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说起小孩子，常说这孩子忒任性、矫情，都不是什么好评语。我小时候被认为是乖孩子，其实我很想任性一下，但是没胆量也没本事，只好老实呆着。至于矫情，倒一直和我无缘，我是一向不跟人找别扭更不会为难自己的。长大一点，语文程度提高了一点，就觉得任性和矫情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不知怎的就相提并论了。
我不常饮，但喝一点酒后，往往思路更加活跃清楚。当年在炎热的夏天高考时，便是有赖每天中午一瓶冰凉的啤酒，才下午三场都没犯晕，只是引来监考老师惊诧的目光。二十多年以前，在朋友家的一次家庭派对上，喝了二两白干后，心中暖意微升，开始述而不作地跑舌头。
既然喝酒，就从阮籍说起。阮籍的嗜酒任性，亦真亦假；天真与世故浑然一体，让人能直感到魏晋风度在放涎一面的深层里别有怀抱。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在世事人生的大变动里体会到“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至于“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从来适用于许多年代。
说到阮籍，就不能不说嵇康。后人议论他们，多扬嵇抑阮，大抵中国人品评人物，总要分出高下，并且归结到人品上。嵇康自然人品很好，少年时读陈翔鹤的《广陵散》，那从容就死的风范也很感人。不过，他本是曹家女婿，大约怎么都是在劫难逃的。而阮籍并非卷入得很深的人，也就得以避祸。
也没有什么原因，仅仅从传世的记载，我更喜欢阮籍的性格。他的任性，看起来自然，说到底是很难得的修为。他做事极不靠谱，想起哪出算哪出；遇事得躲且躲，先醉了再说，实在躲不过去，就写了为世所诟病的劝进文章；但也未因此捶胸顿足地忏悔得肠子发青，而是接着找酒喝去也。当然，由此而认为阮籍是率性天真的人可能才是具有傻子的天真。我不大相信我们这个历尽忧患的民族能够容忍天真，事实上，生于乱世又要率性生活的人，恐怕既需世情练达的清醒，更要不为所动的定力。而且从阮籍的角度看，司马代曹又与他有多少干系呢？
如果非要拿阮籍和嵇康比，那么嵇康虽然崇尚老庄，然而其方正的个性与气节的坚守，倒更近乎真正的名教中人，而不是出世之人。这一点鲁迅好像也说过，而据不少大大小小的鲁学家说，鲁迅便是一位更进步、更伟大的现代嵇康。嵇康的不洗澡和谢安的折屐，固然也显出非凡的定力，但总让我觉得有些矫情。
矫情在我看来才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比如坐怀不乱、又比如三省吾身。前者予人想象空间：柳下惠是不是阳萎，或者是同性恋？后者令人怀疑曾子本人能否做到，就算他做到了，这种反省方法又能否传授，能否不流于虚伪或者自虐？
随着孔夫子之后八十多代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国充分普及了有关君子仁人、烈士贞妇的道德观念与是非标准。它们是如此崇高，以至人们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装蒜，除了矫情几乎没有别的途径达到。在此不必多谈装蒜的人，时人对厚黑学，潜规则一类的关注已经够多，大不必再开一门矫情学。
问题在于，那些真诚的人们，为了当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的人，玩儿命拔着脖子提升自己。中国知识分子越活越累，道德的内在压力和对统治者的恐惧混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内心恒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于是阮籍这类人物渐成绝响，到了清朝，数得出的一个是李渔，却多了些狎玩；再往后的所谓放诞，就转来转去不脱醇酒美人了。
前赴后继、辈出不穷的是讲究文章事功的大儒们，其中近世在修身方面最继承曾子的，似乎当属他的杰出的本家曾文正公。我读《曾文正公家书》，没有一次能够读完。文正公是有原则和极强意志力的人，也是极其矫情的人。律己宽人，是他的美德之一，但这种美德，恰如许多先圣的教诲一样，本身就是矫情的。任性自然的人，恐怕对自己会很宽容，对别人则大半无所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榜样之所以为榜样，正在于与众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代表什么。从孔夫子开始，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一直深受榜样的操纵，矫情的传统越来越厚重，任性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了。
