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著名的礼让故事之一，“六尺巷”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接见前苏联大使尤金时，曾以六尺巷的故事比喻两国之间的政治交锋应该互相谦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是它足以说明桐城“六尺巷”故事的知名度。
安徽桐城六尺巷
近些年部分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多次造访桐城六尺巷。在目前常见的一些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2]《中国名胜诗词大辞典》[3]等均认定六尺巷故事发生于桐城人张英身上。2009年，“六尺巷”传说入选了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桐城六尺巷的说法深入人心，以至于桐城以外的地区一旦宣称本地有类似六尺巷的故事时，就立马被安徽媒体冠之为“克隆”，惨遭文字轰炸[4]。
笔者以为六尺巷故事系母题故事，虽然以桐城的版本最知名，但是不能简单地否定其他地区的类似故事，这样是不科学的。因此，本文拟对六尺巷故事的源流及时空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请教于方家。
一、六尺巷故事的文献溯源
民间传说的演变往往都会经历世代累积和移花接木的过程。 一个故事流传开来之后，总会被传播者不停地添加一些材料，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这种不断添加和丰满的过程，即世代累积。 移花接木是指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保留了故事的情节模式，但是将主人公移花接木换成另外一位。
通过对同类型故事的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早在桐城的六尺巷故事生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故事记载，所以可以断言，六尺巷的故事绝对不专属于桐城，它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民间母题故事[5]。
“六尺巷故事”的核心在于让墙，其故事文本的形成应该含有让墙的情节。这是进行文本鉴别以及梳理故事源流的前提。基于这样的思路，笔者将相关文献按年代进行排序，并引述如下：
《诗话总龟》
（一）宋朝
《诗话总龟·讽谕门》
杨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谈苑》[6]
（二）明清时期
1、《雪涛小说·戒吞产》：
《雪涛小说》
闻世庙时江右一显者宦于朝，其子数寄书曰：“邻人每岁占墙址，不肯休。”显者得书，题其尾曰：“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忿，遂弃其书于地。邻人偶拾得之，感服显者盛德，自毁其墙，恣显者之子所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7]。
2、《诗谭》：
大学士郭东野为翰林时，其封翁家与邻人争一墙界，寄书于东野，具状求上当事。东野漫上以诗云：“千里寄书只为墙，严君何事苦忙忙。地过千年换百主，让他一步有何妨。”相度可占一班矣。一云：“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8]
3、《坚瓠集·己集》卷一：
蜀杨尚书玢致仕归长安，旧居为人侵占，子弟欲白于官，以白于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诗。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韵语晨钟》：舒国裳芬在翰林日，其子寄书云邻人岁占墙址不休。芬览书题其尾云：“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愤，遂其书。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想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与吾乡杨仲举事同。事见三集。三公如此襟度，真八荒我闼，千古为侣，更何人已畛畦，足当一瞬。[9]
《坚瓠集》
4、《坚瓠集·丙集》卷二：
吾郡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雨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10]
5、（道光）《丰城县志》卷二十四：
郭中允希彦在京邸，其子与邻争墙，数寄书言其事。中允付一札云：“纸纸书来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原是秦王筑，今见长城那见王。”邻人疑其致书当事，要于途中夺之。见诗惭服，遂释争。旧志[11]
6、（同治）《德兴县志》卷十：
《德兴县志》
孙清简公
孙清简公需官尚书时，族人因山与余姓墙连界，讼结数年。族人以书达公，告以讼故。公寄诗晓之曰：“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族人得诗，讼乃解。人皆服公豁达云。[12]
7、光绪《榆社县志》卷十：
李兰玉者，故明宛平县令李锦袭之子也。家居与邻人争墙基，致书于父。父遗诗一首示之曰：“千里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前辈风流诗味长。”兰玉得诗，遂以墙基让之。又于仁义巷北让地一块云。[13]
8、《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五：
宋杨尚书玢，致仕归，旧宅为邻里侵占，子弟以状白公。公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衰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又杨尚书翥住宅旁地，为人所占一二尺。或以告公，公作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其人愧服。二杨之度相似，可以风矣。[14]
