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环境史》海外名师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五讲举办，在本次讲座中，主讲人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结合他即将出版的专著，介绍了近二十年俄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他指出，俄国18世纪的海洋资源开发涉及三项政府性活动：获得帝国特许权的垄断公司发展了俄国捕鲸业；政府试图取代传统的欧洲及亚洲船只，开展自己能掌控的渔业和货运，最后就是西化改革导致的海鲜消费促使俄国渔民研发新型鱼类加工技术、开发渔业新品种。此外，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在建造圣彼得堡时，创建了“另一个阿姆斯特丹”。作为海洋大都市，这个蓬勃发展的西化的新消费中心是这个复杂故事的枢纽。通过改变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俄国试图将自身转变为海洋强国，认识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发展全球海洋史研究中的“海洋性”（maritimity）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
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Alexei Kraikovski），现为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2000年他毕业于圣彼得堡欧洲大学（EUSP），曾任该校副教授，2017年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HSE）艺术与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环境与技术史实验室高级研究员，2020年起兼任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俄国海洋史。参与撰写的环境史英文著作有《被开发的海洋：海洋环境史的新方向》（The Exploited Seas: New Directions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1）、《“制造”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 Volume I: Explaining, Springer, 2016）、《河流的消失与复现：城市与河流关系的再探》（Rivers Lost, Rivers Regained：Rethinking City-River Relations,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等。
一、内容简介：研究课题与审视“历史共识”
今日要讲的核心论点出自本人的新作《另一个阿姆斯特丹》（ Another Amsterdam） （对于《另一个阿姆斯特丹》的标题，阿列克谢·克莱科夫斯基教授表示他特别选用了彼得大帝曾许的一个承诺。彼得大帝说，“设若天假我以年，圣彼得堡会变成另一个阿姆斯特丹”。《另一个阿姆斯特丹》这部书就是在试图解释彼得大帝的那句话，还有17世纪后期圣彼得堡成为另一个阿姆斯特丹意味几何。），该书有望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研究重心在于以下问题：大陆帝国是怎样的？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转为海洋帝国？某一国家被认为转向海洋国家时，通常是想要表达什么？这多少有点老生常谈。近十年，俄国各个区域的海洋捕捞史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我的创新之处是：尝试将多样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置于一种海洋视角下开展整体性考察。这个研究的时段为18世纪，一段沙俄历史上的艰难时期。最后，我会对这一过程进行归纳。本研究旨在推动俄国海洋问题研究，因为目前俄国学界的研究聚焦在海军势力范围、军舰发展史、海军发展史和战争史。海军相关的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甚至被视作复杂的海洋开发问题研究的唯一面向。
研究课题将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沙俄势力扩张至北极地区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并在此开展一系列的捕鲸行动；二是政府尝试在俄国发展起现代欧洲商船制造业。这与政府把控的海军舰船制造业的故事截然不同；三是沙皇俄国的新都——圣彼得堡的发展问题。1703年，圣彼得堡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滨建成。要成为一个海洋大都市，圣彼得堡不得不复制维也纳（Vienna）、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伦敦（London）等现代早期港口大都市的模型。考察视角也将不再局限于地理学和建筑学，而是更加关注船舶使用、海洋利用和海洋自然资源消耗。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历史关系也在海洋环境史的维度上得以书写。
