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中个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的，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对抗自然和组织生产，多数人的意见受到部落首领的注意，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见来进行社会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的舆论形态
在夏商时就出现了类似于专业舆论者的官职，即遒人。据《尚书·胤征》记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可见，遒人的职责是采风，收集民间百姓的意见。他采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及议论提供给朝廷，以此来观察民情、考察政治的得失。从商周时期起，传播舆论作为一种职业，逐渐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的精神生产者，出现了职业的舆论人。
除了职业舆论人之外，平民百姓的议论仍然是社会舆论的基础，是构筑舆论大厦的基石。从春秋时期起，某些帝王的思想由“敬天”向“重民”转化，更加重视臣民的建议，征询臣民的意见成为管理国家的一种风气，这就是所谓的“庶人之谤”、“庶人之议”、“舆人之谤”、“舆人之谋”。
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不合理政治制度的讽刺和对社会不良行为的谴责。
徭役是在古代国家强迫平民（主要是农民）从事的无偿劳役，一般有力役、军役及其他杂役。
《伐檀》重点在责问和讽刺统治者的不劳而获；《硕鼠》则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黄鸟》的写作者是一群佃农，他们从家乡来到西周王畿，租种地主的土地，可没想到这里的地主比家乡的地主的剥削更残酷，而他们又举目无亲，生活非常艰难，产生了回家乡的愿望。
对社会不良行为的谴责，我们可看《诗经·鄘风·相鼠》的一些记载。
社会舆论不只对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行为进行揭露与批判，而且对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规则发挥着约束作用，成为制约民众行为的一种规范。有三种议论对追求自由婚姻的女子的压力：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众人之言。尤其是众人之言，即舆论，是她顾忌最多的。
所以，“人言可畏”，就成为古今对舆论力量的最著名和最恰当的总结。
对开明政治的颂扬，对杰出人物的褒美和对社会进步的称赞。
社会舆论不仅表现为对失常状态的贬损，还表现为对文明进步的赞誉。祁奚荐贤秉公办事，不避亲仇，得到了君子们的普遍赞扬。子产治国择能而任，所以很少有失误的时候，百姓口诵民谣称赞他治国有方。赵威后和孟子都阐述了自己的民本思想，看到了民意的力量，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政治观和舆论导向。
对从谏如流者予以肯定，对堵塞言路者予以否定，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舆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战国策·秦策二》曾有相关记载。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曾参杀人”的故事说明了流言可畏。但还有比流言可畏的事情，那就是“厉王弭谤”。《邵公谏弭谤》这篇文章是我们研究古代舆论形式及作用的重要资料。“天子听政”，从上到下，从近臣到亲戚，从老到幼，有许多渠道，言路畅通，三思而行，所以才“事行不悖”。而周厉王本身就残暴，做了许多坏事，若从谏而改过，尚可亡羊补牢。
但他却变本加厉，派卫国的巫者监督议政者，只要卫巫告发，就把被告者杀掉。结果三年后，他被国人推翻了，流放到偏远山区。
先秦两汉民谣
《东周列国志》记载了最早的民谣：“月将升，日将没，刊木孤箕，几亡周国。”周宣王从太原视察回来，路过镐京附近，忽听街市有幼童数十人拍手作歌，唱颂这首民谣。一时传遍各地，预示周朝将有弓矢之变。春秋战国时期是民谣较为兴盛的时期。主要原因是这时各国政治比较开明，言路畅通，价值观念处于大变革时期，民间的舆论也就能大量地表达出来。我们看这首《宋城者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这首民谣见载于《左传·宣公二年》。故事是这样的：鲁宣公二年，楚国让郑公子归生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和乐吕带兵抵抗。但是因打仗之前华元杀羊饷士兵，没有赏给他的车夫，所以在大棘一战中，车夫便把车赶到郑国军队里，把华元给出卖了。结果宋军大败，华元被俘，乐吕战死。后来华元逃归宋国，带人筑城，在巡视工程时，筑城者对他唱了这首诗，意在讥讽他败军之将，毫无羞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春秋时期的舆论形态，基本上有三种。一是官人之论，即朝廷设置的史官的议论；二是士人之论，即一些读书人、思想家的议论，也就是“君子谓”；三是众人之论，即平民百姓的议论，也就是“舆人”“庶人”之诵。春秋时期舆论的内容，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真善美的褒扬；二是对假丑恶的贬损；三是对舆论效果的评议。春秋战国时期是民谣较为兴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