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新视角的发掘，明清中国的边疆研究蔚为风潮。不同代际的学者从政治制度、经济贸易、文化接触、社会交往等维度开展内容丰富、层次多元的研究，并积极与海外学界展开对话，使得明清边疆史成为颇具前沿性的学术增长点。
因此，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强基计划“柳诒徵学堂”特举办“边关何处：新视野下的明清边疆”系列讲座，旨在向校内外师生介绍明清边疆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2022年2月24日晚，系列讲座迎来第一讲，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以“清代满蒙联姻中公主随嫁人的蒙古化过程”为题，介绍了满蒙联姻中公主随嫁人的“前世今生”。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箫白主持，总计300余位学友参与讲座。
一、欧亚历史上的政治联姻
蔡老师指出，在欧亚历史上，联姻是历史悠久而颇为常见的政治传统，常常作为帝国之间的政治结盟手段。蒙元时代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便曾将女儿许配给主动来归的外国首领，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欧亚世界的诸多复合君主国，如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亦常常通过联姻扩张领土，大清帝国亦不例外。满蒙联姻过程中的公主陪嫁制，也应当放在欧亚世界的此一政治文化脉络中进行研究。
影视剧中远嫁科尔沁的和敬公主
二、清代满蒙联姻下的公主陪嫁制度
蔡老师首先介绍了清朝关于陪嫁人人数的规定。以顺治朝的规定为例，随着公主的品级不同，陪嫁人数亦有所差异，品级越高，则随嫁人数越多。其时品级最高的和硕格格可以有8个侍婢和5户男妇陪嫁，逐次递减，品级较低的辅国公女则只能有3个婢女和2户男妇陪嫁，乾隆时期又对公主陪嫁人数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的修改。由此可见，关于公主陪嫁人人数的规定一直在改变。而除却公主本人有人户陪嫁以外，清廷亦会给蒙古驸马赏赐随丁，驸马的级别不同，赏赐人数亦有所不同。公主的陪嫁包括人、物，后者又以家具、器皿、帐房、牲畜、土地（称为胭脂地或汤沐邑）及府邸为主要形式。作为公主陪嫁品的土地和人户多由内务府拨发，并非公主私产，公主本人仅对陪嫁品拥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在公主过世之后，陪嫁物品皆当归还内务府，而陪嫁人户亦当回到内务府管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全部的随嫁人都回归内务府，留处蒙古未归者，即蔡老师主要的研究对象。
三、清代公主陪嫁人的身份和来历
蔡老师指出，公主陪嫁人主要是来自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奴仆与庄头，其中包括长史、典仪、侍卫等，也有公主的乳娘以及供公主使唤的丫头、太监，还有负责耕种的庄头和壮丁，负责满足公主生活需要的工匠、厨师。以清代户籍登记和法律地位论，这些人皆为满洲正身旗人。为了解释这些内务府旗人的来源，蔡老师以恪敬固伦公主（以下简称恪敬公主）的陪嫁人为例进行阐释。恪敬公主1679年出生于北京，是康熙皇帝的第六女，20岁时下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王公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是次联姻意义重大，巩固了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以后的喀尔喀蒙古情势。1735年，恪敬公主病死，棺椁送回北京，后归葬外蒙汗山。恪敬公主在蒙古的居所经历过三次变更，首先居住于清水河，而后搬迁至归化城，最后迁至公主府现址。根据清代满文奏折的记载，蔡老师将恪敬公主陪嫁人分为三类，即包衣大辖下人口，庄头，及获罪的官员。他们在蒙古的活动形式多样，甚或因侵占地亩而与本地居民产生法律纠纷。
四、陪嫁人进入蒙古后的身份转变及其可逆性
随嫁人的蒙古化过程怎样开展？蔡老师认为，这些随嫁人是先来到了蒙古，然后才变成了随丁。一开始，随嫁人并不能和蒙古人进行流畅的交流，而是慢慢学着变成蒙古人。虽然清末存在公主随嫁人的后裔与当地蒙古人通婚的情况，但是这种现象在随嫁人初入蒙地时并不可能发生：公主随嫁人住在高墙围绕、紧紧相连的独立居所中，可能与当地的蒙古人和汉人有所隔离。在这个意义上，随嫁人其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据清朝规定，公主随嫁人是属于内务府的财产，在公主去世后应当回归内务府的管辖，但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可以留在当地，为公主守坟即为其中之一。根据《公主府志》记载，恪敬公主死后留下了四户人守坟，他们的原籍都是满洲籍，而因为守坟留滞当地，并入蒙古籍，自此完成了身份的转变。除却守坟以外，另一种身份转变的方式则是作为公主陪嫁的使女、丫头在后来居住在蒙古，死后葬在蒙古，在身分上也由满人转化为蒙古人。
