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最新季第一期，访问了高校教师、作家黄灯。
这一期也被网友赞为“系列最爱”、“选题赢了”、“一集顶好几集”。
有观众从头哭到尾，因为它直击现实的痛点，引起人强大的共情。
2020年，高考人数约1071万人。
“一本”院校共录取约195万人，“二本”和专科类院校共录取约771万人。
后者占据72%.
“和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鲜明对比……
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但他们似乎极少被关注。
《十三邀》第六季黄灯
那还是2006年的5月，黄灯任教广东金融学院的第二年。
那天台风来袭，狂风肆虐。
黄灯有感于此，便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目，改为《风》，让同学当堂完成。
一位女生引起了黄灯的注意。
她一声不吭，低头很快写完，交上来时离下课还有很久。
黄灯看完她的作文，一颗心直往下落。
学生写：
很久没有写作文了，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心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此时，阵阵凄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嘛。
黄灯难过地说：“我们当时对风的感受，不是凄厉嘛，我没想到一个孩子会用‘哀鸣'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位学生出生在多子女家庭，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她已经半年没拿到生活费了。
恰逢由于父母年龄不到四十五岁，申请助学贷款被拒，才有如此绝望和无奈的书写。
这篇作文对黄灯的影响极大，改变了她面对学生的视角。
以前她只是上上课，回去写写论文，评评职称，学生只是她的工作对象。
后来，学生不再是一个个学号，一个个符号。
而是带着原生家庭的印迹，带着对前途的迷惑和期许，走进她的课堂，走进她的生命里的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人。
2019年，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引起强烈反响。
2020年，同名书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热议。
2021年，黄灯荣膺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
>>>>“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
许知远问学生对黄老师的印象？
“理想主义”、“直刺刺的”、“很真诚”，
“非常平等地跟学生交流，学生需要心灵辅导都会找黄老师”，
“她有点给我精神导师的感觉”。
黄灯深感如今教育的“假装”。
拼命鼓吹一种假装的东西，就是不教小孩观察身边的东西。
黄灯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
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她说，“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
所以在她的作文课上，她鼓励学生抛弃高中那套标准化、模版化的语言体系。
给予学生最大的宽容、理解和耐心，让他们回到本真状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正去面对自己的心灵。
不必担心老师会评判他们的对错，审视他们的道德。
节目里，黄灯翻阅学生的作文，如数家珍。
她给许知远念一位学生写她的父亲。
这位学生印象中的父亲冷硬，不近人情，不善言辞。
有一次父亲来接她，大老远地喊：“你站在那，一动不动啊”，然后朝她走来。
她一下子被击中，腿像被灌了铅，她理解父亲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有另一套表达爱意的方式。
黄灯说，这位学生毕业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
学生的作文，黄灯都收藏起来了。
有时学生都不记得写什么了，老师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还喜欢让学生手写作文，手写带有学生的气息。
看到字就能想象学生的样子，仿佛学生就在眼前。
>>>>“学生觉得，读大学的性价比低了”
2020年，黄灯辞去二本院校院长的职务，去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当一名普通的老师。
她在深职院开了一个写作工坊，学生没有学分，老师没有酬劳，但很多学生都喜欢来听课。
课上，一位学生的作文让黄灯震动。
她写：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都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女孩说自己是“工业废水”，黄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觉得触目惊心。
她在课上痛心地说：“都是孩子，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呢？”
交谈时，许知远问黄灯，20多年前她上大学的时候有类似“工业废水”这样的沉重感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真的没有，黄灯否认了三次，她说她也是农村出来的，但对自己的期待，绝对不会用“工业废水”来形容。
现在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黄灯在大学教书有个直观的感受，“我的男学生都不追女孩子的”。
因为他们觉得没资格，追女生又花时间又花钱，还不见得能结婚，结果是不能保证的。
