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0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宁静偏远的敖鲁古雅出了一条新闻：百岁老人玛利亚·索去世了。
她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一生与森林和驯鹿为伴，守护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使鹿鄂温克。
这个部落是鄂温克族最远、最神秘的一个支系。17世纪中叶，他们从贝加尔湖流域一带，游猎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
大兴安岭密林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0℃，在这种自然条件下，使鹿鄂温克人依靠牧养驯鹿和传统狩猎业，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吃兽肉、穿兽皮，形成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2003年，使鹿鄂温克部落集体搬迁，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县级市）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在此之前，族人们住撮罗子（由树皮等制成的尖顶型简易房屋）、帐篷、平房，打列巴（列巴是一种类似面包的主食，水分极少，便于保存），在森林里放养驯鹿。
搬迁后，上缴猎枪，无法打猎为生，族人们做了环卫工人、驯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或是外出打工。大量驯鹿因生活环境骤变、盗猎等原因死去，一度仅剩600只。
作为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玛利亚·索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返回森林。
而搬迁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一群鄂温克小伙正在重回森林，以新一代人的方式，延续着驯鹿民族的文化。
玛利亚·索 图/顾桃
01 养驯鹿的人
飞机落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后，从海拉尔客运站去往根河市，最早的大巴车在早上7：30出发，车程为三个半小时。距根河市三公里外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现在是鄂温克族一个分支部落的聚居地。
皮卡车驶离根河市区，从国道转山路，一直驶向原始森林深处。手机没有信号了。
28岁的鄂温克小伙巴图坐在副驾上，笑着跟发小说，“我要告别这条道儿了。”这是2022年9月27日，上午十点半。这天是巴图搬驯鹿点的日子。
“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敖鲁古雅，则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巴图所在的雅库特部落，是我国唯一放养驯鹿的使鹿部落民族，又称“使鹿鄂温克”。
300多年前，使鹿鄂温克游猎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域，此后一直在大兴安岭密林中，靠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据记载，1965年，使鹿鄂温克猎民从内蒙古奇乾乡，搬迁至满归镇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以下简称敖乡）。1974年4月，敖乡搬迁到满归以北17公里。直到2003年8月，敖乡响应国家号召，放下猎枪走出大山，整体搬迁至根河定居点。
