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若国家承平、百姓安居也无内忧外患，那么即为“盛世”；若国家经过变故、内乱或是外患，而最终又得到扭转，则为“中兴”。关于盛世这里不想多说，在此只想谈谈中兴。
王朝“中兴”，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多见，但也是有的。比较著名的有夏代的“少康中兴”、汉代的“光武中兴”、宋代的“高宗中兴”等。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中兴是否名副其实，确实不大好评价。而对于清代“同治中兴”大致是有个评判结果的。
其实“同治中兴”和同治皇帝似乎没有任何的联系，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上台，共同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虽然统治集团暂时度过了皇位与权力危机，但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却依然十分严峻。因此，清统治者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而这三个措施，基本上就是“同治中兴”的基本内容。
第一，重用汉族地方督抚，全力镇压太平天国
肃顺等人被杀后，深受肃顺等人赏识重用的汉族官僚，如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一度大为惊惧，深恐连累自己。但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在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与肃顺等人的政策几乎是一致的。
辛酉政变后仅半个月，清政府即任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武官自提督以下，均归其节制调遣。任命一名汉族官僚，节制四省军务，这在大清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所指挥的湘军、淮军的功剿镇压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于同治三年（1864年）失陷。随后，太平军余部捻军亦于同治八年（1869年）被镇压下去。清王朝又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
第二，在中外问题上，开始从自我封闭转向开放，对外国的态度也开始从抵抗转为了有限度的沟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对外国人充满了鄙夷、怀疑和惊惧，总认为这些不知礼仪的外夷包藏着种种祸心。但是，英法联军在占据北京的情况下，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一些侵略特权和赔款后，很快从北京撤兵了。
这一情况大出清统治者的意料，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无论哪朝哪代，一旦攻占某国的都城，占领其地方，都是要灭其国家，毁其宗庙，在政治上取而代之，成为新统治者。此次英法联军很快遵约撤兵，使部分上层贵族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恭亲王奕即是这一思想转变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他在给咸丰帝的一份奏折中感慨地说：自从与英法订约以后，其纷纷撤兵南返，英法等国的各种要求，亦仅仅是“执条约为据”。由此可见，这些夷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即并不想长久占领我大清朝的土地，统治我大清国的臣民，因此，对于英法等外国人“犹可以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既然清政府对外国或外国人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对外政策也必将发生转变。首先，他们对外国不再是一味地畏惧固拒，而是试探着在某种程度或基础之上的合作；其次经过一段时间的彼此沟通、交涉甚至是斗争，清政府逐渐放弃了自我封闭的国策，不但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而且于同治十二年（1873）以近代通行的鞠躬礼觐见了同治皇帝。
几乎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向英、法、美、俄等国家派驻了驻外公使、领事等，中国从此开始融入了世界。
第三，洋务运动的全面开展。
清廷先后兴办了许多近代的军事、民用工业，创建了近代的海军、修建铁路、架设电线、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除了上述因素外，再加上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以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战争，使得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相对稳固下来，所以当时的一些人称赞清王朝在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即史书中所称的“同治中兴”（也有叫“同光中兴”）。
客观地讲，“同治中兴”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就其历史的发展或实质而言，却很难将其誉之为中兴盛世，实在是中兴而未兴。这是因为，自从以后，清王朝并未真正强盛起来，而是日趋严重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