《两般秋雨盦随笔》
（三）民国时期
《旧闻随笔·六尺巷》：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只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或曰丹徒张文贞公事，殆误。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有学者以为让墙故事最早的雏形当是《诗话总龟》所在杨玢事。但是《诗话总龟》中所载为四邻侵占杨玢旧宅，而杨并不在意，并以含元殿之废弃告诫子弟，故事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让墙之说。
黄梅戏《六尺巷》戏单
所以只能说六尺巷故事含有《诗话总龟》所载杨玢故事的因子，但是却不能将其作为源头[37]。而最早记录让墙故事则当为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为江右时一显宦，未提及其名姓，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回信诗[38]也与后世所流行的“让他三尺又何妨”有所区别。
比《雪涛小说》刊刻时间略晚的《诗谭》则具体指出主人公为明代的官员郭朴，回信诗与后世的通行版本非常相似，差别只在于“几尺”和“三尺”之别。
到了清初褚人获的《坚瓠集》中，礼让的主人公则易为明代正德年间的状元舒芬。另外两位显宦杨玢、杨翥所写的诗虽然与通行版本的回信诗字句有所差异，但是故事情节几乎一致。
到了晚清，《丰城县志》《德兴县志》《榆社县志》三部方志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人公再度易为郭希彦、孙需和李锦袭。
直到1918年，桐城人姚永朴的《旧闻随笔》中才出现了桐城六尺巷故事的记载，主人公也变成桐城人张英。
在之前的文献中，虽然故事情节相似，回信诗也都词句相似，但是从未出现“六尺巷”的说法。所以，桐城的六尺巷故事虽然晚出，但是却第一次出现了“六尺巷”的名字，并且成为最为流行的版本。
但是，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六尺巷虽然叫响于桐城，但是其故事绝非桐城所独享。无论是从时间角度还是从空间维度，桐城都不是唯一的拥有者。
至于主人公张英，故事是否发生在其身上也是值得商榷的。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人，清朝大臣，张廷玉之父。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七年，卒，谥号文端。《清史稿》中有其传记[39]。
《张英全书》
张英是清代康熙年间人，在他出生之前六尺巷故事的原型就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后人将六尺巷故事移植到张英身上。除了上文列举的文献之外，张英本人的文集也可以提供佐证。
笔者翻检了《张英全书》[40]，在书中并没有找到这首非常著名的回信诗。为此，笔者还特别咨询了《张英全书》的点校者江小角先生，得到的答复是张英的文集中没有见到这首诗。所以“六尺巷”这个名字与桐城张英有关，但是六尺巷故事却未必发生于桐城，也未必发生在张英身上。
二、“六尺巷”故事内容的演变
——基于时空角度的考察
（一）六尺巷故事发生的时代
六尺巷故事最早出现于明代江盈科所著的《雪涛小说》中。据《雪涛小说》云此故事发生于“世庙时江右一显者”身上。“世庙”出现的年代为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期间[41]。
《江盈科集》
《雪涛小说》乃江盈科“任长洲知县或求仕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的记录，作于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春[42]，此时距嘉靖朝已有三十余年。江盈科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以“戒吞产”一篇当是他据街谈巷语所录，非亲眼所见。那么，由此可以肯定早在万历以前，嘉靖、隆庆年间，六尺巷的故事就已经开始广为流传。
《诗谭》中记载故事的主人公是大学士郭东野。郭东野，名朴，字质夫，号东野，安阳人，生于正德六年（151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简，《明史》有传[43]。
郭朴生于正德年间，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擢武英殿大学士。《诗谭》中记载的故事发生时，郭朴已贵为大学士，根据郭朴的仕宦履历，故事当发生在嘉靖朝。
《坚瓠集》中主人公易为舒芬。舒芬（1484—1527），字国裳，江西进贤人，正德十二年（1517）状元，旋入翰林，授修撰[44]。《坚瓠集》中载故事发生时，乃舒芬“在翰林日”。因此，按照《坚瓠集》的记载，故事当发生于正德年间。
道光《丰城县志》中故事的主人公记为郭希颜。郭希颜，江西丰城人，嘉靖壬辰（1532）进士，入翰林，历官左中允[45]。故事发生时，郭希颜官左中允，故称“郭中允”，所以道光《丰城县志》中故事的发生年代当在嘉靖年间。
同治《德兴县志》中，故事的主人公为孙清简公需。孙需，字孚吉，别号冰檗翁，江西德兴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正德四年（1509）拜礼部尚书[46]。
《德兴县志》中载其家人与邻居发生争执时，孙需官拜尚书。所以，根据孙需的生平，故事当发生在正德年间。
绘本《六尺巷》
光绪《榆社县志》中主人公易为宛平令李锦袭。李锦袭，山西榆社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科举人，曾任泾州知州[47]，其生平记载较为稀见。故事发生时，李任宛平县令，当在中举之后。因此，故事当发生于嘉靖年间。
通过上面的考释可以看出，六则史料的主人公虽然不同，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也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故事的发生时间集中于明代的正德和嘉靖年间，因此可以断言此六尺巷故事形成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至迟不晚于明代万历年间。而清代的有关文献则当是后人根据改编的传说整理、记录而成。