海洋环境史诞生于二十多年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大型国际项目——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HMAP），致力于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Census of Marine Life/CoML）。这一全球合作的项目旨在以某种方式评估世界海洋的状况、了解海洋动态、预见人类应该如何进一步地开发海洋并厘清历史上消逝的海洋要素。在过去的18个月里，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已拥有100名历史学者、考古学家和海洋科学家，致力于16项专题研究。美国私人基金会——艾尔弗·斯隆基金会（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资助了该项目。我们小组负责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中心的涉海空间，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波罗的海芬兰湾（Gulf of Finland）。之后我们小组也参与了黑海和亚速海项目的一些研究，但主要研究精力仍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所关联的海域。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项目也是我海洋环境史研究经历的开端。正式开始工作后，我们小组发现：尽管历史上俄罗斯渔业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但却少有文字对其进行专门讨论。一般就只略微提及那些经验丰富、人尽皆知的俄国远北部（far north）海洋哺乳动物的猎手以及在远征斯匹次卑尔根岛等有关北极事务上游刃有余的爱斯基摩人（Eskimo）。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传统记述基于对先前研究文献的一些重复。在档案工作的第一年之后，我们发现了档案里的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实际上成为我研究的起点。
当我们小组开始研究远北地区的传统渔业时，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有同事问道：“俄国人为什么不捕杀鲸鱼？”。远北的人都捕杀鲸鱼，但貌似俄国人是个例外；“18世纪沙皇俄国渔业的走向是什么？”现看到的文件都是17世纪和19世纪的，独独缺了18世纪。看来18世纪应该是发生了大的动荡，新规也在那个时段诞生。所以18世纪到底发生过什么？“使用欧式船只存在着哪些问题？”。历史文件显示了俄国人更乐意使用他们过去几个世纪里用的传统船只。当沙皇政府试图迫使让民众改换用欧式船只时，俄国人软磨硬泡地拒绝这样做；“为什么俄国人拒绝采用荷兰人的鲱鱼保鲜技术？”。荷兰鲱鱼可是其商贸网里的最著名的产品，一向以高质量闻名于世。从历史文件的记述里能知晓，俄国人在白海（White Sea）捕获到一定数量的鲱鱼后，依旧使用俄式传统保鲜技术。这项传统技术非常差，会严重影响鲱鱼的品质，可俄国人还是选择了坚持使用。俄国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改换更先进的技术？
我开始逐一自问上述问题，深入研究有关档案。最终全部解释都聚焦于了一点：“海洋大都市”（maritime metropolis）。沙皇俄国就是或者至少可以被视为两个实际上分离的帝国：一个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另一个是圣彼得堡的冰雪及海洋帝国，就像我们可以把波士顿的海洋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开谈论一样。不过，圣彼得堡同时作为两大帝国的中心是一种巧合，毕竟帝国的地域类型不同。从地理上讲，圣彼得堡的海洋帝国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的势力范围并不一致。尽管这两个帝国共存且互通，但本研究立足于圣彼得堡的海洋帝国，而非罗曼诺夫家族的大陆帝国。在海洋帝国的视角里，圣彼得堡是决策中心（decision-making center）。无论是在斯匹次卑尔根岛，还是在波罗的海的某个地方发生的事，决策地无一不是圣彼得堡。此外，圣彼得堡还是消费中心。在远海，渔民捕鱼并保鲜、屠鲸、杀海象等等，最后的实际消费地也是在圣彼得堡。造成这一局面，完全是因为圣彼得堡想让远海的捕手们这样做。圣彼得堡还是资源集散中心。它负责分配资源，不仅有货币资源、金融资源，还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资源。圣彼得堡有能力吸引国外专家，然后再统一将专家们分配到远北。反之亦然。最后，圣彼得堡还是战略中心，社会精英在此构建并分享未来图景。人类该如何前进？该做些什么？未来的世界该是什么样的？