敖乡人视驯鹿为宝贝。驯鹿曾是他们行走森林的唯一交通工具。在鄂温克族信仰的萨满教里，鹿是人神沟通的中介。搬迁后，部分居民选择回到森林，继续放养驯鹿，在闲暇时再回到山下的定居点生活。
今年是巴图上山养鹿的第9年，他和四叔在金河镇附近的山上养了二十多头驯鹿。驯鹿以苔藓为食，但目前的鹿点附近没有足够的苔藓支撑鹿群过冬，他要在冬天到来前，把驯鹿搬到另一处鹿点。
和巴图一起上山的，还有发小范磊和何磊，他们每人也有二十多头驯鹿。成年驯鹿的体重能达到三百多斤，仅靠巴图和四叔很难把二十多头鹿赶上车。于是，搬鹿点的前一晚，巴图请发小们吃了一顿烤肉，这是敖乡男人们的规矩：只要一顿饭，兄弟间有活一起干。
沿山路继续行驶约20分钟后，皮卡车停在一个五米见方的迷彩帆布帐篷旁，这便是此行的终点了。帐篷往西，用铁丝网围出了约二十平米的鹿舍。帐篷外堆着三个白色胶罐。森林里用水，只能用胶罐去附近的溪流中抬回。夏天抬水，冬天抬冰。
巴图原来的鹿点，太阳能是森林中重要的电源。 图/九派新闻记者 陈冬艳
驯鹿和负责看守鹿点的四叔都不在，巴图摸了一下院子里的水杯，温的，他由此判断，四叔没有走远。九月底的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到了四点多，森林里的夜幕就会降下来。到达时已是下午一点，巴图要在天黑之前把鹿找回来，装车运走。他没顾上喝水，拎起帐篷边上的铁桶向山路的南端走去。
在寂静的森林中，声音是最好的传播媒介。巴图边走边将双手比作喇叭状，大喊着“喙喙喙喙喙”（拟声），并不时敲响铁桶。声音穿过白桦林，在寂静的山林里回荡。这是驯鹿人呼叫驯鹿的方式。
重复了四五次后，巴图用双手竖起耳朵，探听是否有鹿铃声，“要是（驯鹿）离得近，听到声儿就得回来”，巴图说。
但这一次，鹿走得似乎有些远。
向南走了一百多米无果后，巴图又调头向北走去，重复着之前的动作。山路中间还横着一些树干和草枝，不熟悉地形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到。巴图的步子却迈得很大，不到一分钟，他便拐进树林间，消失在视线里了。
02 下山
在巴图这一代回到森林之前，父辈们也曾在上山和下山之间徘徊。
纪录片导演顾桃驻大兴安岭拍摄多年，长期追踪记录鄂温克族的故事，拍摄了著名的“鄂温克三部曲”。他始终记得初到敖乡的场景，那是2002年春节，鄂温克人在屋子里载歌载舞、喝酒聊天。
酒过三巡后，不知是谁提起了次年的生态移民，人要下山，鹿也要下山。欢快的节庆氛围消失了，“一种巨大的悲伤慢慢笼罩过来，从木刻楞（定居点内的俄式木屋）、从烟囱、从窗户和门的间隙钻进来。”
一幅神奇的景象出现了，顾桃的右手边，人们盘着腿，拿着茶缸喝酒，谈论着下山后的生活。而左手边的客厅里，两只即将退役的猎犬在交配。
屋外是扑鼻的冷空气和无边的暗色森林，人类的悲欢与动物的欲望交织在一起。顾桃从没见过这样的画面。他感觉，相机的定格已经不够用了，无法捕捉这种复杂的情绪和氛围。他想要拍片子记录下来。
根河市志（1996-2005）记载，2003年8月10日，敖乡生态移民开始搬迁。第一批鄂温克猎民11户37人，260头驯鹿乘坐12辆东风加长车，早晨8点从内蒙古满归镇出发，一路浩浩荡荡。
下午4点，车队冒着蒙蒙细雨到达新乡址——根河市郊三车间（下文称“新敖乡”）。一时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两支老年秧歌队载歌载舞……
搬迁后，市委、市政府发动市直部门，对 62 户猎民实施“一对一”帮扶，将这些猎民按各个档次全部纳入了低保。其中，最低可领取低保金 90元，最高领取低保金104 元。
李家雅（化名）是嫁到老敖乡的汉族人，他们家是最后搬到山下的——搬家前，丈夫和族人打猎去了。
丈夫是打猎好手，家里至今悬挂着六只鹿头，两只来自犴达罕（别名驼鹿）。这是兴安岭里体积最大的动物，也是世界上体形最大的鹿科动物。它的角如手掌般打开、鼻子像厚重的面包，猎取不易。
那是最后的打猎了，此后枪支上缴，猎人不猎。
生活的改变是全方面的。新敖乡离根河市区仅三公里，买东西方便。可问题在于，他们过去根本不需要购物，“森林里什么都有”，李家雅这么说，玛利亚·索也曾这么说。
