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白之名的由来，古人有不同的说法。天宝中，唐玄宗命人在太白山开采玉石，以造玄元皇帝像，太白山中本蕴含着丰富的玉石资源，此种说法将道教糅合进来，可见唐代太白山与道教之渊源。太白山顶常年积雪，盛暑不消，由此成为关中八景之一。而在士人笔下，太白山的特征是鲜明的。
太白与终南同出秦岭一脉，曾统称为“南山”。作为长安的地标，诗人是总不会忘记将两山写进诗文里去的。终南因地更近长安，属京兆府，士人十之八九皆有登临，神思交会之间，吟唱终南之诗便不胜枚举。而太白山屹立在长安西南凤翔府境内，其绝高的海拔、六月积雪的景色，仍然给予长安士人无穷的想象。
太白峰与太白雪以其独有的特点，时常进入到唐人的诗歌当中。而八百里秦川被周围的山脉细心呵护着，诸山之中，太白山顶那盛暑不消的白雪以及直插云霄的山峰总是最为惹眼。高寒之太白，吸引了文人士子到此游览，也吸引了道士佛陀到此修炼，千百年来，太白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名山，而见过太白山的人，是不忘要将太白山带入诗文的。
关中诸山之中，终南、太白被誉为宗教名山。终南自不必说，关于终南山佛教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而太白山地处凤翔府，佛学气息亦遍布山林。太白山上各佛寺之名虽无法确考，但从唐人流传下来的诗文中看，山上的佛寺数量以及修行之人定不会少。
南北朝时期，太白山便已作为僧人的修行之地。如北周高僧释道安，就曾隐于太白山，与林泉相伴，遍览经史，神气高朗，为人敬仰。并且据《续高僧传》载，北周武帝灭佛期间，许多僧人从长安逃往太白山避难，释道判便是其一。同样因避难入太白山的还有释智诜等人。太白山为这些僧侣提供了庇护之所，也让自身的佛学气息得以发扬。可以说，太白山的佛教文化在唐代之前便已有所累积。
太白山高耸入云，幽静峭拔，高僧大德往来其间，修习论道。据目前所见资料统计，隋唐时期，在太白山修行有名号记载的佛教僧侣共计十四位，时间湮灭，其时在太白山上谈经论道，传扬佛法的僧侣应当远不止这个数。
太白山佛教气息浓郁，文士也时常往来其间，与高僧畅游山水，谈经说法，留下不少诗篇。诗佛王维，就曾游览太白，借宿于道一禅师之兰若。贾岛，早年落发为僧，喜结交尘外之士，太白山自也是贾岛流连之地，与高僧讲经说法，听钟声袅袅，哪还管得了时间的流逝。
除此之外，还有白居易的《寄白头陀》、林宽的《送僧游太白山》、顾非熊的《寄太白无能禅师》、张蠙的《寄太白禅师》等，由这些诗歌可知，唐代在太白山上修行的高僧绝不止以上表格中所列之数，而与高僧游乐山林的文人应当也不止王维、贾岛等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宣室志》记载僧契虚本是姑臧李氏子，其父为玄宗朝御史。契虚自小喜爱佛法，二十岁时剃发出家，居于长安佛寺中，值安史之乱，逃进太白山，后在道士乔君指点下，游览稚川仙府，得悟成仙之道，返回太白山结庐，自此绝粒吸气，骨状丰秀。
荥阳人郑绅将契虚的事写成传，谓之《稚川记》。在这则故事中，太白山是避难所一样的存在，在太白山上，释与道并无特定的界限，佛者可以入道，道者可以成佛。
太白山为道教名山，实则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才有的观念。在传统的道教“十大洞天”之中，并没有太白山的身影。在唐睿宗、玄宗时期道士司马承祯所著的《天地宫府图》中，太白山才成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玄德洞天”。
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征引《老子化胡经》，辑出《化胡歌七首》，其第四首云：“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修身岩石里，四向集诸仙。”老子过散关著《道德经》，西游而去，此诗描写老子经过凤翔，曾登上太白山，与山中之仙人灵兽往来，共饮同乐。
据逯钦立考证，此诗当作于北魏时期。唐代之前，太白山虽然还没有被正式划归为道教名山，但太白山与道教的关系实则非常密切，入太白山修行已不乏其人。
此外，太白山仙迹频现，极为灵验。《列仙传》记载，成帝时有一郎官名谷春，病死而尸骨不寒，由此，出葬的时候家人并不敢钉棺，三年后，县城里的人发现谷春坐在县门上，家人迎之，谷春不肯归，后入于太白山，人们便在太白山上为他建立了一所祠堂。
太白山作为道教名山，吸引了一大批慕道之人。周宣帝时，孙思邈因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钻研医术、学习道法；贞元时期的王元正，自号太白山人，又号清虚子，著有《太白还丹篇》一文等。最为著名的，是大诗人李白游太白山，曾留下《古风五十九首》。太白山的“仙气”让李白在仙的世界中遐想，以见出太白山的道教文化对诗人的影响。
