附中，王铮坚持文体课程要保证足够的课时，不会被其他主课占用，学生规定每学期必须选修一门体育课，艺术课程一共最低要修满6学分，还专门设立了足球赛、戏剧节、篮球赛、舞蹈节“四大赛事”，请来中戏导演、专业体育教练为学生辅导，力求专业化，学生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准备比赛，只要选修对应的赛事课程，算学分。
与课程内容改革相同步，从2014年起，王铮进一步对课堂形式进行变革，先是尝试“翻转课堂”，将课堂中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不是老师怎么教，而是学生怎么学”，课堂上以学生合作讨论、汇报为主，老师也不能再“灌输”知识，课堂上以答疑和引导为主。
改革是系统性的，从向教材“开刀”，到尽可能提供多元的课程选择；从“翻转课堂”到“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无论怎么改，王铮始终围绕着一点：以学生为中心。这背后的逻辑是：学校和老师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学生提供多元选择。课程可以产品化，一个足够成熟的课程就是一个产品，可以“销售”到任何地方，也就是说，当课程目标、课程资源、学法指导、优秀作业示范等每一个环节都被清晰地分解、共享，物理老师也可以来教语文课。有批评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老师逐渐成为一种工具，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弱化。
一位北大附中学生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王铮改革的一个大问题，是把学生看得太高了，没有充分激发出老师的积极性，大部分老师只是被动跟着走。但教育的核心是“育”，老师不是硬件。
然而，在王铮看来，改变老师是很困难的，毕竟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内已经这么多年了。相比之下，改变学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决定以学生为切入点”。
所有接触过的王铮的人中，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学生的关心，他在学生的事情上，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从上课时老师“导入”应该说什么话，到一处门把手的松动，都在他操心的范围之内。他在生活上极其简单，就住在学校的宿舍单间里，一住十二年，房间里堆满了和教育有关的书和文件。但部分老师们会觉得，王铮只重视学生，忽视了与老师的交流。在他离开深中前，一位退休的深中老师写道：“王铮把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变成了‘干活拿钱’的劳动力。”
高考悖论
几百个家长围住台上的7位语文老师。一位妈妈情绪激动地说，北大附中搞改革，就是把学生当实验品，不开语文课，开什么“人间说话”，谁不会说话。另一位家长马上站起来反驳说，这是《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经典作品，我拥护改革。她的孩子此前从来不读书，上这个课就特别有收获。
2014年11月，因家长的反对声音太多，北大附中就组织了一场家长会，进行沟通和解释。外部对抗的声音如此之多，是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不学国家教材，就意味着学的知识点和高考无关，最终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北大附中改革困境的根本问题是：改革和高考很难真正兼容。
从最直观的成绩来看，2020年时北大附中发布的数据称，该校近年来“清北”录取率平均为10％左右。但具体来说，作为“海淀六小强”之一，在2014年之前，北大附中每年考上清北的人数有60人左右，此后下降到30~50人，2021年，只有20人，在北京的中学里位列第十。与之相比，人大附中的“清北”录取人数已经从过去的100多名增加到了200多名。
与此相应的，北大附中在海淀区的中招分数线也在逐年下降，2016年时，北大附中的统招录取分数为554分，到了2019年，已降到了540分，排在海淀区第六位。在“海淀六小强”的竞争中，北大附中已经处于垫底位置。
“2010年时，北大附中可以在北京市前500名学生中挑，现在是在前5000名里挑。海淀区前1000名里的大多数学生，都被其他学校收割完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附中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说，“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就很难翻盘。”
听闻王铮改革后，很多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北大附中冒险，“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改革的试验品和牺牲品。”前述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家长说。附中老师只能无奈地承认一个现实：无论怎么改，家长看重的始终是孩子最终能上个什么样的大学。
王铮也清楚这一点。他曾说，高考成绩一旦下降，再好的人也不能当校长，再好的老师也要被家长骂。对此，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高一、高二给学生更大空间，让他们探索自我，高三一年则全力应试，埋头苦读。王铮坦言，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只是为了参加高考这场“必须参加的游戏”，“这是服从规则而做的妥协”。
“在当下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大环境下，这近乎是他的唯一选择，他想做一些改革，又必须面对高考，只能不动高三。但这么做的劣势也无法回避，别人用三年来应试，你必然卷不过人家。”一位参与改革的老师分析说。
这样做之后，两个阶段的知识衔接是最大的问题。2019届毕业生林海川觉得，最痛苦的是语文，太割裂了，必修上的课文没学全，高三得重新学和背诵，文学常识也很难补上。一些学生也不适应高考的语文题型。
对这些问题，老师并非不知道，一些老师也暗地里和王铮博弈。2017年，高二新增了一门英语短篇阅读课，看起来仍是原著阅读，其中很多文章都是老师“夹带私货”偷偷从教材中选出并适当改头换面的，“相当于一个变种版的高中英语课本。”前述英语老师说。对此，学生们很欢迎，“上短篇阅读，对我英语水平的提升帮助很大，老师不停地考试，逼着我们背很多高考的知识点。”蔡佳琳说。
2019年，北大附中开始适度回调，允许英语和语文老师教国家教材，并且在课程设置上明确分为两大模块，一类专门面向高考，另一类是原著阅读，一定程度上向高考靠拢。此外，2019年秋季开学后，在高一恢复了必修课，高考科目的选课被固定下来，博雅课的课时也被缩短。这一年，正好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一年以后，北京开始全面实行“新高考”。
这几年，北大附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生源的下降，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高考成绩的影响外，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北大附中的扩招。此前多年，北大附中的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370人左右，从2015年起，由于种种原因，北大附中开始扩招。2016年，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北京市出台“校额到校”政策，采用定向分配方式，要求几所公办优质高中拿出一部分中招名额，分给普通初中的学生，这一年，北大附中的“到校”学生共有102人，此后逐年增加，到2020年时增加到177人，再加上其他“统筹人员”，非自主招来的学生共有202人，约占了总招生计划的三分之一。
“这些学生一般来自远郊区，基础较差，他们可能中考分数比附中分数线要低10~20分，进来后不能适应附中的模式，跟不上。还有些不爱学习的人天天打游戏，带坏了其他学生。”一位附中学生回忆说。
这种背景下，北大附中从2021年开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分层管理。从高一开始，依据学生成绩，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这五门学科的必修课教学分为A、B、C三层，不同层的教学进度、难度不同，学法也不一样。“A层给空间，B层定规矩，C层给管制”，一位附中老师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
如果比较王铮的深中和北大附中时代，后者似乎重走了一遍前者的道路，改革——成绩下降——回调。王铮走后，2010年3月15日，深中校长继任者王占宝在与全体师生首次见面时提出，深中未来的发展策略是“执两用中”，“意思是掌握住‘过’与‘不及’的两头，取用其中间”。
但真的存在“中间路线”吗？
一土学校创始人李一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王铮做的事情，也没有多么创新，只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做一些回归常识的事情，但因为他在高中阶段去做，前后都不适配——在入口处，对接的是传统教育模式，在出口，绕不过的是高考。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既希望给孩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又不希望他在终点折戟，因此，王铮面临着的是一个两面夹击的困境。最后，他往往不得不去作一些选择，可能就变成“四不像”。
李一诺表示，教育问题永远是社会问题的一个外显，教育问题从来不能仅靠教育界本身就能推动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