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东湖凌波门栈桥。这里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紧邻武汉大学。谌毅 图
在进入现代都会居民的生活世界之前，东湖在早期的地图上，更多被标注为“郭郑湖”（中国农村惯以宗族姓氏聚居情态命名村塆或山水，今天，郭郑湖仅指东湖的一部分）。后来的“东湖”字面之“东”，显然是相较于武昌乃至汉口而言的城市区位。从“郭郑湖”到“东湖”的名称迁易，潜伏着东湖从农村渔猎之湖到城市园林之湖的转变脉络。
是特定的文化而不是自然造物让旷野成为风景，对城市文明有所反思才会让城市居民也可能拥有乡愁，城市文明的心灵成长有时可能先于物质进步。因而，乡愁甚至会先于大路抵达东湖之滨。当大路直通东湖岸线，城市化进程接踵而至，反而可能使乡愁之雾于湖面上蒸腾散失。还好，这种危险至今主要还是潜在的。
21世纪初涌起的城市化巨浪，又把东湖从城郊裹入城心，而东湖成为普通武汉人生活中的亲切日常，还要远远早于环线把东湖纳入城市腹地。没有周苍柏家族以乌托邦式的努力开风气之先，难以想象精明现实的汉口人会一代又一代乘坐渡船，或者于195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绕行长江大桥，辗转来到这片遥远的水面。
东湖布鲁斯
民谣歌手冯翔传唱最广的作品《汉阳门花园》是写给武昌滨江的，至于最令他情难自已的，则是《东湖》。
他曾说：“在我的内心里，长江汉江和东湖，是我的家乡最根本之处。”他带女儿游玩时，看到东湖景色仿若当年：“对岸的磨山可能已经变成黛青色，西面的天空可能布满紫红的云……我们慢慢走着，直到夜色降临。”这些总会让他想起童年时爹爹（武汉人把爷爷或外公叫“爹爹”）背着他在湖边，边走边唱“背坨坨换酒喝”（武汉家喻户晓的一句童谣，大意是背着小孩去换酒，酒来了还是舍不得小孩），唱录《东湖》每每使冯翔哽咽涕泣。
他还有一首《凌波门》，唱的是：“樱园的樱花又开了，东湖南路每天都堵倒，过些时热天就来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往东湖跳。”他在歌里呼唤的罗刘唐周几位老师，就住在凌波门里的青年教师宿舍。那里也是后来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住的学生宿舍。《凌波门》歌中“花开了满树，花落了无痕”的景色，我连看七年，当时只道是寻常。
在冯翔为人熟知之前，更早传唱东湖的是达达乐队的彭坦。这个水果湖少年一夜成名后闯荡北京，“帝都”平坦干燥，他被一场久旱之后的雨水唤起乡愁，写下《南方》，歌中所唱“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时谁还在流连”，很适合发生在与东湖主体相连的双湖桥上。冯翔的东湖有悠悠古意，彭坦的东湖则是少年幻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
在另一首《东湖隧道》中，隧道被形容为“孤岛”和“城堡”，穿过隧道就回到了家。现实中的东湖隧道则深沉湖底，从梨园到磨山，半程就有十来公里。潜行在湖底，仅有一两处，天光由风井透进，此情此景之下，不论孤岛抑或城堡，无非当事人不知不觉“以湖为鉴”，蓦然照见的自身精神镜像。
2015年7月，在鲁磨路VOX Livehouse巡演的一支湖南乐队。VOX Livehouse现已迁往七八公里之外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意大利风情街。谌毅 图
早在本科高年级，我就在东湖边上武大樱园的一场演出中见过彭坦。演出场地位于樱园所在的狮子山山顶，名为“学生俱乐部”，那里传统上是用来给蔡元培、胡适、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这样的人做学术报告讲演的，1937年周恩来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是在那里。“学生俱乐部”通称“学俱”，实际上是从学生食堂顶部隔出来的阁楼，作为小礼堂使用。这种与地下摇滚格格不入的“场所精神”，反而让那场演出更带劲了。