那晚说到这儿，就到了酒足饭饱，主客半醺时分。海外华人的家庭派对，或以打拖拉机，或以卡拉OK来杀饭后时光。我的舌头也就没有再跑下去，说过的话也就和岁月一起被遗忘。直到去年，已经搬到外州的主人看见我的文字，来电话聊起。听的人比说的人记得更清楚，这也是常有的事。回首这二十多年，忙碌的日子之余，大多是在杀时间。看朋友和自己渐渐变老、看下一代匆匆长大。打牌也罢，写文章也罢好，不过是消遣有生之涯。在寻找一个榜样需要上溯一千来年的时代，以我们的修为，精神上想活得任性与自由一些也许只是个念想。
随着经济高速成长与富裕阶层的形成，近两年“任性”忽然成为一个流行语。基本逻辑是有钱就能任性，任性才能幸福；所以“任性”象征财富与对幸福的追求，进而言之，是一重人生境界或者是一种贵族精神的体现。
不过当下成功人士都是从无到有、辛劳奔波，在变动的社会环境里、在急剧商业化的时代白手起家。他们熟悉策划与计算、谋略与人际关系是正常的，于“任性”则是陌生的，往往不脱任性就是可以由着性子这种字面上的理解。事实上，很多人对于词语的理解是颇为可疑的。他们并不去多想定义与边界，比如自由被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分不清任性与胡为的区别。至于把“任性”上升到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则令人不免疑问：谁是贵族，什么是贵族精神，如今存在吗？
我小时候，“贵族”可不是一个好词，通常是和“反动”、“腐朽”、“没落”连在一起，出身贫下中农才最光荣，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革贵族的命。不过人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并不一致，越是高压的时代越如此。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与好奇，无论何时何地都顽强地存在着。这上流社会不管是清朝的、民国的、还是红色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神秘而遥远，似乎高不可攀，可能引发各式各样的感触与倾向。“贵族”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其实并不被人所知，也似乎没那么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星星点点地住着前清皇族、民国高官、大学教授、银行巨子、梨园名伶、起义将领，虽然在这个时代他们已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大多很低调，夹起尾巴做人，但他们的穿着打扮、气质风度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令人艳羡，或许也有些嫉妒，然而文革开始不久，抄家之风一起，嫉妒与恨膨胀交错，于是书籍字画付之一炬、黑胶唱片碎落满地，被剃阴阳头、剪瘦腿裤的情景时有发生，刻在我童年记忆。
贵族与贵族精神重新被提起，是九十年代以降的事，文革结束后，贵族虽然污名不再，但随之而来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加速度，流行的关键词是现代化、西方新思潮和当下，对于听上去有几分复古气味的贵族不甚感冒。进入九十年代，风气骤变，不复西化，转而趋向绍述前辈学人、追溯本国历史，贵族与贵族精神，由此颇获肯定，在本世纪更进一步成为一种当代时尚与追求。
不过我们看历史很容易流于以古喻今，即使不那么急切，也往往强调以史为鉴，终竟不脱通过历史诠释此时此刻的思路，忽视了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寻找与复现历史情景。另外，缺什么想什么是人性使然，如今找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求诸古人，以今天的想象与期待描述，究竟本来面目如何反而成为次要的。“贵族”一语自是很古，不似今天许多常用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日语转口，但其当代涵义更多源自西方，又以英国贵族为标本。大抵英国贵族自成一体，与王权既互为犄角又充满张力，在中国历史上与之最相似的，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大夫。英国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从王权与贵族共治逐步走向议会制与地方自治的演变历程。而中国早在秦汉就以大一统皇朝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拥有自己领地的世袭大夫不再作为制度存在。虽然门阀士族在东汉兴起，直到唐末五代才身影湮没，但更多听命于皇权或武力，在历史上的影响逊色许多。
如果说贵族是一个中性词，那么贵族精神却是褒义的。它有两重意思，一是本意指贵族的精神，二是说高贵的精神，并不一定专属于贵族。我们今天所用的，大多是第二重意思。