（二）六尺巷故事发生的地域
六尺巷故事在当代的民间传说中遍及大江南北，华夏东西。从民间故事的发生学来说，它的起源地肯定不会如此分散，应当是发生在某地，后来通过某些渠道传播到其他地区，再被当地的人进行着改编和传播。因此，对六尺巷故事发生地域的考察还是要从文献的梳理中寻找。
桐城六尺巷诗句酒瓶
《雪涛小说》中记载主人公显宦为江右人。江右，据魏禧《日录杂说》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48]所以《雪涛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在江西。
《诗谭》中主人公郭朴为安阳人。安阳在明代属河南布政司彰德府，故《诗谭》中故事发生地为河南。
《坚瓠集》中舒芬为江西进贤籍。进贤明代隶属江西布政司南昌府。
《丰城县志》《德兴县志》中记载的主人公郭希颜和孙需分别为丰城县和德兴县籍。丰城明代亦隶属江西布政司南昌府，德兴县明代隶属江西布政司饶州府。
光绪《榆社县志》记载的主人公李锦袭为榆社人。榆社县明代属山西布政司辽州。
从这六则文献可以看出，除了《诗谭》《榆社县志》中记载故事发生地为河南、山西外，其余六则材料均记载发生地为江西。所以六尺巷故事的发源地很有可能是江西。明清时期，江右商帮雄踞一方。商贾在行商过程中也时常将家乡的故事传播到行商之地。
所以，不排除是江右商帮的商人将六尺巷的故事传播到河南彰德府、山西辽州府一带[49]。所以笔者以为六尺巷的故事形成于明代的正德、嘉靖年间，地点为江西，后由江西传至河南、山西一带。
三、回信诗的演变与六尺巷的形成
因礼让而形成的这个小巷有很多的名字。 在当代的传说中，有“仁义巷”、“仁义胡同”、“尤唐巷”、“ 饶让巷”等多种称呼，唯独桐城“六尺巷”的名气最大，流传也最广。 那么，“六尺巷”是怎么来的？
《旧闻随笔》
姚永朴《旧闻随笔》中对“六尺巷”的来源有过明确的交待。为何叫“六尺巷”，是因为张英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平息了争执后，各自退让三尺，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小巷，于是命名为“六尺巷”。
前文已经论及，六尺巷故事并非源于桐城，因此六尺巷名字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中回信诗对六尺巷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从《旧闻随笔》所载可知，张英给家人回信时写道：“让他三尺又何妨”。家人严格恪守张英的教导，按照他的意思将院墙退后三尺。邻居吴家感于张家的礼让，于是也让出三尺，这才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从六尺巷故事的相关文献梳理情况来看，“让他三尺”其实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六尺巷”形成的过程。
《文化六尺巷》
在《雪涛小说》中，江右显宦得到其子的书信后提笔便书：“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计，只见城墙不见王。”在回信诗中他提出的方法是“让渠径尺”，并没有具体的数字，并且以秦始皇肉体生命的短暂和长城万年不倒的对比作为比喻，告诫其子不必计较寸土得失。
其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忿，遂弃其书于地。邻人偶拾得之，感服显者盛德，自毁其墙，恣显者之子所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故事中没有提及“三尺”之数，两家也没有各自退让出六尺空地。
《诗谭》中的回信诗与《旧闻随笔》中的回信诗字句较为相似，其诗作：“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诗中仅云“让他几尺”，亦未提及具体数字。《诗谭》中亦未载两家互相礼让一事。
《雪涛小说》和《诗谭》皆刊刻于明代。这说明在明代，六尺巷的故事尚未出现各让三尺的情节，但是回信诗已经基本成型。
清代的材料中，《坚瓠集》亦作“让渠径尺有何妨”。从回信诗和故事情节来看，《坚瓠集》中舒芬的故事与《雪涛小说》中江右显宦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坚瓠集》中舒芬其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己泄愤。”后邻人“闻而觅得之，盛感其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想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
这段文字与《雪涛小说》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对于这个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坚瓠集》袭用了《雪涛小说》的故事，只是将原来模糊的主人公江右显宦易成江西官员舒芬；第二，《雪涛小说》中姓名模糊的江右显宦就是舒芬，《坚瓠集》澄清了故事的主人公的真面目。
《坚瓠集》
道光《丰城县志》中的回信诗作“纸纸书来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原是秦王筑，今见长城那见王。”文字与《雪涛小说》、《诗谭》、《坚瓠集》相差无多，唯有故事情节变化较大。
《雪涛小说》、《坚瓠集》中显宦子和舒芬子都是将回信丢弃，被邻人捡觅，邻人读之，感其恩德，于是礼让。《丰城县志》中的邻人不是捡觅弃信，而是“疑其致书当事，要于途中夺之。见诗惭服，遂释争。”这种改动显然贬低了邻居的道德境界，亦说明其故事是据《雪涛小说》或《坚瓠集》改编而来。
光绪《榆社县志》作“千里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前辈风流诗味长。”
与《雪涛小说》《诗谭》《坚瓠集》等文献中的回信诗相比，前两句变化不大，唯有后二句不同。前者都以秦始皇和长城作为比喻，而《榆社县志》中则以大唐含元殿的毁弃来比喻事事多变，繁华终有尽时，所以不必在乎寸土之得失。
《六尺巷里的那些人和事》