李家雅记得清楚，老敖乡的房子旁就是森林，林子里有野鸡、灰鼠，河里有鱼。男人外出打猎，她挎个小篮子到森林里采集，有时候是蘑菇，有时候是蓝莓。有一次，她看到桦树外围自然生长了一圈蘑菇，比人为种植的还要好，她惊喜极了。
山下处处需要花钱。无法打猎，李家雅和无所事事的猎人丈夫成日大眼瞪小眼。丈夫开始酗酒，连喝好几天。这可不行，李家雅想，“不能靠低保活啊”。听说外地可以打工挣钱，一年后，夫妻俩去往青岛，在崂山的一家餐饮机构做保洁。大海抚慰了他们，他们在那一做就是十一年。
在李家雅一家向外探索时，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
顾桃感受着下山初期猎人们的普遍失落。“在森林里喝多了，他们可以躺在松软的野地上。住进定居点的房子，猎人都不敢动，因为地是硬的。他们也不会用液化气，在森林里找几个木头就做一顿饭。他们是这种游猎的状态。到城市里，他们都说冬天怎么这么冷。”
玛利亚·索猎民点上的皮包，过去用驯鹿搬家时可以搭在鹿身上。 图/顾桃
玛利亚·索也更喜欢老敖乡的生活。她是站在鹿的角度考虑的。
下山初期，十几只被拉去圈养的鹿因消化不良死亡。在2011年的自述里，玛利亚·索发出一连串疑问，“在城市边上能有‘恩考’（苔藓）吗？没有‘恩考’驯鹿能活几天？把一大群驯鹿放在圈里去养，驯鹿是草地上的马吗？它和牛一样吗？搬迁之后，到底死了多少驯鹿？”
大规模盗猎事件让现状雪上加霜。2004年，二十多头驯鹿中套死亡。作为养鹿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反击的办法，因为同一年，鄂温克族人的猎枪就已全部被收走。
在顾桃看来，失去猎枪后，鄂温克族人的生命变得脆弱，变得更加无力了，“觉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我出去遇到熊了，没有枪怎么办？”他坦言，拍摄“鄂温克三部曲”的初衷，是希望记录失去猎枪后，族人和森林的关系，“失去猎枪了，这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猎人一样的勇气、自信心和存在感？”
03 酒精
纪录片拍摄期间，顾桃与使鹿鄂温克族人同吃同住。哪怕是外出找鹿，他也一直如影随形。他得以记录下族人生活的种种细节：找鹿、搬家、搭帐篷。而其中最无法忽视的，是酒精。
在顾桃的观察中，喝酒是使鹿鄂温克部落悲伤情绪的出口。“人还得继续活着，但是得有一个东西来麻醉自己，酒是最好的。”顾桃说。
纪录片《犴达罕》里，鄂温克汉子维佳说：“在老敖乡没搬迁之前，鄂温克人不咋喝酒。搬迁以后把枪也没收了，无所事事就整天喝酒，喝得非常厉害。头一个死的就是喝酒喝死的，已经死了八个了。他们内心痛苦，狩猎文化和枪都没了。”
有学者对使鹿鄂温克部落的生存现状做过研究：鄂温克猎民定居的40年间，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共47人，两者相加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的共61人。
对于纪录片中前人的酗酒与悲伤，新一辈有自己的理解。“找驯鹿又累又冷，在山里没有事做，喝酒取暖解乏，这不是很正常吗？”出生于1991年的鄂温克小伙罗明（化名）说。
敖乡人否定因搬迁悲伤酗酒的说法，大部分居民不认可顾桃拍摄的内容，认为那是极端的个例。现在，他们也喝酒，更多是兄弟聚会，无聊解乏。
新一代人有他们的节奏和情绪。过多关于使鹿鄂温克部落酗酒的报道，让外界对这个民族产生了酗酒、彪悍的刻板印象。敖乡的年轻人们认为这并不客观。有人抗拒镜头、录音和采访，害怕积极的部分被弱化，消极的部分被放大。
与父辈们不同的是，罗明这一代人虽然在山上度过了童年，却在山下成长，在市里求学、工作。除了森林里的驯鹿、棒鸡，他们小时候就知道动漫、手机和英语单词。
敖鲁古雅 图/九派新闻记者 陈冬艳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新的环境并不难适应。
罗明对下山没太大感觉，搬到新敖乡时，他12岁，于秋天进入根河的一所初中读书。这个一头长发的鄂温克小伙喜欢打游戏，看动漫，“火影忍者，火影忍者你都不看吗？”
