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意大利都城罗马，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无疑是大斗兽场（Colosseum）——因弗拉维王朝修建得名的弗拉维剧场（FlavianAmphitheatre）。这座历尽沧桑的建筑，承载着历史，也承载着血腥的往昔。罗马时期，各种规模的角斗场、斗兽场用以举行各种角斗竞赛，兽与兽、人与兽、人与人相互博杀表演，难以计数的性命葬送于此。角斗曾是罗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罗马城内居民闲暇时间乐于观看角斗士场内厮杀、搏斗的疯狂场面，刺激了角斗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发展。进入帝国后，角斗赛表演远甚于共和国时代，形式和内容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帝国早期，角斗赛及其表演作为一项公共娱乐活动遍及各地，但最为兴盛的却是都城罗马。
（一）角斗赛的起源
风靡罗马几个世纪的角斗并不源于罗马本土，可谓“舶来品”。关于罗马角斗起源，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如伊达拉里亚起源说、坎帕尼亚起源说等等，多数史学家较为认可的观点是伊达拉里亚起源说。角斗源于伊达拉里亚人成为学界主流观点。角斗赛最初源于祭祀仪式，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在伊达拉里亚，当一个国王或军事领袖死亡时，作为葬礼祭祀的一部分，一对战士以死亡的方式纪念死者的战争精神。伊达拉里亚人认为，鲜血是最好的祭祀品，可以抚慰亡灵，显示对亡灵的崇敬。史有所载规模较大的第一场角斗演出发生在公元前264年，由布鲁图斯家族举办，以纪念祖先。李维在《罗马史》中记载，在普里乌斯·利西尼乌斯（PubliusLicinius）的葬礼上，举行了一场肉品分发仪式，安排120名角斗士互相搏斗，观看角斗表演之后举行宴会，葬礼一直持续了3天。至于亡灵能得到什么程度的慰藉，不可得知，但却引起了罗马人的关注，杀戮的场面次次引得拍手叫好，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共和国末期，尤里乌斯·恺撒为获取声名，赢得民心，精选320对角斗士进行比赛表演，以纪念死去的父亲，尽管他父亲已经去世20年左右。这样一场大规模角斗赛在当时前所未闻，在罗马人的角斗赛表演人数的历史上首开先例。无论父亲的灵魂是否得到抚慰，恺撒都赢得了前来观看的罗马人的青睐。尤里乌斯·恺撒被认为是将角斗从宗教仪式转向娱乐活动的第一人。帝国早期，每当战争胜利，将军凯旋而归时，总要举行角斗赛庆祝，一方面感谢神灵庇佑；另一方面，展示战士们在战场上的骁勇。除此之外，竞技场也成处理战俘的场所，作为彰显战争胜利的标志。战俘通常会被猛兽撕碎，或被火烧死。
几百年间，大大小小的角斗赛络绎不绝，“面包加竞技场”政策更加速了角斗赛的发展，帝国境内陆续建造各种露天竞技场，只是大小规模不一。最大的竞技场当数罗马城内弗拉维王朝建立的弗拉维大竞技场，今天仍然屹立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角斗赛成为罗马民众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战绩突出的角斗士成为当时罗马人心目中的“明星”，女性心中的偶像，小孩子们也玩起了扮演角斗士的游戏。不止一个皇帝为之疯狂，举办各种大型角斗赛，甚至不顾天子威严，披挂上阵，与角斗士为伍，卡拉古拉、尼禄、康茂德等几个皇帝对角斗情有独钟。特别是康茂德，迷恋角斗，与角斗士们一起在营房训练，在竞技场上搏杀。
在角斗过程中，因为所有人都臣服于皇帝，没有敢把皇帝当成真正的角斗士，所以，搏斗时康茂德总是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手。康茂德疯狂至极，不愿住在宫闱中，将自己的住处改为角斗学校，下令不要叫他大力神（Hercules），称他为一位已故著名角斗士的名字。康茂德最终在角斗士营房之中结束了一生。康茂德之前的尼禄也是一位角斗爱好者，虽未“披挂上阵”，但极为热衷观看角斗赛。有一次，在斗兽赛后，尼禄立刻命定将水输进竞技场，举行一场海战，然后尼禄又命令将水放出，在竞技场上安排了另一场角斗。罗马城及帝国各地，角斗风靡一时，与皇帝的热衷有密切关系，可以认为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在罗马城之外，庞贝城内许多遗迹中都可以看到角斗士的形象：坟墓上的浮雕、各种涂鸦、家中的壁画、灯具、公共建筑的雕塑等。角斗赛已然成为帝国早期各地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
罗马人痴迷角斗赛，更确切地说是痴迷血腥暴力的场面，享受着观赏死亡的快感。这种扭曲的心态逐步进入罗马人的日常生活，竟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究其原因，与罗马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
首先，罗马人尚武与嗜血的性格。王政时代与共和国初期，罗马频繁遭受外族入侵，必须不断战争，通过战争赢得生存空间。公元前3世纪后，罗马人开始对外征服，并最终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人。大征服时代罗马人英勇善战，尚武精神一再得以表现。战争胜利值得庆贺，通常会举行角斗表演。角斗场上，角斗士们互相厮杀，对罗马人来说，似乎还原了战场上搏杀的场面，观众们为战士鼓舞、喝彩，获胜的角斗士成为罗马人心中的明星。久而久之，即使在和平时期，罗马人也对观看流血暴力的场面习以为常。故此，每当战火燃起，士兵们便拿起武器，奔赴战场，角斗场的演出则变成了罗马人参与的现实。另外，罗马人喜欢公开处理战俘，通常是在角斗赛的间歇供观众欣赏。罗马城内许多暴力形式演出都是为了羞辱敌人(奴隶、罪犯或敌手)，同时这样做的原因也是由于害怕敌人会如此对待自己。