这首回信诗显然是与《坚瓠集》中杨玢故事有关系。《坚瓠集》中杨玢“旧居为人侵占”，玢赋诗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诗。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将杨玢的诗和舒芬的诗与《榆社县志》中李锦袭的诗相比，可以看出，李的诗显然是将杨玢和舒芬的诗糅合而成。
与上面几则故事中的回信诗相比，同治《德兴县志》中第一次出现“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说法。不过与前面两种版本的回信诗不同，《德兴县志》中的回信诗变化更大。它的前二句作“闻道西邻侵我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后二句既没有使用秦始皇和长城的典故，也没有使用含元殿的典故，而是作“咸阳宫殿萋萋草，尽日无人属夕阳。”故事中虽然云“让他三尺”，但是却并未提及让墙一事，而是说双方互相和解，不再争讼。
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六尺巷故事虽然出现了“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出现互让六尺的结局。这说明六尺巷的故事情节以及回信诗虽然在明清二代已经完备，但是并没有出现“六尺巷”的名字。
桐城的六尺巷故事中，回信诗作“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个版本显然是在前面几则故事中的回信诗的基础上整合而成。因张英提出让他三尺，于是邻居亦让三尺，于是有了六尺的巷。
这就是“六尺巷”的来历。这个版本的回信诗成了最为流行的版本。当代的部分六尺巷故事中，回信诗皆作“让他三尺”，这或系受桐城六尺巷故事的影响。
《桐城六尺巷》
四、六尺巷结缘桐城之原因
六尺巷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其主人公也几度易主，最后却定格于桐城张英。 作为六尺巷故事中较为晚出的版本，它却胜过了前代的诸多版本，成为最广为传播的版本。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民间故事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除了与故事的传奇性有关之外，也与故事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普通的生活小故事如果发生在声名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身上，那么无疑会增加这个故事的传播广度和深度。
纵览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位极人臣者不在少数，如明代的郭朴、舒芬，清代的孙需等，这些人或官封尚书，或状元及第，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是从民间传说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与桐城六尺巷故事的主角张英有着一定的差距。张英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子张廷玉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任总理事务大臣。清朝官职沿袭明朝，无宰相一职，大学士因位高权重，故民间戏称为宰相。
张英、张廷玉父子皆贵为大学士，故有“父子宰相”[50]的美誉。既是著名文士，又是权臣，且有“父子宰相”的美誉。这些因素都使得张英身上的六尺巷故事更受民间欢迎。
《张英全书》
宰相这个称谓在民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感情。“宰相肚里能撑船”、“ 宰相家人七品官”这些谚语都反映了老百姓对宰相的特殊感情。
在老百姓的眼中，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的忠奸、气度、行为举动都是民间议论中的永恒话题。一个正气凛然的宰相身上的故事无疑是乡土教育的绝好素材。西汉匡衡、北宋吕蒙正好学勤奋，最终发迹拜相的故事激励了多少年轻的寒门子弟。
所以，六尺巷的礼让故事与“父子宰相”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民间传说的绝妙搭配。张英与六尺巷的结合超越了以往的主人公，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因此，张英身后的“父子宰相”的美誉让六尺巷的故事散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也让桐城的六尺巷故事称为最流行的六尺巷故事版本。
桐城六尺巷故事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晚清民初，而其开始流传当是乾嘉以后。乾嘉时期正是桐城文派的盛行期，天下士子莫不以桐城文章为宗。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评价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皆通儒朔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51]
桐城文章的风靡与桐城文化的深厚积淀密切相关。同时，桐城文化也借助桐城文章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桐城派文集丛刊》
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52]
六尺巷故事作为桐城仕宦的美德象征自然倍受桐城文人称赞。在桐城文章统御天下的三百年里，六尺巷故事也定会借其东风，流播四海。所以，在诸多六尺巷故事中，桐城的版本流传最广，其与桐城文章自然息息相关。
在现代传媒领域中，名人的“广告效应”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推动力。这个原理在六尺巷故事的传播中同样适用。桐城六尺巷故事流传深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伟人和领导人的关注。
前文曾经提过，据说毛泽东主席在与前苏联大使交流的时候就曾经用六尺巷故事作为比喻。毛主席特别点出这个故事源于桐城。在崇拜伟大领袖的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语无疑给桐城的六尺巷故事作了宣传和定论。