正是像罗明这样的青壮年，正在回到山上。
九派新闻在走访中获知，敖鲁古雅现有62户居民，养鹿的人家不足20户，敖鲁古雅的驯鹿只剩千余头。其中大部分养鹿人是青壮年男子。接受采访时，罗明和何磊强调，山上生活很辛苦，这个民族不只是会喝酒，也有积极、努力的一面。
04 守着鹿，守着家
山上生活确实不易。搬“家”那天，巴图走了近7里地才发现鹿群。
巴图的脸和耳后是两个色调，面向太阳的部分是黑的，耳后头发遮挡的皮肤要白一些。上山时，他们会换上一身迷彩服，耐脏、防风。
迷彩长裤下是巴图的一双布满伤痕的腿。“这个是之前去采苔藓摔的，这里是昨天找鹿时磕到的……”他一一数着伤痕的出处，说完又哈哈一笑，“没事儿，习惯了”。
久坐后起身，巴图有点站不稳，长期淌过溪流、找鹿，高山低温，溪水刺骨，他的膝盖常常隐隐作痛。
罗明觉得，找鹿尤其辛苦。夏天的一天，家里的鹿丢了，他早晨六点出发，晚上七点还没找到，只能折返，第二天再继续，“回来的时候脚趾盖都翻了”。他解释道，鹿被其它动物撵了或处于发情期，就不会回家。而夏天找鹿尤为艰难，“因为鹿不像冬天那样会在森林里留下痕迹。”重复寻找好几天后，他才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鹿铃声。
在林间休息的鹿群 图/受访者提供
养鹿，不是能吃苦就可以，还要耐得住寂寞。
罗明前几年恋爱时，在山上经常想女朋友，“但没办法，只能在山上待个十来天再下去，又到山下待个十来天再上来。”巴图的前女友，则是因为他经常上山养鹿，聚少离多，最终提出分手。
掀开鹿点帐篷的门帘，驯鹿人在山上的生活便被窥尽了。正中央是一个铁炉子，在寒冷的深山中，驯鹿人要靠它取暖、做饭。左侧摆着一张半人高的方桌，电视、电瓶、变压器一应俱全。右侧是餐具和简单的食物。再往里，支着两张单人床，床上已经铺上了厚厚的被褥。老鼠从床下溜过。
在巴图去找鹿的两个小时里，他的手机响了三次。森林里信号微弱，微信电话接起来，却听不到人声。
为了跟外界保持联系和偶尔的娱乐，驯鹿人往往要办理信号最强的手机卡。即便如此，巴图外出也不带手机。找鹿是一项需要专心和细心的工作，他要竖起耳朵听鹿的声音，辨别它们的方位。手机在森林里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森林里没有自来水和燃气灶，电量供应依靠两个电瓶和两块太阳能板。生活有着诸多不便，巴图却很喜欢。他话少，“在山上可以独处，安静又自由，多好。”
巴图享受着山上的忙碌。平日里，他的生活被割鹿茸、驯鹿羔、采苔藓、找鹿填满。难得空闲，他会在有信号的时候刷刷短视频，剩下的时间用来发呆。只有在朋友们拜访时，喝上酒，他的话匣子才会打开。
这些鄂温克小伙身上流转着一股森林的气息，上山养鹿，似乎也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范磊从小跟着家人森林里养鹿，初中一毕业就上了山，“因为不知道还能去干啥啊，我只知道养鹿。”
何磊年轻时曾去北京打工，朝九晚五，受了不少气。“养鹿自由自在的感觉，比给人打工得劲，比如我今天上山养鹿，我想干可以干，不想干可以不干，想呆多久呆多久，想回家就回家。”
巴图也喜欢养鹿带来的自由和安定感。2岁时，母亲因意外去世，父亲常年在外干活，两个姐姐忙于打工，巴图从小就懂得照顾自己。
说到巴图，发小们都会露出怜爱的表情，“他小时候，大冬天不穿鞋，去给他爸送饭。”发小们提起这些事时，巴图总是沉默的，时而点头笑笑。他过早地面对了现实，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在北京做过房地产、送过外卖，也在长春当过学徒。学到本领后，他用积蓄开了一家烧烤摊，一年多后因经营不善倒闭了。
后来，父亲生病的消息传来。“我爸出点什么事，我叔他们都能到跟前，我作为儿子还在外面算怎么回事？”两个姐姐已经成家，巴图决定回家跟着四叔养鹿，不时还能下山守着父亲。
驯鹿点是巴图的第二个“家”。他喜欢跟驯鹿聊天，“问它在干啥，去了哪，吃了啥”。
巴图家原本没有鹿。他的第一只鹿，是四叔帮别人养鹿换来的。最初养鹿时，因为没有自立门户的能力，巴图和四叔只能寄住在别人的鹿点，处处要看人眼色。
直到去年，巴图下定决心要独立，到金河附近辟出鹿点，将二十多头驯鹿赶进圈里，帐篷升起炊烟，他才算结束了这二十多年的漂泊，“那时候才觉得，生活是自己的，自己是自由的。”