以这种办法消灭敌人，为罗马人带来胜利的快感。卡拉古拉是一个性情残暴的皇帝，对待罪犯的做法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点。当角斗场喂养野兽的牛涨价时，他便挑选罪犯作野兽的食物。卡里古拉不考虑罪犯冒犯了哪条法律，让罪犯排成行自己站在大门口直接命令“从秃头到秃头”的一行人带走。角斗赛能在罗马城和整个帝国中风靡，除了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推波助澜外，罗马尚武的性格与传统，也是其中重要“推力”。角斗竞赛在罗马城内拥有庞大的观众群体，对角斗场的暴力、血腥常看不厌，迎合这种需求，统治者则常演不断。其次，“面包加竞技场”政策的支持。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已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拥有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统治者大兴土木，建造剧场、角斗场、赛车场、浴场等大型公共娱乐场所，满足罗马人娱乐需求。特别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对举办罗马娱乐活动表现得极为慷慨，在举办公演的次数、形式和豪华程度等都超过了所有前辈。他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举办过4次娱乐活动，替不在罗马的或财产不够的其他长官举办过23次。举办如此之多的表演，终极动机是维护和稳定自己的统治。罗马帝国伊始，皇帝对内战的恐惧使其更想成为一名独裁者，但独裁本身被视为暴力的另一个原因。
“面包加竞技场”政策的推行，还与帝国初年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稳定有直接关系。1世纪时，罗马城内流氓无产者的数量高达几十万人。这些人是典型的“寄生虫”阶层，无所事事，依靠帝国政府的施舍度日，更是罗马城内不稳定的因素。于是，共和国末年出台的“面包加竞技场”策略，在帝国初年得以延续。罗马历代皇帝重视公共娱乐活动，让流氓无产者在角斗场等公共娱乐场所消磨时光，以免这些人惹是生非。所以，“面包加竞技场”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帝国早期公共娱乐活动的发展，推动了各种娱乐设施大规模修建。
角斗赛在帝国早期表演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根据帝国法律，元老院每年只能赞助两场角斗士表演，只有皇帝是没有限制的。尽管如此，富有的奴隶主阶级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举办私人角斗赛。除了精彩的表演吸引着观众，在幕间休息时，观众可以选择去吃午饭，也可以选择留下来观看处决罪犯。精彩的表演与免费的午餐，安抚了无产者和广大观众，两者相辅相成，各自享受所获利益，角斗由此延绵不绝。
再次，社会稳定，城市的发展。帝国时代早期，战争减少，和平年份增多，罗马城人口增加。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城人口数量可能在80万左右，公元2世纪初增至100万。这些城市人口中来自不同地区。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罗马修建了一大批规模偌大的公共建筑，包括赛车场、剧院、浴场和供民众观看表演的大型圆形剧场。帝国早期城市化发展促进娱乐建筑增多，为举办角斗赛提供了空间基础。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娱乐建筑越来越多，促进了帝国境内的城市化发展，每个城市都能看见罗马城的影子，角斗赛也随之盛行各地。各种战争的俘虏、各种名目的罪犯等，成为角斗士不竭来源，罗马人不担心“演员”减少问题。进入帝国时代，以罗马城为代表的各种规模的城市、城镇世俗生活发达，远离战事的罗马市民，作为统治阶级成员有养尊优的条件，也有更多的闲暇消磨在角斗场等公共娱乐场所。
最后，享乐、攀比之风盛行。大征服时代后，罗马奴隶主贵族手中掌握大量金钱、奴隶，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逐渐形成了一种畸形、变态的享乐需求。为了个人名利和政治“收益”，富有的奴隶主阶级不定期举行私人角斗赛，为吸引观众，角斗赛花样越来越多，花费也越来越高，攀比之风在奴隶主阶级中盛行。除了政治目的外，似乎更愿意展示自己的富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竞相举办角斗等表演。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但是只知道花钱的皇帝却一直给赛马师建造马厩，在比赛场上接连不断的举行剑奴比赛和斗兽比赛，并且一直在浪费金钱，就好像他的财库里的钱已经多的放不下似的。此外，凯奇纳和瓦伦斯还在罗马各区举办规模空前的剑奴比赛，以庆祝他的生日”。享乐之风愈演愈烈，罗马城内外到处建造角斗赛场，公元150年后，罗马城中的圆形竞技场大约能容纳100万观众，小城庞贝的圆形竞技场也可容纳约2万观众。有钱人经常举办私人赛会，马提雅尔取笑这种赛会说：“有个城市，鞋匠举办了一次赛会，漂洗工业来办，紧接着是客店老板”。这些史实说明，奴隶主阶级对角斗表演之类的各种公共娱乐活动具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彰显了对娱乐攀比的心态，因而促进角斗的发展和兴盛。
综上，无论是罗马帝国自身的文化氛围，实行的政策，还是城市与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因素，无处不推动着角斗赛的发展。角斗赛并不只是一项单纯的血腥表演，伴随着罗马奴隶制的发展，成为罗马人热衷的血腥娱乐活动。和其他公共娱乐活动相比，角斗竞赛表演以暴力、血腥闻名，反映出奴隶主阶级扭曲心态，以及当时罗马城市的一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