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的天地里充满无限的乐趣，童年的光阴流水般匆匆而过，多么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我那时认为糖厂大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不知不觉间在这里度过两年，其乐无穷。
齐齐哈尔糖厂，坐落在城市最南边的黄沙滩，距火车站二十里，嫩江四里之遥。厂区大约方圆五六里地，两条铁道专用线横贯大院。它的北边是造纸厂，东面是木器家具厂，西面是爱国菜社和一条长长的水泡子，大片大片的菜地那边便是嫩江和无边无际的大草甸子了。我不明白黑龙江的地名为什么如此拗口，越往北走就越蹊跷。什么昂昂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陈巴尔虎……叫你很难一下子记住。以后我才知道，齐齐哈尔属冻土地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大风，地名源于达斡尔语“边疆”或“天然牧场”之意。清初的时候这里是屯兵戍边的兵站，叫卜奎城，到了清末就变成犯人的流放地。当地人常说：“风刮卜奎，狗咬奉天，火烧船厂”。我没查过地方志，只知道齐齐哈尔一度为黑龙江省会，是中国最北边的一座工业重镇，有全中国最大的机械厂和军工厂，号称八大厂。
文化大革命前，齐齐哈尔远没有省会哈尔滨那样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当地人戏称齐齐哈尔是个“大屯子”。它由市区的龙沙、铁锋、建华三个区以及市郊的碾子山和富拉尔基区组成，据说有一百多万人口。偶尔，母亲带我们去城里逛逛，市内只有一个公园，两条繁华的大街，两路无轨电车，两座大百货商店，两个副食品市场。其它的街面一律都是小平房，这都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怪不得说它是大屯子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第一百货商店旁的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建筑物，里面的书籍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我的那套儿童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就是母亲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那里买的。要说童年印象深的莫过于联营商店对面的百花园副食品市场了，各式各样的小吃使我想一想都要流口水。父亲带我去吃过一次“吊炉饼”，做饼的师傅把面团擀得比纸还薄，涂上一层油卷在一起，抡在脑门前耍魔术般甩来转去，啪的一下拍在案上压成圆圆的形状，放在平底锅上烙成金灿灿的饼。你拿在手上随便一抖，准会散成一绺绺的饼丝，咬上一口外酥里软，别提多么香脆可口，要上一碗豆腐脑喝就更美了！我一次吃两个吊炉饼还觉不够，父亲怕我撑坏胃，又买了一个给我带走，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百花园市场。
我们住的糖厂大院，是典型的“托拉斯”式企业。
齐齐哈尔糖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项目，由苏联援建的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年加工甜菜量四十万吨，砂糖总产量五万吨左右。正和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其它工厂一样，厂区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两千多人的工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巨大的制糖车间与石灰煅烧窑、锅炉车间的厂房连在一起，孤零零建在火车专用线边，与家属区拉开两三里远的距离，车间周围全是光秃秃的甜菜储存场。冬天，灰黏土的地面上铺满石灰，堆着一垛又一垛盖着草帘的甜菜。夏天，若成垛的砂糖能及时运往全国各地，家属服务站便把储存场地利用起来，种上蔬菜卖给职工。整个大院内有一座二层楼是办公室，一座三层楼作单身宿舍，其余的建筑全是小平房。食堂、俱乐部、家属宿舍、子弟学校、运动场统统混杂在一起。家属区有几条一模一样的街道，职工、家属也大都熟悉，差不多同一时间上班下班，相互打着招呼进进出出狭窄的胡同。
孩子们除制糖车间不能进外，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出入。
制糖工业是生产白色砂糖的甜蜜事业，一切相应配套设施都跟着建成白色。白色的厂房，白色的办公楼，白色的单身宿舍，连土地也是白色的，如同大医院那样一片肃穆洁白。石灰是制糖工艺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说通俗点儿，就是要把红糊糊的糖稀漂白加工成洁白的颗粒。石灰煅烧窑旁堆满小山似的石灰石，一刮大风石灰就四下飘散，再加上甜菜储存场冬天铺满石灰消毒，到了夏天地面也残留一层薄薄淡淡的白色。不熟悉糖厂环境的人一踏上生产区的白土地，准有一种身临银色世界的感觉。只是那绿树红花点缀其间才叫你似有所悟，自己此刻并非身处大雪铺地的冬天！所以，一般院外的人都说糖厂人是“白土地”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白土地”的，就和现在说你是天津或北京人一样自然而然。
糖厂大院内能玩的花样繁多，我们地处市郊，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玩的方式也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的孩子放假多半参加少年宫的活动，学学文艺表演，搞搞体育运动。企业的孩子没那么洋气，玩起来却别有洞天。扇“啪唧”、捉迷藏、弹玻璃球、扔口袋、踢毽子。弹玻璃球我不灵，人家将球夹在食指尖和拇指节之间，一米远近弹无虚发，我只能将球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挤屁眼子”，近在咫尺命不中目标。踢毽子也没戏，别人把那毽子踢出花来，我踢第二下子，它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扔口袋玩有点儿女孩子气，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屑一顾的。
我尤其喜欢扇“啪唧”。
我至今也没有在词典里找出这两个字，所谓的“啪唧”，就是关内孩子玩的那种圆纸壳上贴着帝王将相头像的画片。男孩子用力摔下去鼓翻另一张纸板，那张纸板就属于你赢的了。我想“啪唧”很可能源于纸板扇在地上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就用谐音给这种玩具起个形象的名字。我扇“啪唧”的小伙伴常常是刘文彬、郭春节、张铁南、李朋久、杨明利，大家相互叫着对方的绰号，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我那时个头很矮，一双眼睛瞪得小小的，鼻头朝上翘翘，身材瘦成个麻杆，极喜欢和高年级的孩子玩。伙伴们都比我年龄大，叫我于瘦子。我的铁哥们儿是高我一届的刘文彬，大眼睛，黄眼珠，卷头发，人长得像混血儿，对一切事情都极为好奇，大家都叫他彬子。他可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中最强壮、最勇敢和最漂亮的一个，凡是和他接触的孩子，一下子就会喜欢他，但愿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孩子！糖厂孩子玩的“啪唧”不是纸板，我们买不起画片，大都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形状扇着玩的。我收集的烟盒档次较低，常见的有“握手”、“蝶花”、“向阳”、“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偶尔得到一两个“中华”牌如获至宝，那是舍不得扇的，必定用作王牌和小伙伴们相互交换，一张王牌能换回十张普通的牌子。
我扇“啪唧”很内行，先把它的三个边用牙齿咬得细细的，窝成凸形，选一处有细沙的地方放下，踩上两脚后，再等彬子来扇。彬子比我个头大，他常常大力摔下掀翻我的“啪唧”，我则靠巧劲钻他的“啪唧”。我们总是大战数个回合才能见出分晓，往往等我赢得彬子两手空空，他才摇晃着脑袋，一脸沮丧地再去寻找新的烟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