器物文明一般是百姓制作的，文字文化则多出自受良好教育者。由此观之，中西共通之处是，贵族是文化发展传承的主要人群。并不是很多人意识到，诸子百家的主张其实是贵族的学说。姑不论其中多少欲献明主的统治术，基本概念里的君子与民是不同的，类似柏拉图笔下的哲人，是统领民众的贵族。说孟子或墨家是“平民思想”，在我看来是可疑的，他们至多可以说是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而已。
说中国的贵族，人们最容易想到门阀士族和与之相关的魏晋风度，也易于由此发生一种好感与肯定。简单的臧否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实乃史学大忌。所谓五胡乱华的异族统治之所以发生，与门阀政治的速朽有莫大关联。曹操虽然出身寒门，本姓夏侯，但曹氏也好、司马氏也好，都是由东汉末年高门转升皇位的。西晋虽然武力灭蜀降吴，但摊上一个白痴晋惠帝，问遭遇饥荒的民众“何不食肉糜？”所以仅仅安稳了十几年就“八王之乱”不作不死地自爆了。
南渡的士族与江南的豪门联合安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是唯一的称得上门阀政治的朝代，当它被起自卑微，靠武力与寒士的刘宋取而代之后，贵族继续存在，但更多是社会身份上；他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更多是文化方面的。
贵族在发迹地是有着自己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在隋唐经历了一个渐渐衰落的过程。从黄巢起事到五代十国，在频仍战乱中，门阀士族彻底消亡。宋朝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不再有世袭贵族。通过科举制批量生产的文官集团辅佐并依附于皇权，科举制和与之相关的教育促进了理学思想统治的确立，文官治军防止了武力割据的再现；虽然异族的入侵和改朝换代两度发生，但是直到清朝末年为止，这一结构基本的格局没有变化。
在“后贵族时代”的过去一千年里，书香门第、乡绅阶级是社会的主要支撑者、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与普及者。他们不是血缘继承，有更多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阶级的森严壁垒不复存在。在公元11世纪，这样的转变听上去非常合理，而且提供长期稳定的可能性。相当多的宋史学家都会赞美当时的繁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中国史的巅峰年代。我刚到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东洋史教授，是一位宋史专家，他的谬论之一，就是中国在北宋时就已经转型为庶民社会，为什么在现在反而强调阶级斗争呢？
我倒觉得，虽然没有了世袭贵族，以宋朝为拐点，君臣尊卑在现实中、在理论上开始了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化的世俗化、伦理化与一统化，贵族时代的浪漫情怀、个性化日渐式微，所以再也出不了嵇康、阮籍这样的人物了。
在没有贵族的地方谈论贵族精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词语在谬误中定型是时有发生的、使用与理解上的歧异也可能折射出当时的现实与氛围。贵族原本是基于血统的等级身分，与价值判断无关，贵族精神却令人联想高贵、正直、风骨、气节等种种稀缺的品质。这些品质其实与是否贵族毫无关系，贵族只是由于天生环境的优越，可以有更好的教养与气质，在历史上有更多文化方面的机会。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可以出于自然、毫不做秀地活得相对个性化、任性一些，留下“雪夜访戴”一类的佳话。
令人向往的历史人物，大约不是那种道德楷模，而是性格鲜明、特立独行之士。然而魏晋之后，对个体的重视从未成为主流、对个性的张扬多被视为异端。个人主义实在是纯粹的舶来货，陌生到许多把它挂在嘴边的人都搞不清楚。个体观念在中国的阙如，不是近百年，而是上千年。我对所谓观念更新，是很悲观的。自居精英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此为己任，然而这种思路，和主张道德重建的卫道士如出一辙，都是以为把自己的一套东西灌输给民众就大功告成了。
我想，我们需要谦逊一些，对我们的历史多了解一些，对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根基和修为认识得清醒一些。如果你真的想活得相对个人化，那么你也许该想想，什么是内心的任性与自由？怎样才能不仅是活在别人眼里，为扮演某种社会角色而生活？
读阮籍的诗，便知他内心其实清醒而忧伤
人情有感慨，
荡漾焉能排？
挥涕怀哀伤，
辛酸谁语哉？
李大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