实际上，东湖周边是武汉摇滚（乃至城市其他原生生态）的“广阔天地”。十几年来，从西岸的凌波门，磨山半岛曾经的“我们家”青年自治实验室，小李村的录音室，鲁磨路的VOX Livehouse、PRISON、国光大厦，到更东面喻家湖的城中村……一直有无数乐手在排练、创作、演出、聚会、生活，并和其他城市隐士混居。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东湖参差多态的社群空间依托于它变化多端的地形条件，这里岬湾交错，115.5公里岸线错综复杂，全湖大小湾汊逾120个，每一湾每一汊都可能形成独特的小气候，一定程度上，逸出了主流社会的引力场。
“跳东湖”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能够相对集中地映照出东湖诸聚落人群的特质，那就是2010年始于凌波门的“跳东湖”。如同东湖本身，“跳东湖”的语义，既是一个开敞开放的空间，又是一个延宕自发的进程，且至今还在持续变化。
2017年8月6日，一市民和一只狗从武汉大学凌波门水上栈道跳入东湖。当日，湖北武汉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不少市民来到武汉大学凌波门水上栈道，用各种方式跃入东湖，亲水消暑。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对外地人来讲，它可能是一款来自武汉的苦苦的精酿啤酒；对打卡一族来讲，它可能是一年一度武汉盛夏的时髦玩水派对；对亚文化青年来讲，它可能是一场混杂了自发行为、极限运动与荷尔蒙宣泄的跳水狂欢。对当初参与发起的艺术家、建筑师、朋克、知识分子等人来讲，“跳东湖”则首先是旨在保护东湖、反对填湖开发的“东湖艺术计划”的一部分。包括“跳东湖”在内，整个“东湖艺术计划”都带有显而易见的去中心、自发、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色彩，并且不是宏大目标下的激烈对抗，而是符号性象征性的机智行为。
可以想见，这样的“跳东湖”，注定将一再经历消费主义的同化与消解、权力的粗放管制与有限容忍，并且这两种力量近来有合流的趋势。既然“世界级城市绿心”已经推上前台，一个可控可运营的东湖好IP，刚好是武汉城市营销客观所需。
当年的“东湖艺术计划”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电信设备箱上，以虚拟的“东湖不动产”名义喷写“填湖就是犯罪”。现在，这个箱子外面又罩上一只焊接金属笼，箱面上的字迹显然被贴覆过，又被人撕掉贴覆露出来。九年过去，这件作品已经从一种反对性的存在，变成了体制化景观的一部分。
如同一再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事情，有关意义的企图很容易最终自发消解，融入无意义的生活本身。一年比一年盛大的“跳东湖”越来越像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民间节日，充斥着啤酒、市集摊位、四处打卡的带妆女生、乱入找乐子的大龄市民，以及烈日下蒸腾的荷尔蒙气息。
目前为止，这并不坏，至少在当下，庆祝无意义就是一种稀缺的意义。跳，往东湖里跳，这多带劲儿啊。“封城”结束后的第一个“跳东湖”就是如此，数万年轻人在湖岸边聚会到日落，仅仅是看到彼此就已足够快乐。
南望山与雁中咀
最后，说说我个人与东湖的聚散。如前所述，我在湖边的武大度过求学时光，毕业离开时正赶上“入世”后国运空前喷薄，九年后更是到了烈火烹油的高潮。那两年，人人都在谈论搞项目、拉投资、上市，几乎没人愿意正视，凡事皆有尽头。
我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被际遇带回了东湖，和团队在南望山的城中村租下一栋小楼，创办了一本杂志。彼时，纸媒已近落幕，这里离闹市咫尺之遥，却又偏僻之极，应聘者不时因为迷路而放弃面试。
2014年12月，东湖南望山城中村的一个下午。谌毅 图
小楼背后是一面山崖，偶尔有走失的山羊，站在悬崖边上远眺。午饭路上，在山腰遇见墓碑，上书“蛮王之墓”，证明这里曾是东汉“江夏蛮”最后的藏身之处。出村的小路边，歪牌子上书“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周遭一片荒僻，那时白鱀豚已灭绝近十年。湖边淤泥中陷落小舟，船舱淤满，以微不可察的幅度荡漾、旋转。
每天驱车掠过东湖水面进村。冬天，天台的阳光房热到出汗；秋天，在后院烧烤，仿佛能看见眼前的山体断面有一天会吞没这个小院。那几年，大概就是现在所谓“躺平”吧。因为做杂志，我也多少了解到，有很多人远离今天的所谓“996福报”，散落在东湖其他角落，他们试图以做手工、开民宿等为生，当然，今天其中一些人已经把这些事做成了网红生意，游客跟随小红书指引抵达幽微，新的欲望在东湖深处滋长。