道教典籍与唐五代传奇中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太白山与道教的故事。如《道教灵验记·杜鹏举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验》记载，相国杜鸿渐的父亲本来无子，祈求神灵，方生下鹏举，但鹏举多病，后来有一太白山道士传授其司命延生之术，不久果然又生下了鸿渐，并且两兄弟最后皆健康富贵。
从上述诗文以及传奇小说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太白山作为道教名山之一，不仅吸引着慕道之人前往隐居，还吸引了一群科场失意、摈弃尘俗的士人举子到此出家修行。此外，太白山浓郁的道教文化，也为唐代的诗文创作提供了题材，为唐传奇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想象。
唐代隐逸之风盛行，时人或倾慕前贤，真心归隐，或身居山野，眼观魏阙，抑或假借山林，以造时誉，总之，山林与士人有着不可分割的羁绊。隐于太白山的风气起于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亦隐于太白山跟随挚恂学习。三国时期，苏则与吉茂等隐于太白山中，以书籍相娱。隋之重臣苏威，早年亦入太白山，在山寺中以读书为娱，文帝时始出。
至唐代，更是有大量的士人隐于其间。隐于太白山，往来于林泉之间，太白山给予士人的，不仅有被朝廷征召，站立在朝堂之上的希望，还有笑傲山林、悠闲自在的心境与生活，以及落第或病中时候的慰藉。
人在困顿的时候，是总想找一处山林来冲淡这份困苦的，太白山正好便成为了失意之人的心灵慰藉之所。元和二年，白居易在周至县，病中休假，南亭闲望，太白山便在不经意之间映入白居易的眼帘。
在诗人眼中，太白山是不受世俗浸染的仙之所在，那漂浮在山间的白云仿佛包裹着仙境，而自身却处于尘世之中，领着官爵，受着劳碌，心为形役，为物所累，这一切，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反差。
在唐代士人当中，有人是心甘情愿地归隐，如田游岩，有人是不得已而归隐，如卢照邻，还有人是向往着归隐，如白居易。无论何种，太白山都在以自身的魅力缓解着士人心中的不平与苦痛。
太白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以及高耸入云的山峰显然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山似乎永远都是寒冷寂静的，雁不得飞，人亦难行，可这份寒冷寂静与尘世的火热喧嚣相比，又实在来得珍贵，隐居此中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为俗世所缚，不为凡尘所染。唐代士人们在书斋里汲汲于功名的时候，同样也在山林之间渴求着超脱与自在。
太白山以其独有的气候和文化特质吸引着诗人们到此观览。太白山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诗人自身的生命特质相结合，既给予诗人安慰，又给予诗人希望。
卢纶曾行旅凤翔，登临太白，在太白山上车、祝二尊师的石室中借住了一晚，由此写下了一首寄给凤翔齐员外与张侍御的诗，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两位尊师的仙姿卓然与山间的清幽自在，由此触发出自己羁旅行役的无奈与悲苦，进而发出“书此欲沾衣，平生事每违。
在太白山上，李白与仙人对话，幻想着神游仙境，远离人世。可是李白是为大唐而生的，他一生所企盼的，是功成名就之后，再退隐山林。满腹才华的李白梦想着有一天能站在朝堂，一展抱负，可大唐的政权中心始终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李白是欲去还留，既追求着道家的超脱，又梦想着建功立业，太白峰象征的便是长安，是李白追求梦想，实现功业的地方。
岑参曾多次到过凤翔，也游览过太白山，太白山中的悠闲生活为在宦海中浮沉的岑参提供了自我宽解的精神想象空间。太白山下悠闲的田家生活让岑参不禁诗兴大发，见此祥和宁静的田家乐趣，感慨自己在官场多年，四方奔走，竟是那样忙碌和无趣。
太白山的文化含义是多重的。于士人而言，这里可以讲学、避难、隐居、游览，于文学而言，太白山可以入诗文，入传奇。一座太白山，既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文化，也涵养着文人的精神气质。
不同时期之下，不同诗人登临太白山所感受到的生命体验是不同的。王维登临太白山，与道一禅师讲论经义，体悟到的是佛性与禅心，卢纶感受到的是自身的羁旅与无奈，李白感触到的是“仙”与“长安”，岑参体会到的是宁静与悠闲，而杜甫透过太白山看见的却是金戈铁马的残酷与重拾山河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