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国粹派的章太炎、黄节重新挖掘传统夷夏观的同时，亦吸收了西方人种学的知识，试图建立新的夷夏观。在清末革命的大背景下，二人实际上是借助历史视角阐发了各自的政治观点。二人是如何创造性解读传统？又为何要建立新的夷夏观？
章太炎和黄节
传统的夷夏之辨
在晚清时期，国粹派诸人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黄节等人皆曾对《春秋》中的夷夏问题展开讨论，选取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借以宣扬民族主义。他们在阐述“《春秋》大义”时都很重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题：刘师培认为，“诸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与”，郑玄注《周易》，马融注《尚书》，申公、刘向治《鲁诗》，汉儒治《周官》以及《春秋》三传，皆在“辨种族”，强调华夷之辨；马叙伦认为，《春秋》大义为“大复仇”，让百姓“辨其族类”“澈其荣辱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其治术分为三世，于据乱世，“张荣辱之义”，“复仇”“三世”之说实乃公羊家之言，亦借此强调《春秋》中族类之别。
章太炎提倡《春秋》中“内诸夏，外夷狄”之说，将之理解成民族主义：
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导于前，晚邨、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着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盘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
章太炎尝言，“外祖朱氏，尝授以《春秋》大义，谓夷夏之辨，严于君臣，服膺片言，以至没齿”。
黄节亦坚持夷夏之辨，他在《尊王攘夷大义发微》一文中说：
自宋以来，孙明复以尊王发《春秋》，胡安国以复仇传《春秋》，皆处乎其时而有隐痛者为之，华夷之辨赖以复着。不幸神州陆沉，异□入主，变乱经传以行其奸，逮至□初□□□诸人奉勅制《春秋》传说，□□乃取经传之诛绝夷狄者，概从刊落，至于一文一字之间，犹复窜易不遗，而大义亦霾矣。
为了不犯清人忌讳，黄节对清廷的批评采用了模糊手法，“异□入主”“逮至□初□□□诸人”“□□乃取经传之诛绝夷狄者”皆用空格加以回避处理。黄节在此处宣扬孙明复、胡安国，以为“华夷之辨赖以复着”，指责清人将“经传之诛绝夷狄者，概从刊落”之举，致使“一文一字之间，犹复窜易不遗”，《春秋》之“大义亦霾”。
传统夷夏之辨，乃是以地理空间的内外（“内诸夏而外夷狄”）与族类或血缘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基础来划分彼我之别的，章太炎、黄节皆持守了这一点。
再造夷夏的尝试
章太炎与黄节虽皆对传统的夷夏观有所挖掘，然他们在理解夷夏问题时，却加入了西方人种论的看法，试图从人种论角度重新建立新的夷夏观。西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种来自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人的祖先黄帝乃巴比伦人。章太炎采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的看法，他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说：
方夏之族，自科派利（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古巴比伦地区）；东踰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太皓；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其比邻诸部落，有礼俗章服食味异者，文谓之夷，野谓之狄、貉、羌、蛮、闽，拟以虫兽，明其所出非人。
在章太炎看来，华夏来自于西方的古巴比伦，人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夷夏之别，并从此一角度将狄、貉、羌、蛮、闽排斥在外。从人种的起源来看，章氏又有另外一番看法，他在《原人》中说：
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骚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含生之类，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夷狄，不比于人，而晚近讳之。
章氏将戎、夏的部族之别归因于人进化的早晚，此是自然进化之势，“凡虏姓，今虽进化，然犹当辨其部族，无令纷糅”，也就说夷狄即便是进化了，也应该与华夏相区别。他还从种性差别来探讨民兽之别：
民兽之不秩叙，千有五百岁矣。凡大逆无道者，莫勮篡窃。篡窃三世以后，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无大害于其黔首，则从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异种者，虽传铜瑁至于万亿世，而不得抚有其民。何者？位虫兽于屏扆之前，居虽崇，令虽行，其君之实安在？虎而冠之，猿狙而衣之，虽设醮醴，非士冠礼也……盖人兽之界限程度，本无一定，予之过滥，则枭雄阳尚以人言，况戎狄耶？若专以文理条贯格之，则戎狄特稍进。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号令，种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种性文，虽百挫亦人。