一般而言，面对开发捕鲸业或是船舶制造等实际问题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处理：一是物质性的可视化的事物，即捕杀鲸鱼这一可见事实；二是要基于大量想象的事物，此点的重要程度不输于前一点。为什么人类要走上屠鲸之路？成为捕鲸者后，生活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的国度是捕鲸的国度，为什么屠鲸对国家的重要性是种植棉花、树木等其他物所代替不了的？为什么杀的是鲸鱼而不是海豹？由此圣彼得堡构建的对未来的想象成为变革的驱动力。在论证圣彼得堡作为海洋帝国扩张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在海洋帝国中的不断成长时，这一点应始终被牢记。
讲座海报
二、自然资本：17世纪的俄国人与海洋
17世纪末，沙皇俄国成了全球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国毗邻许多海盆、但不能直接到达。这不难理解，北部海岸的许多港口直到今天都不太容易进入，更别说在17世纪，基本上毫无通航可能。然而，它们通过全球最大的河网被联通起来。也就是说，河流里可以捕捞到多种栖息于海洋的鱼类。当鱼到河里产卵时，俄国人就可以熟练应对涉海的环境要素，至少是抵达河口以及河网交汇口。他们采用“定点鱼类——特产”的传统作业方式，捕捉溯回产卵的鱼、海鱼或淡水鱼，之后做好保鲜。几个世纪来，俄国人一直坚持这样做。
俄国人造船技术也是沿用了多个世纪的传统技术，用的各类船舶都是俄式的。船的制造都是遵照规章要求的。沙皇政府时刻关注着管理条例。在今天很难去想象，上述这一系列条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但能明确一点，想象17世纪俄国人可以乘船随心所欲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是大错特错的。这种行为在那时肯定会被制止。沙俄政府控制了全境内的各种流动，水上的流动性（mobility）也是其中之一。
重中之重在于，17世纪来到沙皇俄国的欧洲旅行家们高度评价了俄国人的鱼肉料理。俄式鱼肉料理极其精致，备鱼、吃鱼的俄式经验也为欧洲观察家所称颂。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解释了为何18世纪俄国政府引进新型鱼产品时俄国民众会疑惑。确实，在烹调鱼肉方面拥有如此深厚的积淀，人们对引入新型鱼产品感到犹疑也是毫不意外的。而且传统的俄国鱼类消费一向是鲟鱼、鲑鱼这种高端产品。
三、宏图大略：“大出使团”与重心转向“海洋知识”
沙皇俄国的宏图大略有三个：一是推动捕鲸业，因为沙皇认为它是荷兰实现经济霸权的基础。俄国要剑指17世纪末荷兰捕鲸业的霸权地位；二是推广荷兰的鲱鱼保鲜技术。历史文献清楚记录了荷兰渔业发展的经验，包括构成荷兰17世纪重大产业之一的北海鲱鱼生产业等；三是发展鲱鱼等现代鱼产品消费的同时，还要促进牡蛎这类为现代世界所钟爱的海鲜消费的发展。牡蛎一跃成为主要消费品，打破以往俄国人只吃鱼的传统海产消费格局，它标志着18世纪俄国人习惯的西化。俄罗斯文学中也开始频繁地出现“牡蛎”。说实话，牡蛎不算经济价值特别大的商品，但它被视作海洋商品的标志。要厘清上述三点，我们就须得回溯到“大出使团”时期（Grand Embassy），从沙皇彼得一世驻足过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始于1697年的“大出使团”塑造了俄国对“欧洲的印象”，为日后沙皇俄国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1697年，彼得大帝带着百余随从离开俄国，“微服私访”欧洲各地。这也是俄国历史上沙皇首次出境，行程如下 （图1）：3月由莫斯科（Moscow）启程，去往波罗的海一带的里加（Riga）；夏季沿着波罗的海南岸行进，后转道柏林（Berlin）；秋季和早冬一直是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次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在伦敦度过早春。之后便开始返程，先是到了海牙（Hague），随后在维也纳（Vienna）过夏，8月回到莫斯科。此次“大出使团”值得深思，原因在于，彼得大帝历经了捕捞鲱鱼最重要的时节。秋季，阿姆斯特丹的渔民将辛苦捕获的鲱鱼带回时，彼得大帝刚好就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又是一处，他驻足的1月-3月刚好是海产捕捞业的准备季。亲眼目睹无疑是最佳的观察方式，那些海洋大都市的海产捕捞作业方式或多或少地成了“沙皇印象”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更是奠定了基础性的印象。
图1