对于“成为”蒙古人的满人而言，其身份具有“可逆性”，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回归满洲身份。其中一种可能的情况便是，因获罪而被遣往随侍公主的人，在获释以后，可以回归满洲身份。除此以外，另一种恢复满洲身份的方法是通过考试。随嫁人可以以考试为由，划入汉军册档，考取功名后，即能恢复满洲身份。
五、两种可能的蒙古化模式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蔡老师介绍了两种公主随嫁人可能的蒙古化模式：或接受蒙古文化，但仍保持满洲认同；或既接受蒙古文化，也接受了蒙古认同。
蔡老师以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例子论述第一种情况。科尔沁右翼前旗始祖为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奥巴之弟布塔齐，于1626年随其兄晋见努尔哈赤。1636年，皇太极赐布塔齐为多罗札萨克图郡王，封其为科尔沁右翼前旗之札萨克。1634年，舒尔哈齐之子、皇太极堂弟斋桑武次女嫁给布塔齐五子诺尔布台吉，但这位公主在1638年过世。1642年，济尔哈朗又将其女嫁给诺尔布台吉，该女被封为和硕格格（郡主），后于1664年过世。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满族那拉认为他们的祖先便是在十七世纪中后期随公主到达蒙古的随嫁人。而在此之后，尚有三个公主嫁到这里，最晚的一位即为十八世纪后期的康熙帝曾孙永瑗第五女。换言之，关于随嫁人祖先的历史记忆在地方社会存在了百余年。
当地蒙古人称满族那拉为“六十户满族”，但此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则人言言殊。有人认为“六十户满族”是三十户公主随嫁包衣奴仆与三十户蒙古额附随丁的总和，亦有人认为这些人是由六姓庄头组成的汉人佃户，蔡老师对这些观点都进行了考辩。此后，蔡老师又对关于公主葬地的三种说法、作为公主随嫁人后代的守陵人的三种类型分别进行了介绍。在这个过程中，蔡老师参酌文献记载、社会调查与当代人类学田野报告，对“满族那拉”的身份属性、生计模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总体而言，满族那拉保持了满族民族身份与族群意识，但是在语言、宗教、婚姻与风俗层面上几已蒙古化。所以蔡老师认为，这样的蒙古化不是在法律层面上的变化，而是在习俗和文化上的“涵化”。
针对第二种情况，蔡老师举了巴林右旗珠腊沁人的例子。珠腊沁人是清代淑慧公主与荣宪公主的随嫁人后裔。淑慧公主名阿图，生于1632年，是皇太极五女，康熙皇帝的姑姑，亦称大长公主、老公主或巴林公主。1643年，淑慧公主先下嫁内喀尔喀巴约特部的索尔哈，但不久即丧夫寡居，数年后改嫁巴林右旗札萨克色布腾。1700年，公主病逝于北京，遗体归葬巴林右旗。淑慧公主的随嫁人据说达300户，成员身份一说为满人与汉人，后被蒙古人同化。另说为居住于北京的蒙古人，早先为蒙古公主嫁入清朝的随嫁人，后来又随淑慧公主回到蒙古。两者孰是孰非，尚待考辩。在蔡老师看来，这种成员身份不明的状态也许恰恰反映了早期满蒙联姻尚未制度化的情境。
荣宪公主生于1673年，为康熙皇帝第三女，1691年下嫁色布腾孙乌尔衮。其随嫁人据说达240户，其中多有工匠，随嫁而来的目的之一据称是为了帮助建造寺庙与公主府。蔡老师认为，巴林右旗的珠腊沁人即为淑慧公主和荣宪公主随嫁人的后裔。与此同时，蔡老师特别提到巴林右旗的一个特殊之处，即由一参领统管公主随嫁人。此制虽非清代蒙古盟旗常见制度，但亦见于巴林左旗。与科尔沁右翼前旗的讲述类似，蔡老师同样介绍了珠腊沁人的生活方式、日常习俗、宗教信仰等面向。在蔡老师看来，这些珠腊沁人虽然还有满洲的族源记忆，但他们无论是在语言、宗教、婚姻与风俗习惯等文化层面，还是在法律、民族身份与族群意识层面上几已蒙古化。珠腊沁人与前面所提到的满族那拉不一样，满族那拉依旧保持着满族身份的认同，而珠腊沁人在民族身份上已经变成了蒙古人，所以蔡老师将这两种情况分成是两种不同的蒙古化过程。
六、余论
在余论中，蔡老师尝试对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进行升华。他认为，过去探讨清朝满洲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讨论的对象为外八旗与新满洲，而内务府的上三旗的情况则相对被忽略，而针对随满洲公主嫁至蒙古的内务府包衣奴仆的研究则更加少见。本次讲座所依托的蔡老师的博士论文就是希望能填补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蔡老师文章所关注的随嫁人“逆蒙古化”通道的问题，相关研究也较为匮乏，值得继续深入探讨。至于讲座中介绍的可能的两种蒙古化模式，现有的档案材料仍显缺乏，或许在未来还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讲座结束后，蔡老师回应了线上听众就胭脂地的土地性质与地权、陪嫁人及其后代的生活来源、汉语史料与非汉语文献配合使用的方法等问题，全场讲座历时两小时有余，在听众的意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