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主张屈辱求和，对外妥协，签订城下之盟的人大多被斥责为投降派。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卑躬屈膝，令人不齿。而那些主张浴血奋战，寸步不让，不惜玉石俱焚的人则被视为铮铮铁骨的国家栋梁。在人们的印象中，主和的投降派与误国误民挂上钩，而主战的激进派则被视为为国为民的榜样。用古人的话来说，这就是牢不可破的“义理之说”。
然而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认为除了“义理之说”之外，还存在着“时势之论”。蠢材与腐儒只知固守义理而不知时势，不懂谋略与权变，一味地蛮干、斗争，最终也会祸国殃民。
在历史上，金国是一个强大的强盗，宋国是弱小的受害者，唯有卧薪尝胆、等待时机而已，这是时势造成的结果。但是义理之论又常常会绑架整个国家，每当“恢复之议”兴起的时候，宋人就无法稳定下来发展国力，而是被舆论挟持，匆匆发动北伐，然后遭遇惨败，出现“元嘉草草”的局面。“隆兴北伐”如此，“开禧北伐”也是如此。
南宋无力北伐，却又被迫北伐
主战派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宋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萌生了北伐建功的念头。当时鞑靼经常侵扰金国北部，金人陷入兵连祸结、士卒涂炭的局面。于是，有些擅长察言观色的人就积极挑唆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宋人再次放弃和平发展的路线，重新尝试克复中原的梦想。
韩侂胄积极聚财募卒，命吴曦在西蜀练兵待命。此时的辛弃疾也是乐观轻敌，他曾对韩侂胄说：“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接着邓友龙出使金国回来，他也说：“金国困穷，王师若来，势如拉朽。”朝中的主战派逐渐得势，并且大意轻敌的情绪普遍蔓延，人们都认为金国早已衰败，被宋军歼灭是既成的事实——然而，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宋朝的军队有四十多年没打过仗了，自己本身比金国还弱。
开禧元年（1205年），宋朝北伐的意图愈发明显。此时国中依然有人保持着清醒，武学生华岳就冒死上疏说现在还不是用兵的时候，应斩杀主战派韩侂胄、苏师旦等人以谢天下。掌权的韩侂胄为此大怒，下令逮捕了华岳。至此，无人敢再发表不同的意见。
韩侂胄出于私利，欲发动战争以建功
五月，金人察觉到宋人的举动，开始在汴梁地区加强守备，金章宗命仆散揆前去镇守。仆散揆认为宋人不敢贸然败盟开战，守备稍微松弛。当时有人劝金章宗先发制人，金章宗说：“南北和好四十余年，民不知兵，不可。”九月，宋朝使臣陈景俊抵达金国，金章宗对他晓和平共处、互释嫌疑的愿望。陈景俊回来后，主战派不准他将消息公之于众，以免影响发动战争的计划。
在发动战争之前，韩侂胄又向稳健派人物丘崈征询意见，丘崈认为中原沦陷近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战危”，胜负不可逆料，如果主动发起战争，会有“首事之祸”，太过冒险。他还批评说：“必有夸诞贪进之人，攘臂以侥幸于万一，宜亟弃绝，不然，必误国。”然而韩侂胄并不采纳他的建议。
同年，似乎察觉到韩侂胄的做法过于孟浪，原本对北伐充满信心的辛弃疾却在写给丘崈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留下了这样的句子：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他担心开禧北伐会像宋文帝伐魏那样虎头蛇尾，甚至以惨败告终，破坏大好的“元嘉之政”。
辛弃疾不认同为个人功业而贸然北伐
开禧北伐演变成骑虎难下的闹剧
开禧二年，为了给北伐造势，韩侂胄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下令削夺秦桧的王爵，改谥号曰“缪丑”。与此同时，金人确定了宋朝的意图，尽征诸道兵，分守要害。
五月，韩侂胄正式下伐金诏。诏中大言说：“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这样，凡是反对北伐的就会立即被扣上忘记国仇家恨的大帽子。
然而，宋军初战便遭受挫折，攻打宿州、寿州、唐州、蔡州接连失败。为此，韩侂胄罢免了之前说大话的邓友龙，改命老成的丘崈驻守扬州，接收溃退的败卒。韩侂胄又秘密向丘崈询问“自解之计”，丘崈建议他向主战派中的苏师旦等问败军之罪。为了推责，韩侂胄便将锅甩给职位更低的郭倬等人，将其斩首示众。七月，韩侂胄又罢免了苏师旦的官，认为自己被其所误。