1697年9月28日，彼得大帝访问了位于泰瑟尔岛（Texel）的捕鲸船队，那支船队当时刚从斯匹次卑尔根岛满载而归。他所看到的情景，可以从阿道夫·范德兰（Adolf van der Laan）的版画中窥见一二：船只，远洋船队，还有岸边的人。岸边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船载货物的所有者，船的归来对其而言是可观的利润和繁荣的到来。沙皇彼得一世参观了船只，目睹了这里的一切，看到了捕鲸的“战果”。众所周知，1697年是斯匹次卑尔根岛捕鲸的丰年，也是斯匹次卑尔根岛捕鲸史上最多产的一年。沙皇见到捕鲸者的时候，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口里讲述着这不可思议的成功。这一幕太震撼了，沙皇一定会记忆犹深，它也成了日后沙皇坚持在俄国发展捕鲸业的根基。事实上，18世纪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捕鲸业整体上呈现衰败的态势。即便如此，对沙皇而言也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捕鲸业到底有多成功。而他的改革主要就是基于他的视觉印象，这份视觉真实转化成了政治决策的基础。
沙皇汲取的第二部分经验来自他所参与的造船业。传统的造船技术有二：一种为阿姆斯特丹所使用的。即建造时从船底开始，先完成船底构建（“外壳优先”）；另一种为鹿特丹所使用的。即先搭建船的骨架（“龙骨优先”）。无论哪种，都是实践出真知。沙皇在图像绘制技术那里碰了壁。如何使得实际船舶与造船图纸相一致？荷兰垄断着造船技术。若是想在俄国本土上造船，就需要雇佣荷兰的造船师。而将造船图纸带回俄国，让当地技工依照图样造船不大可行。因此，沙皇甚至决心自创一套图像绘制系统。不过很难说荷兰工匠画是什么新型船，那是17世纪30年代伦勃朗（Rembrandt）画作里就有的船。那群荷兰造船师画的船，在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馆里全能看到。但彼得大帝始终坚持着他的宏图大略，现代造船业对建设海洋大都市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是鲱鱼和牡蛎的案例。阿姆斯特丹作为消费中心蓬勃发展，一大表现就是当地的鱼产品消费和贸易。荷兰鲱鱼产业也是工业的一部分。鲱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后会送到岸上加工处理，最后送到餐桌上被消费。不仅平民百姓消费鲱鱼，一些高端宴会也会选择鲱鱼作为菜品。鲱鱼捕捞接近尾声的时候，地方精英还会举办盛宴，举杯同庆造船业和渔业为之带来的可观利润。这让沙皇陷入深思：海洋大都市里的人是怎样做到持续进步的？他们怎么吃？他们都在吃些什么？牡蛎由此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妓女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客人们处理牡蛎，这实际上也是工业的一部分。吃牡蛎是妓院文化的一个方面（被认为是壮阳的）。沙皇“大出使团”的随行人员很多都十分年轻且充满活力，他们在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驻留时，了解到食用牡蛎的经验。由此牡蛎将精英消费和消遣消费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日常饮食的组成部分，更是高端盛宴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消遣的一部分。
四、三段故事：鲸脂垄断、船舶货运、鲱鱼与牡蛎
从以上三点出发，我们用三个故事来理解俄国海洋事业的发展。首先是远征斯匹次卑尔根岛发展捕鲸业。1703-1768年间，沙俄政府陆续建立了多家垄断公司 （表1）。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公司为帝国精英所把控（特别还有缅希科夫这类宠臣），拥有海洋哺乳动物脂肪开发与贸易的垄断权。垄断贸易让这些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它们有义务拿出部分盈利投资给捕鲸业。故而，垄断公司常年要与斯匹次卑尔根岛的猎手们打交道。 （表2）传统猎手的嗜好是杀海象，而非屠鲸。处理海洋哺乳动物，猎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总之，让这样一群人放弃杀海象转而屠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18世纪，沙俄政府都在试图逼迫他们转行去捕鲸。18世纪末时，政府找猎人们问话：“为什么你们不屠鲸？要做什么你们才肯去屠鲸？”。对方回答道：“不屠鲸是因为无利可图。但杀海象、海豹就不一样了，小成本投资，获利也相对可观。而且捕捞地点就在白海，不需要到大西洋深处，危险程度也低了很多。因此，要想让我们屠鲸，方法只有一个：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猎手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然条件与经济理论的深度联系，而圣彼得堡的帝国精英们是理解不了的。因为帝国精英们想象的基础是一种对“外国的印象”，一种基于他们想象的外国理念。
表1
表2
