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孟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
据报道，近期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的广告频频出现。有培训机构声称“没有专业限制，没有学历限制，考证后就能年入几十万”。有的打出“岗位缺口数百万，拿下证书就有了金饭碗”的广告，吸引消费者报名。
3月15日，央视新闻曝光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考证内幕。一些培训机构夸大其词，称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缺口极大，年入几十万，含金量极高。而实际上，一些培训机构所贩卖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不过是某些机构（公司）自己印发的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没有任何关联。
写这篇专栏时，笔者在某搜索引擎输入“家庭教育指导师”，前三条全是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广告，点开链接，“0基础报考”“人才缺口大”“黄金职业”“朝阳行业”“全国通用”之类的诱人广告语马上映入眼帘，给人的感觉是，不马上报名参加培训就吃大亏了。笔者一方面惊诧于这类广告并未因媒体曝光而销声匿迹，依然在大肆招摇过市，一方面思考这种需求为何存在，其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骗人的把戏当然应该被拆穿，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钩受骗，以及如何让家庭教育指导不念歪经，这些问题也需要认真考量。
从社会大背景看，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一定意义上将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了“国事”，整个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依法带娃”一时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很是热闹了一番。
由此引致的新情况是，从家庭作为基本社会细胞的意义上看，如何进行家庭教育忽然成了一个新问题。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确实不是谁都懂得如何教育孩子，更不能说每个家长都是家庭教育专家。就像在孕前孕后，不少年轻人愿意参加专业机构的培训，学习孕期相关知识，等孩子出生后，育儿知识也是需要学习的。父母与孩子的血缘关系是天生的、自然形成的，但父母与孩子的家庭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天互动中习成的，具有社会性。
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节奏一样，家长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也是快速而紧张，很多孩子在出生之后，很多时候不是跟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在一起，就是跟保姆在一起，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伦“异化”。一些家长只有在发现孩子的学习或生活出现了问题时，才开始停下来思考家庭教育。所以，包括如何带娃在内的家庭教育成为社会性需求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没有立法之前，这样的“家事”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被特别关注，被称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私人领域。
现已正式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将相关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鼓励和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指导”成为了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是一种刚需，类似“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样的职业，也让培训机构看到了商机。之所以说“类似”，是因为今年1月有关方面发布声明，明确指出“家庭教育指导师”尚未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培训属于专业（职业）技术技能方面的培训，不属于职业资格类、技能评价类的培训。
而且，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催生家庭焦虑、利用家长焦虑进行各种变现的营利性教育培训，在“双减”背景下被大力整顿，“鸡娃”现象降温；而“家庭教育指导师”之类的培训，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催生、助长了家长的焦虑——无论是有人花钱参加培训并获得所谓“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还是家长花钱请所谓“家庭教育指导师”对自己进行指导，最终都可能发现与真正的家庭教育没多大关系。
显然，“家庭教育”如果走向了家庭要付出更多，而不是获得更多，那就背离了家庭教育及其立法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教育指导培训的目的应该是赋能家庭教育，而不能是让鱼龙混杂的所谓“指导师”“负能”家庭教育。这些通过网上刷课就能获得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如果真的有机会从事这个行当，估计是“指导”的少而“误导”的多。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政策措施，对此加以规范引导，让家庭教育指导及其培训真正给家庭教育注入积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