在章氏看来，种性差异从根本上造成了民兽差异，即便是礼教也无法改变异种者的本质，故而“种性非文，九趠不曰文，种性文，虽百挫亦人”。不过章太炎很快反悔了，放弃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的说法，他在1909年的一次演讲里面即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在1914年出版《检论》时，章氏将谈及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的内容皆加以删除。
1905年，《国粹学报》在上海刊行，黄节以此为阵地，发表他的夷夏论述。他通过对《春秋》中“《春秋》进吴楚，未尝进夷狄”一句的讨论，来表达夷夏之别。他在《春秋攘夷大义发微》一文中说：
自董生《繁露》，援据于邲之战，谓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以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于是《春秋》华夷之限遂至大溃。夫夷狄恶名，此《春秋》之通辞，《春秋》有进吴楚之义而无进夷狄之义，吴楚者，其地荆蛮而其临制之者，吾种人也。故繇其地则用夏变夷，繇其主人，则吾黄帝之子孙，盖可进也，若夷狄，其地在王化以外，而其临制之者，非吾种人，盖必不可进也。
邲之战，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为，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亦即华夷可以相互转变、演进，而黄节却大加申斥，“《春秋》华夷之限遂至大溃”。在他看来，夷狄恶名乃《春秋》通辞，“有进吴楚之义而无进夷狄之义”，吴楚虽然地处荆蛮，而临制之人乃为“吾种人”，“繇其地则用夏变夷”，“繇其主人，则吾黄帝之子孙”，故可以转变、演进；如果是夷狄，其地域在王化之外，其临制之人不是“吾种人”，故不可转变、演进。他以“吾种人”为标准来讨论夷夏问题，实际也掺入了人种论的思维。
与章太炎一样，黄节也受到了“人种西来说“这阵风的影响。黄节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黄史》一文中讨论中国人种的来源时云：
吾种人来自西方，有可考见者。古书所载盘古生于大荒，莫知其始，抟土引絙，渺邈难信。克比利谓吾国太古民族自加尔特亚、巴比伦转移东下，近时学者谓加尔特亚盖即古所谓葛天（余杭章氏言尔、亚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巴克者，盘古一音之转，西方称吾民族为巴克民族，即盘古民族。夫地名、人名重译不齐，审音比附将毋可信。若今里海西南隅则有巴克地名（诸暨蒋观云说），斯又何从邪？吾闻之天皇被迹于柱州昆仑山下（遁甲开山图），昆仑有名曰巴尔布哈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巴尔布哈之音殆与巴克尤近，其为昆仑山本名邪？且帕米尔诸土番称其酋长亦曰伯克（元和胡祥鑅帕米尔辑略，据薛福成稿本），然则以高山名其酋长，则谓巴克民族即昆仑民族。
黄节在此引用“克比利”（拉克伯里）的“西来说”，批评章太炎等“谓加尔特亚，盖即古所谓葛天”“巴克者，盘古一音之转，西方称吾民族为巴克民族，即盘古民族”的说法，指出昆仑有名巴尔布哈，其音与巴克尤近，加之帕米尔土番称其酋长为伯克，故巴克民族即是昆仑民族，这与拉克伯里所谓的“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的说法相去甚远。如此，黄节虽采用了“中国人种西来”的说法，却与章太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章太炎认为的“西方”是沿着拉克伯里的路，指向古巴比伦地区，而黄节却进行了转译与改造，认为“西方”在昆仑山。他们对华夏人种的追索，不过是试图重新塑造有别于传统的夷夏观，传统《春秋》中的夷夏之辨是以地理、族类为标准来划界的，而章、黄二人却从人种源头进行考察，以人种之异来划定夷夏。
徘徊于排满与反西之间
章太炎、黄节利用西方人种论来建立新的夷夏观，意欲何为？他们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有明确的内在诉求。章氏意在排满、反满，并不反西；而黄节却排满与反西兼而有之。
章太炎指出满洲乱政之由在于其天性习惯所致：
且今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断今之政事，则一命以上，比屋可诛，亦非清律所能容亦。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纵贪饕，务在上下容隐，比周为奸，久之则反以简易宽容为长德。故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
他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斥满洲为异种贱族，非华夏之族，亦意在逐满、排满：
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
与满人相比，章太炎对西方人的态度却截然异趣，他在《原人》中指出：
