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驱蔡风潮”是清末广西新军编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蔡锷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历来是蔡锷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在过往的研究中，蔡锷似乎置身事外，毫无作为。但新发现的史料表明，蔡锷在事件中并未向恶势力低头，而是奋起反抗，撰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辩驳书，逐条批驳了广西咨议局强加在其头上的种种罪名，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蔡锷在“驱蔡风潮”中表现出来的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于抗争的勇气和胆略，为他后来成功地发动云南“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起义，从而奠定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发现的蔡锷的辩驳书，对于研究蔡锷在广西练兵期间的活动乃至清末广西新军编练史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驱蔡风潮”是清末广西新军编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蔡锷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历来是蔡锷研究中的重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发现，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缺欠，就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蔡锷未曾有任何表示，似乎完全置身事外，听天由命，后来竟然“幸运”地被证实清白。然而，天上不会掉馅饼，史实也并非如此。据笔者查考，相关史料表明，在这一事件中，正是由于蔡锷的沉着应对和积极抗争，才使“驱蔡风潮”引起清政府军咨处的高度重视和有效干预，从而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证实了他的清白，并使其面临的危机得以化解。
一、风起于青苹之末
1905年7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国的蔡锷继于江西、湖南任职之后，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邀转赴广西任职。蔡锷的才干，颇得李经羲及其继任者张鸣岐的赏识，因而蔡锷先后被任命为随营学堂兼测绘学堂总理、广西陆军小学总办兼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兵备处会办、广西新练常备军步队第一标统带、广西全省陆军讲武堂代理总办兼监督、广西陆军混成协学兵营营长等要职。1910年7月9日，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又任命蔡锷为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总办。7月11日，蔡锷赴任接管干部学堂。
但一到干部学堂，蔡锷就碰到了一个难题。本来，由于广西是边防重地，1907年8月29日清政府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师)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定广西编练新军1镇，限5年内编练足额，经费由本省自筹。但因广西是个穷省，每年岁入仅305万两，要由四川协济20万两，广东协济50万两，湖南协济10万两，才能勉强维持一年开销。而编练新军一镇，其开办费需银200万两，常年经费需银150万两。由于经费甚为紧张，广西编练的新军只得缩编为一个混成协(旅)。这样一来，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的170多名学生毕业后，就将面临无法全部得到安置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蔡锷到任后，即多次面见张鸣岐，请示解决办法。张鸣岐即“面谕”蔡锷：“陆军将弁应严加选择而培植造就之始，尤宜认真，庶收练兵之实效。该堂第二期学生应予切实甄别一次，严加淘汰，以固始基。且桂林方面只能编练一混成协，现时将校极形拥挤，该堂学生一经毕业，颇难位置，不如将学行庸劣之学生随时认真剔退，不独于公家有济，即被剔退之学生亦得以另事别业。若概予毕业，将来仍行置之闲散，爱之反所以害之，望勿避劳，恳勉为其难。”于是，蔡锷根据张鸣岐的指示，着手制定甄别方案。恰在此时，张鸣岐即将离桂进京觐见，由布政使魏景桐暂护巡抚，加之广西督练公所兵备、参谋两处总办蒋尊簋也将与刘洪基赴上海采办装械，因此，张鸣岐行前又下令由蔡锷代理兵备、参谋两处总办。