28日凌晨，巴图将鹿迁到了何磊的鹿点。这一次，加上何磊的大哥和巴图的四叔，他们有了四个劳动力。巴图和何磊已经计划好了，他们两人一班，大哥和四叔一班，半个月一换。这样，他们能在山上互相陪伴，也可以定时换班下山休息。
05 “驯鹿之乡”
在敖鲁古雅，随处可见驯鹿的身影，它出现在撮罗子的帆布和民宿的白色浴巾上，出现在园区的烟囱和宣传栏上。进入根河地界后，公路两旁立着雕塑和牌子会告诉你，这是敖鲁古雅——国内现存唯一的驯鹿之乡。
敖乡不大，步行十来分钟就能转完一圈，62户民居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更广阔的空间属于宾馆、餐厅、博物馆、广场、和驯鹿园。
今年九月，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导览图上，显示有一家温泉酒店、一个汽车影院和一家北欧餐厅在等待建设。
日光温和，头顶是广阔湛蓝的天空和大片的云朵，风从耳旁呼啸而过。处于旅游淡季的敖鲁古雅安静极了，只有工地叮铃哐啷的声音。
罗明的车驶出敖乡，他伸手指着左边一栋正在施工的两层建筑，说这是新的售票大厅，建好后，敖乡的一切人、物都将变成对外售票、可供观光的景区内容。
敖鲁古雅西北部，原本由木头和兽皮搭建的撮罗子改为砖墙搭建，预计作为游客观光使用 图/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一些人正在搬离敖乡，将房屋出租给旅游公司。
偶尔，李家雅会感觉，敖乡的人情味似乎变少了，过去在山上，谁家打到猎物，都会分给其他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其他人也都去帮忙。到了山下她才知道，“还有AA制这种东西”。
她自学了桦树皮烫画，在剥落的树皮上画下记忆里的老敖乡：森林广阔、河流蜿蜒、驯鹿和犴在其中放松栖息。“还是想念老敖乡”。
李家雅将思念诉诸画笔，年轻一代则转身向山里走去。
山里什么都没有。孤独是最难打败的敌人。看电视、看网文、看游戏都是他们消遣的方式。有时开车到山下喝酒，喝懵了睡两天，时间就这么打发过去了。
山里也什么都有。有一代代鄂温克人繁衍下来的鹿，鹿需要的苔藓和草药，取水的河流；有更透亮的月亮和更明晰的星空；有袭击鹿群的熊瞎子。还有一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状况：何磊夜里开车上山时，见过一个四米高的“巨人”。传言，“巨人”出现处曾有人非正常死亡。
山上还有他们找寻的自由和收入。卖鹿茸、向景区出租驯鹿，“现在养鹿比以前挣钱了”，罗明说。
生活似乎在改变。曾经用作仪式祭奠的驯鹿被允许买卖。电线杆子和沥青水泥路穿过广袤的白桦林，一路延伸到森林的深处。suv和政府提供的“房车”，早已替代了当年的步行和撮罗子。
一些习惯仍被坚持下来。敖乡有的年轻人，像小时候在森林里一样，留着长发。普通话中，偶尔夹杂着几句鄂温克语。新生儿会获得一个鄂温克名字。人们依旧谈论着驯鹿和森林。
根据天气预报，九月的最后一天，根河将迎来雨夹雪天气。年轻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要去为巴图和何磊的鹿采苔藓，一大早便坐上何磊的那台黑色皮卡出发了。
从国道转山路，车子驶过小溪、刮过白桦树枝。前一天刚刚下过雨，路上坑坑洼洼，车轮溅起的洼水泼向路两边的树木。一轮又一轮，溅起的水声像是鱼儿回归湖泊，又跃出水面。
车在苔藓繁茂处停下。年轻人们俯身拔起这些湿漉漉的植物，两小时，采了二十来袋，它们将被驯鹿食用，如百年之前一样。
森林里，在玛利亚·索手中啄食瓜子的鸟儿“蓝大胆”依然在帐篷外蹦跳着。它们身边的这群鄂温克小伙，仍用原始的方式采集苔藓，唤归驯鹿，但并不留恋森林。
采完苔藓，哥几个坐上车，下山，驶向城市，当晚就到了海拉尔。
九派新闻记者 覃钰钰 陈冬艳 发自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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