于是，六尺巷故事源于桐城似乎成了一个常识。改革开放后，虽然学术界也有过怀疑之声[53]，但是并没有动摇桐城的地位。
六尺巷
新世纪以来，吴仪、王岐山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访过六尺巷。桐城和六尺巷一次又一次地曝光于各大媒体的镜头中。媒体的宣传和领导人的到访使得桐城六尺巷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当其他省份提及当地的六尺巷故事时，总会被误认为是在复制和移植桐城的六尺巷故事。
六尺巷故事与桐城人张英发生的亲密接触是历史造就的一段美妙文化姻缘，但是笔者认为学术贵在求真务实，安徽的文化界没有必要坚持认为六尺巷故事一定最早发生于桐城，更没有必要将别的省份的类似故事视为克隆体。
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是塞北还是江南，不管是西陲还是东隅，中华儿女都继承了祖先留下的礼让美德。
同样，作为六尺巷故事的传播地之一，安徽人也应该发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一方面，应该继续研究和探索六尺巷故事源流，大方地承认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安徽文化界应当加强与兄弟省份的合作，共同开发六尺巷故事的精神宝库，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和研究做出贡献。这才应该是真正发掘六尺巷故事的精髓，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注释：
[1]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2]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3]杨刚编著：《中国名胜诗词大辞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4]乔剑：《长沙六尺街“克隆”桐城六尺巷，湖南图书馆转载的文章引发传说之争》，《安徽商报》2015年10月29日。此文一出，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多家主流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一时矛头皆指向湖南图书馆。
[5]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举有多例类似故事，可参考。参见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页。
[6]【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讽谕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按：《诗话总龟》所载实则源于杨亿《谈苑》，但是《谈苑》一书早已亡佚，今人李裕民尝辑佚《谈苑》佚文成书。
[7]【明】江盈科，黄仁生校注：《雪涛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8]【明】叶廷秀辑《诗谭》，明崇祯胡正言十竹斋刊本。
[9]褚人获《坚瓠集·己集》卷一，《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97页。
[10]褚人获《坚瓠集·丙集》卷二，《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44页。
[11]（道光）《丰城县志》卷二十四，道光五年刊本
[12]（同治）《德兴县志》卷十，同治十一年刊本。
[13]光绪《榆社县志》卷十，第十页，光绪七年刻本。
[14]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五，《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551—5552页。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同市场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同城区文史资料》第一辑，1991年印，第162—163页。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谷文史资料》第七辑，1992年印，第32页。
[17]云献智、王福存、徐兴信主编：《古今乐亭人物》，香港：亚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18]陈永省主编：《河南民间文学集成·信阳地区故事卷》，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6页。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河源市委员会《河源文史资料》编委会：《河源文史资料》第七辑，1996年印，第184—186页。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阴文史资料》第八辑，1987年印，第40页。
[21]邵镜人：《同光风云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22]镇江市京口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京口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夏文史资料》第六辑，1990年印，第68—69页。
[24]顶有彬、董善涵：《庐州胜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0页。
[25]傅金星：《泉山采璞》，1992年印，第141—142页。
[26]吕树坤编著：《诗词趣话与诗词格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60页。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溆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溆浦文史》第三辑，1989年印，第81页。
