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开凿于北魏时期的北石窟寺，坐落于茹河蒲河两河相汇之处的覆钟山下，距庆阳市区25公里处，因其开凿规模大、窟内石刻佛像生动、技艺精湛，与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并称为甘肃四大石窟，并于1988年被评选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01
从庆阳的镇原县去往西峰区，大约55公里的车程，一路相伴的是那条名为茹河的潺潺小河。
出镇原县城，沿茹河东去，川道变得愈来愈窄狭，茹河上游平坦河谷，到了此处川道收束，变得乖顺。40公里后，在交口河镇的覆钟山前，汇入从庆阳市环县发源而来的蒲河，至此，茹河完成了其171公里的全部流程。
从茹河到蒲河的连接川谷，曾有古道接续穿过，这便是丝绸之路关陇北道的主要支线——“茹河道”和“蒲河道”。可看到沿途的山体岩壁，大量分布着淡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漫射下呈现出隐隐的玫瑰色。在这些质地柔软的砂岩上，从北魏时期开始开凿了众多石窟，而坐落于覆钟山的北石窟寺石窟，便是其中规模最为恢宏的。
在蒲水与茹水交汇的东岸，一座如铜钟覆倒的山峦，山前有寺，这便是闻名天下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的南石窟寺互为姊妹窟。
穿过北石窟寺廊柱高拱的大殿，前行数十米，覆钟山鳞次栉比的洞窟，便赫然出现眼前。在环山体长约120多米的黄沙崖壁上，窟龛密集，形如蜂房。
▲状若蜂房的佛龛
工作人员介绍说，北石窟寺始开凿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约公元509年，后经西魏、北周扩建，至隋唐、北宋，以及明清，不断扩容增修，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了。岩壁上有窟龛296个，石雕造像2126身。现存大小窟龛308个，石雕造像2429尊，包括寺沟门主窟群，及其北1.9千米处的楼底村一窟，其南1.5千米处的石道坡、花鸨崖、石崖东台三处石窟群，南北延续3公里。
02
北石窟寺是甘肃省境内唯一全部用石雕进行佛像造型的石窟，并且运用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及美术表现语言形式，在佛像的造型表现上，将石刻、浮雕以及雕塑艺术予以完美阐释。
▲北石窟寺的精美佛像
北石窟寺石窟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以北魏奚康生开凿的165号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它是以七佛为内容的大型窟，“开创了我国石窟艺术中七佛造像的先例”。
七佛之说源于北魏宣武帝时期，认为在释迦牟尼以前，就已经相继出现了六位佛祖，而释迦正是继这六佛之后在现在世界成就佛道的。将来还会有弥勒佛继承释迦牟尼降临人世间。这样就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陀崇拜体系。
165号窟里有着十分宽阔的内部空间，平面略呈长方形，造像沿四壁雕凿。七佛造像宏伟精湛，庄严肃穆，伴之七佛而雕造的弥勒菩萨、骑象菩萨、手持日月的阿修罗都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作品。
▲165号窟里的骑象菩萨
七佛高达八米，从正常的人体比例而言，七佛头大身小，有些不合理，但是当你靠近并仰视佛像，极富体量感的造型和高大肃穆的神情淡化了比例上的不协调，由此可见北魏工匠有效利用了人的视觉特征，增强了造像给观者的震撼。
三身菩萨立于七佛之间，这些菩萨都面目清秀，略带微笑。身披帔帛，飘带于腹前穿环交叉。无论面相表情还是衣饰，都带有“秀骨清像”的北魏风格。
▲165号窟里的佛像
两尊天王像，更体现出北石窟寺佛像雕塑艺术的含蓄且深入。一尊天王一条腿挺直，另一条腿朝右边倾斜，髋部朝左微摆，形成上下身的稳定姿态，表情集中，有一种内在力量蓄势待发的感觉：另外一尊天王，两手呈胸前抱起的姿态，两腿直立，神情泰然，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既视感，体现出自信与内在力量的完美结合，这两尊天王像的刻画，含蓄又朴实，特别是人物内心的塑造，是北石窟寺艺术创作的一大特色。
▲165号窟门口的力士雕像
从165窟的顶部看向四周，石雕的体块错落有致，整体有力、层次分明清晰，雕刻主题突出，石像之间的关系鲜明紧密，把佛像、菩萨像等石刻与窟顶、窟壁上面的浮雕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互相之间的结合天衣无缝。在窟顶之上有限的壁面中，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佛经中的故事情节。
03
在陇东地区的石窟文化艺术中，北石窟寺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体也表现在开凿地的选择上。
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同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创建。
奚康生是北魏的权臣名将，《魏书·列传》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又“向信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
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奚康生出任泾州刺史。在任职的短短的三年内，奚康生几乎动用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经过千百名能工巧匠穷年累月的劳动，终于造就了南、北石窟寺这两座佛教艺术的殿堂。
而泾州也是孝明帝母亲胡太后的家乡，当地的世家大族与皇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开凿北石窟寺的奚康生将地址选在此处，很大程度上的因素是为了博取皇室与贵族的欢心，而北石窟寺的开凿，也一度带动了当地的开窟之风。
隋唐时期，北石窟寺的佛事活动兴盛，诸多信众开窟发愿供养的题记，在北石窟寺中留下很多。即便是到了后期佛教文化衰退的宋代，北石窟寺的盂兰盆会也是十分壮大。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盆会记》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四方来者，不啻百千众，均施笋脯之饭，以广善因。”
到了明朝的正德元年(1506年)，《重修佛灯记》有记载，安泰等人为七佛殿造灯柱，以迎“七月十五盂兰大会”，可以看出伴随着时代变迁，开窟之风逐渐退却，但是佛教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却早就深入到市井百姓生活中，成为了人们民俗文化活动中的一部分。
（作者：雷媛 刘小雷）
（来源：奔流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