第二段故事，是船舶货运的革新。1705-1723年间，沙皇彼得大帝几乎每年都会签署数份改善航道和革新造船业的法令 （表3-表5）。而圣彼得堡在每个时段都是改革法令颁布最多的地方。多数法令写明，征召各地船运总管/技工到圣彼得堡，这也让俄国科学界大为吃惊。原因在于，对船舶货运改革的研究基本是地域性的，即只考察某一地区的改革。举例来讲，以往学者的研究范围只到远北方白海海域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以圣彼得堡为中心展开的。若是深挖历史文献，就会发现是沙俄政府真正的目标在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才是该段故事的主体。
表3
表4
表5
沙俄政府意欲革新圣彼得堡的航运，主要围绕首都城内的航运和通往首都的水路。国外控水空间的理念被引入圣彼得堡，其市中心被视作沙皇俄国现代文化和空间转型的中心。运河由圣彼得堡放射状流出，范围覆盖了沙俄全境。每条运河都是现代性的一个分支，全境运河都会在沙皇俄国的核心地界交汇。这一运河连通方式与17世纪荷兰的水道网颇为类似，都是借助现代交通网络将国内各地连通。
在这种航线视域下，移植往来于运河上的船舶也成为现代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沙皇颁布法令，要求当地农民建造多种类型的荷兰船，具体有荷式平底大帆船（tjalk）、卡特船（kat）、福禄特帆船（flute/fluyt）、胡克船（gukor/hoeker）、荷兰圆帆船（galiote/galioot）（荷兰圆帆船是一种荷兰捕鱼帆船或小型商船，属于带帆的小型两排浆船。）、平地小帆船（evers/ewer）等。这在实际操作时难度很大，因为各类船舶的构造都非常不同，不可能概而论之。而且政府更没公布一套清晰的船舶建造体系。沙皇的改革靠的好像都是造船图纸，就只是告诉民众放弃正在用的破烂船，该改换新型船只了。唯一的共性就是各类船的起源地都在历史上的弗里斯兰省（Friesland），即今天的荷兰北部及德国西北部易北河（Elbe River）下游的汉堡市一带。沙皇第二次“大出使团”（1716-1717）时到达过这一带，造船业改革的核心项目是在此之后才真正开始推进的。故而，开发捕鲸业和船舶货运只是第一次“大出使团”时萌生的想法，而真正将这一想法落实是在第二次“大出使团”归来之后。事实上，改革全部以失败告终。19世纪，捕鱼者们又被沙俄政府问话了：“为什么你们还用旧型船只？”。渔夫们的回答很明确：“传统船只更好符合了个人要求，它们更有利可图。我们了解自然，懂这一行，知道下一步如何推进。政府放手让我们自顾自才是最好的！”
最后这个故事，是一段海鲜消费的故事。这有好几处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事情。彼得大帝的信件和文章非常明确地展示了他的口味偏好。信中，彼得大帝对他食用的鲱鱼质量提出了品质要求，要想自己之前在某某地方吃到过的那样，严正说明他对上次送来的那种品质很不满意。显然，他对吃很懂行，知道自己想吃的东西，且对品质有着清晰的认识。从沙皇个人到俄国全社会的饮食消费是十分有趣的话题，但鲜有人了解。当前的主流研究都在探讨法餐的食材，还有法国食物史中的“烹饪权威（culinary authority）”的议题。君王赋予皇家御厨烹饪权威性。而皇家御厨能成为权威人士，完全是因为君王在“烹饪权威”概念之下的“权威消费”。本质上讲，君王的饮食消费所展示的是他对于国家以及自然的一种权力。同理，沙皇食用伏尔加河（Volga）里的鲱鱼和鳟鱼、白海中的鲑鱼、又或是深林里的麋鹿时，那都不只是吃那样简单，其背后是沙皇对国家自然资源调配的绝对权力。“烹饪权威”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沙皇的口味喜好怎样为全社会所自愿效仿，还有为什么如此。
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Elizabeth I Petrovna）继位，她统治期内的俄国人民都渴望吃到沙皇的同款食物。18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经沙皇的许可，沙俄政府主持了两个大项目。项目旨在沙俄全境建立起荷兰式的鲱鱼产业和牡蛎养殖业，进一步推动现代水产品消费中心——圣彼得堡的发展。圣彼得堡是全球几大主要的消费中心之一，在这儿就没有买不到的商品。只要有钱，鲱鱼、龙虾、牡蛎、蚌、鳀鱼等海鲜应有尽有。问题是，所有这些海产品都很重要，那再用“烹饪权威”这一概念就不合适了。不仅仅是因为把钱浪费在自己轻易就能烹饪的海鲜上并不值当，更在于沙皇此时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权威”。生在一个伟大的帝国，拥有一个伟大的君王，自然就必须奉上人们需要的一切。这也是对“权力”更多层次的阐释。1747年，沙皇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在芬兰湾进行牡蛎养殖（牡蛎比较稀罕），并在北方发展国有鲱鱼保鲜业。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按生物学的解释，牡蛎无法在盐度过低的波罗的海里存活。据了解，沙皇俄国专程请了丹麦的专家来指导，还带了北海牡蛎的生物样本。多次实验之后，芬兰湾里的牡蛎依旧难以存活。请专家的钱可以说是打了水漂，这也宣告了伊丽莎白一世项目的失败。一些根据荷兰技术准备好的鲱鱼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运到了圣彼得堡，它们经受了测验也通过竞拍体系被出售。然而，俄国的鲱鱼保鲜业从未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1756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沙皇俄国与普鲁士之间呈现对抗态势。这场大战里，沙俄政府当局面临着远比鲱鱼产业更严峻的挑战。