张鸣岐走后，蔡锷与魏景桐商议甄别干部学堂第二期学生事宜，并根据其要求，决定通过考核品行，考试语文的方法，对干部学堂第二期学生进行甄别，好的留用，差的淘汰。9月28日，蔡锷特到巡抚府向魏景桐“禀知”，拟于28、29两日举行考试，对第二期学生进行甄别。随后，蔡锷主持了这场甄别考试，并根据考试情况，对那些表现不佳、体格孱弱，品行和语文分数在八分以下的学生予以张榜淘汰。结果，按照既定的方案，共淘汰61名学生，其中，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广西籍学生占 49名，而湖南籍学生由于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只占6名，其他外省学生6名。广西学生见广西籍学生淘汰的较多，而湖南籍学生淘汰的较少，就以为蔡锷办事不公，拿着广西的钱，却袒护本乡人、排斥广西人，纷纷感到不满。而此事却成了同盟会广西支部和广西咨议局发动“驱蔡风潮”的导火索。
原来，蔡锷到干部学堂任职之际,恰好是同盟会广西支部成立之时。该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从中越边境调查边防情况返桂途经香港时，在同盟会香港总部见到黄兴。黄兴告诉他们，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也是革命的同志，并给了他们一封介绍信，嘱咐他们多与蔡锷联系。他们回到桂林后本想直接拿着黄兴的介绍信去见蔡锷，但觉得蔡锷一人身兼兵备处总办和干部学堂总办，掌握督练新军的大权，官气太浓，没有革命党人的味道，就想先试探他，即在黄兴的介绍信之外另附一信，约他于某晚九时到江南会馆前门一叙，并把两封信都放在蔡锷办公桌上。可在约定之时，蔡锷并未去。他们以为蔡锷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觉得他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就决定设法对付他。而蔡锷在干部学堂主持的这场甄别考试的风波，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们暗中推波助澜，扬言蔡锷袒护同乡，排挤广西人，并声言要把蔡锷赶出广西。他们又通过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动员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课，学兵营罢操”，并“很快波及到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10月23日是星期日，46名干部学堂第二期广西籍学生放假出堂后就不回学堂以示抗议，并在廖轰、王斌、覃连、周采藻等人的带领下来到巡抚衙门递呈请愿书，列举蔡锷浮开报销、滥用私人、徇纵败类、考试舞弊、妨碍卫生等五条“罪状”，要求罢免蔡锷总办的职务，并向省城文武各学堂发出报告书，申明驱蔡的原因与目的及实行之手段次序。25日，出堂学生继续散发驱蔡报告书并派代表赴广西咨议局申诉，请其出面主持。而此时，正在为反对广西高等巡警学堂拟招外省学生而提出“限制外籍学生案”的广西咨议局也为干部学堂大量淘汰广西籍学生、保留外省学生的做法而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以事关全省命脉，不忍坐视为由，在议长甘德蕃、议员蒙经等人的运动下召开会议，罗织蔡锷“罪状”二十余条，向巡抚衙门递交《呈请查办蔡锷案》，并气势汹汹地叫嚣：“就蔡锷之罪而论，杀之可也，严办之可也。”当他们又听说时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邀蔡锷赴滇任职时，并不罢休，认为“若维予以宽大，使之辞去而止，则恩情虽厚大，非所以戒后来而维持军政也”，表示坚决不能让蔡锷轻松地离开广西。26日，86名干部学堂第一期广西籍学生也罢课出堂。出堂学生合禀巡抚衙门，发出《告广西同胞书》等传单，并派人与陆军小学、学兵营、法政学堂和桂林中学联络, 请求声援。学堂派教官、区队长前去劝他们回堂上课，均遭到拒绝。同日，甘德蕃又在咨议局会议上火上浇油，“力言总办不去，学生不肯回堂”。就这样，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同盟会广西支部与广西咨议局却在“驱蔡”问题上站在了一起，共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蔡风潮”。
面对席卷而来的风潮，蔡锷起初自信“留桂六年，所办各事，内既不疚于神明，外复何惮乎谣议”，因而“毫不为意”。同盟会广西支部见未达目的，又发动商会罢市，并活动《梧州日报》主笔陈太龙，联合了梧州的学堂、商会、报馆，再次向魏景桐请愿，强烈要求蔡锷离桂。于是，这场“驱蔡风潮”还又波及梧州等地，结果愈闹愈大。魏景桐害怕事情闹大，引火烧身，急忙作出批示，答应派员调查蔡锷的“罪状”，并要求学生回学堂复课。蔡锷见魏景桐退却，即于10月29、30两日，先后禀请魏景桐撤销各差，派员彻查，并请委该堂监督覃鎏钦接任干部学堂总办之职。10月31日，同盟会广西支部见魏景桐对蔡锷的去留尚未批示，又鼓动陆军小学堂桂籍生全体罢课，桂林文武各学堂亦纷纷聚议罢课，并对前来劝谕的督练公所参议、提法使王芝祥表示，与蔡锷总办势不两立，不达到驱逐蔡锷的目的就不回堂。11月1日，魏景桐只得批示蔡锷销差，委该堂监督覃鎏钦兼干部学堂总办，并宣布前次考试无效，将重新组织考试后再定学生去留。次日，各堂学生见目的已达到，才纷纷回堂上课，形势暂趋平静。（未完）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3期；原标题：《论蔡锷对广西“驱蔡风潮”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