[28]营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营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1页。
[29]《永州之野》，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112页。
[30]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名办公室编：《郑州地名传说故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31]崔林涛等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32]项城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项城县卷》，1987年印，第181页。
[33]张文主编：《淄博故事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34]任化清编著：《胜溪轶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
[35]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神话传说卷》（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36]《提要》中未提及赵式铭的生平和生活年代，实则赵式铭（1873—1942），字星海，号弢父，白族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副榜。民国成立后，曾云南都督府枢密官，晚年任云南省通志馆馆长。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人物志编辑组编撰：《云南省志·人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2页。
[37]后《坚瓠集》《两般秋雨盦随笔》中所载杨玢礼让事又与《诗话总龟》所载不一致，显然系后人根据已经盛行的“让墙”故事，结合《诗话总龟》混合而成。
[38]原诗无此说法，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此诗命名为“回信诗”，以方便论述，下文同。
[39]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列传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65—9966页。
[40]【清】张英，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1]嘉靖帝称帝后，为其父修世庙以祀之，后以为不妥，又改名“献皇帝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世庙改称”条载：“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谕礼卿夏言。前以皇考庙比之世室，即名世庙，今思之不甚妥……遂改为献皇帝庙。”（【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1页。）
[42]黄仁生：《雪涛小说·前言》，《雪涛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3]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2页。
[44]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七十九，列传第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59页。
[45]林之盛：《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卷四，明万历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313页。
[46]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87页。
[47]胡露：《〈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子部杂家类〉姓名之误例举》，《邢台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8]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49]明代中后期，江右商帮曾活跃于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其中河南邓州的江右商人尤多。（参见郑克强总主编：《赣文化通典·宋明经济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327页。）江右商人长期在河南等地行商，将家乡的故事传播到河南等地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50]昭梿《啸亭杂录》卷二“本朝父子祖孙宰相”条载：“张文端公英子为文和公廷玉……皆父子宰相”。（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昭梿（1776—1833），生活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可见，早在乾嘉时期，张英、张廷玉父子就已经有“父子宰相”的美誉了。
[51]许结编：《桐城文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52]贾文昭主编：《桐城派文论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0页。
[53]盛巽昌：《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