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上海首套中小学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正式投入使用，并在该市18所中小学内试讲这一课程。当天上午，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身体的红绿灯》。（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生惠燕有过一次尴尬的讲课经历——在一所初级中学的大礼堂，作为主讲人，惠燕所讲的主题是中学生性教育，400多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教师全都坐在台下一起听。
“最后在尴尬中收场。”那天的情景让惠燕印象深刻。她曾提出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并且让男生和女生分开听课等，不过这些建议并没被采纳。惠燕说：“现场人又多又杂，我也不好讲得太深太细，导致低年级的学生听得很懵懂，特别是女生又感到很害羞，最终效果非常不好。”这堂课结束后，有家长向学校反映，认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讲这些难以启齿的事。
在不少中小学校，也存在着这样的尴尬。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在校园中开展性教育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性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性教育课程要走进中小学课堂。现在问题来了，这堂讲给孩子听的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
“被发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安全教育及防性侵教育的问题。近年来，她每年都围绕相关主题提交多项提案，呼吁更多人关注青少年成长中这个“隐秘的角落”。
2014年，于欣伟曾随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调研孩子们的性安全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令人感到震惊和心痛。”于欣伟说，调研后才知道，被发现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2015年，民革广东省委会向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加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性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建议》。提案认为，当前社会体系在保护未成年人性安全方面面临困境，如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学校防范性侵犯教育缺失，基层村居社区综治工作不到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取证难、定性难，对受侵害未成年人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等。
2019年全国两会，于欣伟提交了提案：《关于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呼吁尽快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列入小学必修课。
很多代表委员有着同样的心声。全国人大代表刘丽也建议将防性侵课程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她认为，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远远不足。
《“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96%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
课堂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统一教材、专业队伍
学校应是学生性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中小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惠燕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正让性教育走进课堂，依然存在着不少现实的问题。
天津市汇文中学校长璩静表示，基层学校遇到的普遍困惑是：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性知识具体应怎么讲？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授课内容和方式等。然而，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性知识是有需求的。璩静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容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副院长孙燕在门诊中遇到很多曾多次流产后导致不孕不育的年轻女性。孙燕发现，这些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性教育，“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避孕，甚至有把人流手术当作避孕方式的想法”。
孙燕建议，预防非意愿妊娠的关口必须前移至中学。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萌发，“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中学生哪些行为是健康的，如何做好保护措施等”。
对于性教育进校园的呼吁早已有之，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层面一直在出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但这些文件要落到实处还有很多障碍。在高晓笛看来，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性及性教育的误解，认为“性就等于性行为，而性教育就等于性教唆”，这些观念成为性教育进课堂的“老大拦”。
璩静也谈到，学校开展性教育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家长，“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该听到那些性知识”。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有的教师讲起性知识往往浅尝辄止，“总担心讲的某些内容会刺激到一些有过相关经历的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存在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教材，以及没有组建起专业师资队伍等问题。
“青春期教育本来一直就有，但依然远远不够。”胡卫建议，统一规划建立课程标准、培训师资、增设课程质量监测体系等。
强制报告也要保护受害人隐私，避免二次伤害
如何保护那些受侵害的孩子，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强制报告制度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亮点之一，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胡卫一直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认为这不仅是保护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他同时提醒，一定要关注被侵害人的隐私，应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保姆等。
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很高，于欣伟多次呼吁加强对“熟人作案”的监管。今年两会期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看到这组数据，于欣伟说，近些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治环境在不断变好，同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她认为，“问题还是不能忽视，要继续重视，继续呼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