战端既然已经开始，要想结束就没那么容易了。在宋军北伐失败后，金兵立即转入反攻。十一月，金兵进攻江淮，丘崈拒绝退守长江防线的建议，选择继续与金兵在淮南对峙。不久之后金兵就连克信阳、襄阳、随州各处，并且潜渡淮水，迫使宋军溃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金人像当年拓跋焘一样整军列骑，张旗帜于长江之上，江表为之大震。
宋人寸功为立，便遭遇反击
十二月，金兵攻陷滁州，十万宋民仓皇奔跑，竞相争渡长江，淮西县镇皆沦陷于金国。至此，原本最坚决的主战派韩侂胄突然就变成了最可耻的投降派——他秘密令丘崇“募人持书币赴敌营议和。”仆散揆得到宋人的求和之信后，开出条件：“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乃可。”使者往来，金人得知宋朝主战派官员大多被贬，才暂退下蔡。
开禧三年，为了达成和议，丘崈上疏请求韩侂胄暂免官职以悦金人，韩侂胄大怒，反而罢免了丘崈。恰巧此时，仆散揆卒于军中，故而金兵未有所动。四月，韩侂胄命方信孺入金营议和，方信孺问如果金人坚持要追究首谋的责任该怎么办，韩侂胄无言以对。方信孺到达金营后，备受威胁，他回来向韩侂胄汇报说金人有五个条件，一割两淮之地、二增收岁币、三索归正人、四犒师银、五“欲得太师头耳”。韩侂胄没料到自己孟浪北伐，不仅没有恢复中原，反而要割地赔款，甚至搭上性命。于是决定他继续铤而走险，再度用兵。
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上奏说：“自兵兴以来，蜀口、汉、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指责韩侂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破坏半个世纪以来的和平局面，将无数血肉之躯送往战场，充当炮灰。如今他又不肯议和，还要继续打仗，朝廷应诛杀韩侂胄以谢天下。皇后便令其兄向宋宁宗说：“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社稷。”大臣们屡次进谏之后，宋宁宗才决定诛杀韩侂胄以保全赵家王朝。
史弥远在接到密旨后，便与钱象祖等人发起政变，趁韩侂胄入朝之际，将其拥至玉园之侧而杀之，之后苏师旦等主战派人物被逐一清算。宋金和议达成，岁币由银绢二十万两/匹改为三十万两/匹，另需支付三百万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为了避免割地，宋人答应进献韩侂胄与苏师旦的首级给金人，金人为此退回淮、陕侵地，双方依然保持原来的疆界。
开禧北伐以南宋战败，向金国增币、赔款、献头而告终
开禧北伐因何误国误民？
由韩侂胄、苏师旦发动的“开禧北伐”并未为南宋争得一寸土地，反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导致财政亏空。这场战争是南宋主动发起的，金人苦于北方鞑靼的侵扰，也不愿与宋人打持久战，所以在兵临长江，教训宋朝并惩办首恶分子之后就主动退兵了。为了补偿损失，金人又向宋人增收岁币，并讨要三百万两军费。对于宋金两国百姓来说，这都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韩侂胄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恢复中原、报仇雪恨，而是要建立功名、巩固权位。那些把他幻想成民族英雄的书生腐儒乃是一厢情愿而已。正因韩侂胄目的不纯，所以北伐一经受挫，他就立即转向投降派的立场，想求个“自解之计”；谁料金人一定要追究韩侂胄的责任，不拿到他的首级就不肯罢兵。面对这种情况，韩侂胄又出于一己之私，不顾宋弱金强的事实，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让拿整个宋国去跟金人拼命——这时，他又成了最坚决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韩侂胄的个人利益与宋朝国家利益、赵家社稷利益不一致，所以宋宁宗密令杀掉他。
韩侂胄忽战忽和，都是出于个人私利
真正的主战派必定是这样的人，他们意志坚定，不仅明白义理，而且还认清时势。越王勾践多次想伐吴，范蠡却屡次劝阻，必待时机成熟才肯有所行动；晋武帝、隋文帝欲伐江南久矣，然而必待孙皓、陈叔宝政乱，具有七分把握后才肯起兵；明强清弱，努尔哈赤父子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先扫定诸部，降服朝鲜，取关外四城，待甲申之变时才径直入关而取明都。
反观伪主战派韩侂胄，金人只是在北部遭鞑靼侵扰，他就认为金国已经旦夕危亡了；使臣一句谗佞之言，他就信以为真，觉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克复中原。出兵打仗没有预案，一旦进攻受挫，便手足无措，丝毫没有一点主将的样子。结果师出无寸功，战又不能，和又不愿，忽战忽和，首鼠两端，最终成为两国公敌，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