9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钱，但在追求异性时那种自信、张扬以及生命活力，像个年轻人的样子。
当时有那种闲散和放松的心态，因为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
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的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
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当然，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
但这一代。
他们早已没有属于大学时代的青春和莽撞，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
进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
课堂上沉默不语的黄庆伟，在《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中，悲观地写下：
“乌云已经酝酿着危机，雷鸣电闪而人们视而不见，暴雨将至，没人能幸免于难”。
黄灯观察她的06级学生和15级学生毕业后的处境。
她的06级学生，80后一代。
在房价平稳、经济上行的阶段，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都能拥有一份踏实的工作，在工作的庇佑下成家立业，并有三分之一留在了广州、深圳。
而她的15级学生，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在广深立足。
对黄灯来说，这样的蜕变，只有短短9年的时间。
她的学生在择业竞争中，也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在“211”“985”“名校硕博”等严苛的条件下，学生也只能接受可能一生普通的命运。
在书里，黄灯写到一位叫晚秋的潮汕女孩。
她是一位看清现实，非常聪明的女孩，她每一步选择都符合实际、实用、利益最大化。
黄灯为她早早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庆幸，但没办法否认内心深处的失落。
晚秋不过是早早认清现实，及时调整姿态，以一种彻底的工具化方式，找到对付的途径罢了。
作为教育者，黄灯为这种“自我工具化”，掏空了年轻人身上更为重要的青春特质而感到悲伤。
她深知个人成功的价值观，会妨碍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这是黄灯从教十几年来，最为纠结之处。
>>>>“找工作累了，才知道稳定有多么重要”
节目里，黄灯毕业多年的学生聊起了“考公热”。
“好像现在大家都把考公务员，当作最终的抉择了”，一位学生在饭桌上说。
“工作几年再去考公的，这种就是知道稳定的好处了”，宇鑫说。
许知远问宇鑫，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他回答，首先肯定是安居乐业，这个目标实现后，再追求自己喜欢的，可以一直从事下去的东西。
宇鑫的回答听似朴实，其实代表了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饭局结束，在行驶的车流中，字幕缓缓打出宇鑫坎坷的八年。
“（宇鑫）出生在粤西北的一个普通山村。毕业后，他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
“考虑到他家庭的情况，我（黄灯）曾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小城市的公安局。没想到不到十天。他断然辞职，回到社工组织。”
“但毕业八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具体担子，终于压在这个男人的肩头。生活已没有太多选择”。
有自己想法和坚持的宇鑫，对物质没有太大欲望的宇鑫，最终也将“安居乐业”当作首要任务。
我真心希望我接触的孩子，都过得很好，黄灯说。
但恰好，境遇不怎么好的，内心有苦楚的孩子，喜欢跟黄灯聊天。
自己也就像一个桶，装满了孩子们的倾诉。
她需要通过写作来疏解，尽管每次写他们都会哭。
《我的二本学生》，19万字，俱是一位师者的忧虑。
如果不是长期的观察和接触，如果不是发自肺腑的关怀，断不会有如此真实赤裸的文字。
当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考公。
对此她写道：
“体制内的工作，这个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是一种平庸的生活，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但你不知道，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是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的生活，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 。”
有时，黄灯觉得写作成了一种罪恶。
她解决不了学生的问题，还把他们写下来，变成书，变成商品，被别人评头论足。
但她知道必须写，总要有光照到他们身上，看到他们。
广州有个叫龙洞的城中村，黄灯的很多学生都住过这里，有的已经走出，有的还在。
她会告诉每一个即将租房的毕业生，去伟福的家看看。
伟福租住在龙洞一个老式民居里，七楼，没有电梯。
节目里，镜头追随着伟福的脚步，来到拥挤、嘈杂、无序的城中村。
爬了黑黢黢的楼梯，累得气喘吁吁，看到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未居”二字。
推开门，别有洞天。
房间被主人布置得美好，妥帖，充满艺术氛围。
废弃的塑料瓶，被他摆成了展品。
灯光闪烁下的电影剧照，实木夹子夹起来的生活照、明信片，无不显示着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