1763年，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即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她反对在芬兰湾进行牡蛎养殖，但凯瑟琳大帝决定派远洋捕捞船队深入白海和巴伦支海，去捕捞那里的牡蛎、龙虾及其它类型的海鲜。沙俄政府前后组织了几次远征，凯瑟琳大帝还下令国家保护私有鲱鱼公司，目的是为让它们更好地发展荷兰式的鲱鱼产业。这一项目基本上也是失败的。远洋捕捞船队无功而返，那里根本没有牡蛎和龙虾。荷兰式的鲱鱼产业也不盈利。
18世纪末，沙俄帝国的领土扩张到了欧洲南部。政府当局最终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发现了牡蛎，那批牡蛎当即就被送往圣彼得堡，这也体现了新领土本身具有的某种欧洲特征。
五、结论
根据上述三个故事，我想总结三点意见。其一，“海洋性”（maritimity）的思想。我们究竟需要具备什么起码的东西才算具有海洋性了？大陆地区何种情况下会变得“海洋化”？对“海洋性”至今尚未有一个标准统一的定义。不过这对当下海洋史发展来说是很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讨论、观察社会的哪些要素让它走向“海洋化”。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结合一些社会特点以定义“海洋性”。沿着这一思路，沙皇俄国的圣彼得堡成为了沙皇俄国的叙事中心。围绕圣彼得堡组织起一系列的海洋活动，并将海洋要素辐散到沙皇俄国全境，最终圣彼得堡转型成为海洋大都市。要说明的一点是，圣彼得堡与阿尔汉格尔斯克之间的地区原本是偏向大陆性的。沙俄政府主持的海洋项目启动时，那一带就成了往来于波罗的海沿岸与白海沿岸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上，货币、人员、知识、思想等在此流通。海洋项目的影响范围也限于这一区域。阿尔汉格尔斯克距离圣彼得堡很远，但这没什么关系。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了圣彼得堡的出海港，圣彼得堡下达决策，船舶接到指令后就从阿尔汉格尔斯港启程。海洋帝国的运作方式正是如此。即便两边的船只和港口以大陆相连接，也不能由此否认该条交通线的整体海洋属性。
其二，“海洋知识”与18世纪对“海洋”的认知转型。俄国人在17世纪末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开始了对海洋产生泛泛化的理解，是通过沙皇的视角将海洋当作一种自然物来观察，形成了对海洋的整体性认知。再基于海洋经验，海洋认知最终转变成了“海洋知识”。伊丽莎白一世项目和凯瑟琳大帝的项目则显示了海洋知识对地方政府当局的重要，甚至影响到了地方官员的仕途。当奉沙皇之令到海里捕捞牡蛎时，某片海域内有无牡蛎就是紧要的事了。若是有牡蛎，地方官员就是办好了差事，对其仕途有利。反之则不然，地方官员们要么不择手段去找牡蛎，要么得对那片海域里没有牡蛎作出合理解释。所以18世纪末博物学家被帝国当局派遣到白海，他们被视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而且是掌握了海洋知识的重量级人物。由此可见，“海洋知识”实则为18世纪帝国用国家权力开展海洋项目的产物。
其三，是本人研究中最基本也非常核心的观点，就是要重视社会技术的想象（social technical imaginary）。所谓的“用眼睛翻译”非常重要。掌权者的“视觉印象”（visual impression）会被复制，比如沙皇要复刻“大出使团”出访期间所见的事物，他希望在俄国本土建立起来的、被认为是体现了欧洲现代性的种种事物。问题是有些部分见如其实，有些部分则不能。而每一种大产业里，不可视化的部分比能可视化的部分要重要得多。比如：能看到商人，但不能透视到商业；能看到议会，但不能看到内在的民主；能仿造捕鲸船的样式，但不能复制出一样辉煌的捕鲸业。捕鲸业不只有能看到的捕鲸船和捕鲸手，背后更是有着一套运营管理、财务周转和技术市场的体系。所谓的沙皇俄国西化，实际是统治精英基于自身经验所产生的欧洲观念的具体化。所谓的视觉翻译，就是把“视觉印象”复制为所谓的现实。
最后，中俄比较研究是一大潜在的研究领域。中俄两国的18世纪海洋开发有无相似之处？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华海洋帝国与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沙俄海洋帝国有哪些可比较的方面？其中的故事，想来一定为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