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挨灞河北岸的灞桥街,因312国道和华清路穿街而过,进而成为西安城东的交通要道。回想上世纪60年代前,穿过灞桥街的汽车并不太多,自行车也难得一见,行驶的多是皮轱辘马车。灞桥街的马车按功能分为“货运马车”和“客运马车”,后者类似于现在的私营公交车,聚集在灞桥牌楼跟前,曾是灞河两岸庄稼人西进城里、东往临潼的主要交通工具。
灞桥街的“客运马车”起点、线路、终点都比较固定,西行二十里,终点为西安城东门外的八仙庵;东行三十里,终点为临潼华清池。车到终点后,老板就支起马槽喂牲口,自己则就近找个小饭馆,慢悠悠地吃着喝着,以等下午再揽上乘客回灞桥,通常一天往返一趟。
“客运马车”除经营专线生意外,遇到小户人家娶媳妇,也会在车帮上绷张弧形苇席,再搭上一条绾着大花的红绸子,充当迎娶新娘的彩车。此类业务不仅挣钱省事,还能借机咥顿臊子面,坐席喝上几杯酒,甚或再弄几个红包,增加些额外收入。
小时候我坐“客运马车”进过西安城,也去过华清池。记得第一次坐“客运马车”去西安,过官厅村后,车老板突然唱起《打柴劝弟》《三娘教子》《安安送米》,因嗓音不行,听得我难受。车老板见没有“知音”,也就不唱了。过十里铺后,坐在车帮子上的一位白胡子老汉闲着无聊,一拍巴掌道:“我给咱讲俩故事咋样?”不等有人表态,他就大谝特谝起来。讲罢“慈禧西行过灞桥”,又讲“孔从洲怒打护路队”,讲毕“二虎拼命守长安”,又讲“张杨合力捉老蒋”……老汉讲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我还想听他再讲时,马车已经停到了八仙庵。
灞桥街的“客运马车”由李赵两家运营,他们眼里就一个“钱”字:客少了,任由乘客催促,迟迟不肯发车;客多了,收费就直往上涨,半程要按全程算。有年春节前夕,母亲带我去临潼华清池洗澡,车老板见乘客有些少,不肯发车,真个把人急死了。好不容易等到马车“开拔”了,一到豁口村,他又往车上塞了两人,挤得我喘不过气来。幸亏车到斜口街时,一次下去了5个人,车上这才松快了。车上的人一少,老板便把车吆得飞快,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华清池,颠得我屁股直疼。到站时,天阴了下来,西北风直向骊山扑去。老板见状,忙招呼下车的乘客道:“天色不好,弄啥麻利些,今日得早些回灞桥。”乘客背后埋怨车老板“催命似的”,但一个个仍知趣地匆匆洗完澡,相继返回马车。
车老板见人来得差不多了,空中雪花也密集起来,于是赶紧收拾起马槽,挥挥鞭子又“开拔”了。谁想这趟回程不太顺利,车过斜口街时,不知从哪里突然飞过几个“雷子炮”,偏偏就在马头顶上炸开了,惊得枣红马几乎立了起来,车上的人差点被掀翻在地,吓得乘客“妈呀”“爷呀”地喊起来。好在车老板身手麻利,及时拉紧了车闸揪住了缰绳,才没弄下大乱子。稍事安定,重新开动,此时天公不作美,迎面子风裹着雪雨不停地甩向独行在石子路上的马车,待车停到灞桥牌楼跟前时,车上的人全都成了落汤鸡,各个嘟囔着“澡算是白洗了”。
农村实行合作化后,“客运马车”由私家经营变成了集体经营。到上世纪60年代初,13路公交车从西安城朝阳门外的搪瓷厂通到了灞桥街,西安火车站也开通了路过灞桥街到临潼的公交车,“客运马车”从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