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是故古者称欧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国，异于荦鬻、獂之残忍。彼其地非无戎狄也，处冰海者，则有哀斯基慕人，灰瑞西、普鲁士而有之者，则尝有北狄，俶扰希腊及于雅典者，则尝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谓大地神皋之无戎狄？而特不得已是概白人尔，戎狄之生，欧、美、亚一也。
在章太炎看来，欧美亦是中国，只不过与中国有黄、白之异，与中国一样，欧美亦有夷狄。从种族上，章太炎俨然将欧美与中国视为相同的尊贵的地位。
既然黄节以中国人种西来说为基础，论证华夏人种来在于昆仑山，那么自然将满族、西方人排除在外了。他在《攘彝》中说：
区亚洲种族凡六，而吾黄族实居其一，四千年历史之人种为最贵矣。环吾族而处者于北曰狄，厥种为犬，于南曰蛮，厥种为蛇，于东北曰貉，厥种为豸，西曰羌，厥种为羊人。
黄节言“吾黄族”在人种上为最贵，其他地域分别以犬、蛇、豸、羊人视之，其中东北亦在此列。东北乃满人发迹之地，黄节在此亦暗指满人，作人种上与汉人的区分。不但如此，他接着还将周边的部落、国名、所窃据之地、兴亡时间列于文后，亦将女真归为“豸”类。他在《防汉》中批评女真人对汉人的压制：
女真人入主中夏，惧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率其种人，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虑胡汉相斗，乃令种人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错者，互易之，使各有界别而禁种人学为汉人，又禁学为南人之服饰。
黄节于此处揭露女真入主中原后，立屯田军制度，为防止胡汉相斗，进行土地上的区分，“禁种人学为汉人，又禁学为南人之服饰”。他在《黄史》的总叙中说：
迄女真遂奄中州而有之……《春秋》之义，不可旷年而无君，然则今日修史，独可旷二百余年而无国乎！黄史氏曰：悲夫，吾国史之羞也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
黄节在此隐晦批评满清统治的两百多年，对中国文化的控制与历史记忆的清除，导致国之无史，“中国之不国”。东北乃满人发源地，而女真乃满人先祖，黄节并未明确直指清人、满人，但含沙射影，通过讨论东北、女真，从种族、土地制度、服饰、氏族、文化等方面强调中国人（黄族）与女真之别，显然所指在满清，意在排满、反满。
与此同时，他从种族、制度层面，指出中西之间的差异。黄节对“醉心欧化”开篇就有批评：
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
他对“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予以反思，且反思、检讨当时时尚的“醉心欧化”之风，只是“举一事革一弊”。他《国粹学报叙》中说：
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与吾国同文而易殽也。譬之生物焉。异种者，虽有复杂，无害竞争。惟吾同种异类者，虽有竞争而往往为其所同化，泰西与吾异种者也，日本与吾同种而异类者。
黄节在此表明，学习日本，而不应学习西方，原因在于“日本与吾国同文而易殽也”，“泰西与吾异种者也，日本与吾同种而异类者”，他采用“同种”与“异种”观看待日本与西方。
他在《尊王攘夷大义发微》亦说：
泰西民族主义汹汹东侵，于是爱国之士辄欲辨别种族而先行域内，则涉于政治者亦有一二，然斯谊弗明，为举世所害。
黄节表达出对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防范，必先“辨别种族”。
章太炎、黄节移用西方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试图从人种差异角度，重新塑造新的夷夏观，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辨以地理空间、族类为据的定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新的尝试。章太炎与黄节的分歧之处在于对“西来”的“西”的不同理解，章氏完全接受了拉克伯里的说法，西在巴比伦；而黄节却加以改造，认为西在昆仑山，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对满人、西方的态度。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将满人成功排斥在了华夏之外，满足了排满、反满诉求；而不同之处，就是对西方的态度别为两途了，章太炎将西方与中国等而视之，黄节却走向了反西。
对于拉克伯里所提倡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章太炎的完全接受与黄节的某种程度的接受，于排满、反满而言，是一个颇为有利的武器，然似乎如此比附西方，完全归服于其一套人种论的说辞，使得华夏民族的主体性丧失了。除此之外，亦会造成华夏诸民族之间的对立与断裂，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灭，民国肇建，章太炎、黄节塑造的夷夏观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将满人重新纳入到华夏系统之内成了新的课题，章、黄二人通过人种学说建立的新夷夏观也随之失去了作用。可见，西方的思想资源并不是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