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遥远CP是谁
一直想探寻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的渊源。我生长在洛阳，2019年去过大同之后，总觉得这两个城市之间有种魂魄的联系，她们不仅先后成为一个朝代的首都，而随着迁都，北魏把北方游牧民族的阔达、包容与豪放，带到了这片中原之地。
洛阳与大同
网上有个有趣的投票。
如果在中国选一对最具有CP感的城市，你会选哪里？
有人投票北京上海，一个帝都一个魔都，连诨名都是CP造的；有人选成都和重庆，几千年来,古蜀国、古巴国同住长江头，共饮一江水。战国后期“巴蜀”连称，形成了文化共同体。
有人选长安洛阳，名字起得都这么顺。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它们曾是“唐朝的两京”，相当于今天的北京、上海。
2019年去了大同，觉得和洛阳也是一对穿越古今的CP。在那里发现了太多的相似感，一脉相承又有差异的石窟，不同建制的明堂，同一朝代的首都，大同有点像洛阳的前世。也的确是，了解北魏历史的都知道，其实大同与洛阳，它们先后成为北魏的国都，也可以算是一对CP。
公元494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不仅改变了北魏历史，而且影响了后世数代历史的走向。
考试经常会考到这些题，魏孝文帝改革都包括啥？
我们小时候，都摇头晃脑背过：建设集权官制，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姓汉姓，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由游牧变为农耕……
现在想来，其实这是多难的事。
就像余秋雨写下的， “一群流浪汉闯荡一座大城市，很快变成了城里人，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他们快速改变了这座大城市的气场和视野，那就是一件大事了。”
在余秋雨看来，让鲜卑族接受汉文化，这本身并不难。如果让汉文化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在嗒嗒马蹄声中唱出和谐之曲，那就太艰难了。以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鲜卑族智者，攻艰克难，勇往直前，做出了一件彪炳千秋的伟大事业。
在他看来，以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鲜卑智者们，克服了汉文化两大弊病：
第一个弊病是，缺少在陌生空间中自由驰骋、收纵自如的豪气；第二个弊病是，汉文化缺少对世界其他文化的了解和深入。
对中原人来说，拓跋宏也是一个骑马而来的陌生人。他们用北方游牧民族的“陌生”，还有连通西域的异族文化，中和了汉文化的儒雅与精致，带来了更多西部的野性与豪强。余秋雨用了一句非常恰当的话， “拓宽了汉文化的生命气场”。与此同时，因为通过河西走廊连通西域，拓跋宏的改革不仅是鲜卑文化的“汉化”，其实更是汉文化的“国际化”。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同化是双向的，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造成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拓跋鲜卑一路迁徙南下建政，绝没有将自己当成“外来户”，而是自觉地纳入中国历史传统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尤为难得。
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去大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或许是余秋雨的那块题字碑，“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很多时候，习惯就一段时间而看历史，就一定空间而审视文明。总觉得唐是唐，北魏是北魏。到此才恍然大悟，隋唐盛世的源头在哪里？原来在北魏。
虽然很多人诋毁余秋雨，但近年来他躬耕于理顺中国文脉，从大脉络上告诉你中国文化是如何走向的，在喜马拉雅上开的《中国文化课》非常值得一听。
当时，听得热血沸腾的，就是这一段。
余秋雨自己写道：鲜卑拓跋氏提振华夏文化，且广泛汲取印度、希腊、波斯文化而形成当时人类文明的交汇中心，北魏以小集大、以野尊文、血缘相融、大气新凝，所以则大唐不远矣。后来李渊、李世民在山西太原起兵，华夏由此走向盛世大唐。
在余秋雨看来，更重要的， 还是鲜卑民族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余秋雨写道，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龙门石窟的前世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其实，你从节目中也能发现，龙门石窟更汉化与秀美，而云冈石窟，似乎更有拙气与异域风情。
云冈石窟有的廊柱呈现希腊、罗马式风格，有的雕像高鼻梁、深眼窝，彰显希腊雕塑余韵，有的洞窟还会发现巴比伦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审美印记。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热闹的文化盛宴，就是云冈和龙门。
昙曜像
云冈石窟的最重要开凿总监叫昙曜。阿城曾经写过一本书《昙曜五窟》，细数文明的造像渊源。直到今天，“昙曜五窟”还光华不减。昙曜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高僧，当年凉州是一个极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凉州后把那里的三万户吏民和数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其间有大批雕凿佛教石窟的专家和工匠，昙曜应在其中。因此，云冈石窟有明显的凉州气韵。
但是，凉州又不仅仅是凉州。据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凉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龟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的两大系统。而龟兹和于阗，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连通印度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
因此，云冈石窟，经由凉州中转，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异类文化。其实云冈石窟造像受了犍陀罗(Gandhara)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正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体。
左:云冈第五窟(471-494年);右:犍陀罗造像（公元2世纪）
余秋雨说，希腊文化是凭着什么机缘与遥远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呢?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为古希腊最有学问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长途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巴比伦、波斯和印度。
云冈石窟收纳了凉州、龟兹、于阗，也就无可阻挡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也一并收纳了。
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力投向龙门石窟的建造。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深远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比例明显升高了。
这就是北魏的气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以上为余秋雨文章所引）
现在再看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会觉得冥冥中他们是宗教与文化的接棒者。随着盛唐兴起，洛阳名显，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盛于唐，终于清末。历经10多个朝代陆续营造长达1400余年，是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
而龙门石窟使石窟艺术逐步中国化，后又传到了日本、韩国等，将融合与包容，传承到了更多地方。
推荐阅读：
1.余秋雨《中国文化课》
2.阿城《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
3.纪录片《河西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