南望山距离磨山半岛鲁磨路沿线的摇滚圈子很近，我曾短暂参与他们创立本地独立音乐厂牌的项目，并为厂牌取名“野生”。野生，是武汉，确切的说，东湖的气息。
后来杂志停刊，我再次离开东湖，这几年很少再去。
前一段，同事告诉我，东湖深处有一城中村，名为雁中咀，很神奇。我打开地图，雁中咀在湖中心，就像是渗进水杯里的一缕墨迹，经过布朗运动到达极限，散淡到可以忽略。
位于东湖中心区域的雁中咀。微信公众号“HANS汉声” 图
虽然雁中咀在三环内，看方位甚至差不多是武汉江南城区的地理中心，但那里“灯下黑”，实际上是一个外卖和快递送不到的地方，无论是在互联网的算法里，还是在城市化的网格中，雁中咀目前都太“偏”了，无法凭借美景招揽游客做民宿。
村里房租低廉，生活自给自足，年轻人住进去就不想再上班工作。村民传统上是渔民，因为禁渔也不再打鱼。每天傍晚，这些前渔民和租客一起躺在湖边看日落。雁中咀租客里有过一个英国画家，还有一位神秘人士深居简出，最后被警察带走，竟是逃犯。
雁中咀并非遗世之地，它已被列入“东湖绿心”改造范围，只是改造暂时处于停滞。
除了逃犯，没人需要真正无人知晓的隐居，人们憧憬社交逃逸，但并不希望陷入“社会性死亡”。我猜，没有租客能在雁中咀经年久居。
算法时代的“不服周”
偶尔，我也会想起南望山的蛮王之墓。蛮王治下的江夏蛮，前身是巴国人，《华阳国志》载:“昔(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可见，巴国是周室姬姓宗亲的封国、诸夏之一，和鄂西北的随国一样，是周王室把自己人安排到南方来屏障异姓楚蛮的“汉阳诸姬”，因此，按理巴国人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如何竟成蛮夷？
战国末年，秦灭巴国（公元前316年）后，在巴国故地置郡县，而把巴人一部流徙江夏，称江夏蛮，宋代又称为沔中蛮。可见从秦至宋近千年，原本出身宗周华夏的江夏蛮，一直是蛮族待遇，是身在编户齐民之外的非主流。如果说在先秦时代，宗周室从周礼就是华夏，那么秦以后，纳入郡县流官编户齐民治下才是华夏。否则，哪怕出身周王宗室、身居内地郡县，那也是蛮族。
蛮族聚族自治，不受朝廷派出的官员直接管理。理论上，蛮族对朝廷的义务，本质是藩属对宗主的朝贡，而不是户民对官府的税赋，一旦朝廷征敛失当，蛮族自治民比普通编户之民更容易不满反抗。公元47年、101年、169年、180年，江夏蛮至少四次起事，起因就与税赋有关。
其实，在最早有蛮夷说法的《尚书·禹贡》里，就提出了用距离国都远近来划分统治圈层和义务轻重的“五服”天下观。简单来说就是，距离越近，义务越重，统治越直接，越远反之。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解读，国都附近的百姓不仅要纳谷，连秸秆都要上交。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限于第三层“绥服”以内，绥服的义务就偏重于教化和守备，而“夷”在第四层“要服”，“蛮”更在第五层“荒服”。按照《周礼》，要服之夷的义务是“六年一见”，就是说，每六年朝贡一次；荒服之蛮的义务是“世一见”，就是说，新酋长上位，去觐见一次天子就够了。
《禹贡》里讲“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意思是蛮夷都属于化外之地，用于流放。先秦时代，楚王频繁征讨巴、随等“汉阳诸姬”，动辄自表“我蛮夷也”，正是在敲山震虎，以蛮夷游离于天下秩序的超然姿态翩跹起舞，与天子周旋博弈。今天武汉话里的“不服周”就来源于此，意思不是不服道理，而是对特定秩序、权威或强力的不信服。
以天下秩序观之，“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在被秦王灭国流放江夏的那一刻，巴子遗民的身份就从诸姬、诸夏变成了蛮族。在秦汉式强力国家面前，蛮固然是秩序的贬抑，何尝不也是命运的褒奖。
2015年1月，东湖凌波门外，一男子用湖水洗脸。谌毅 图
两千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古人执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终超级实现于工业文明对极地荒野的空间连接，“编户齐民”最终超级实现于移动互联网对在线个体的算法编织。
算法时代，不存在真的荒服之地。只是，面对东湖的波涛，再次纵身一跃，仍是武汉人无法被填埋的野生自在。
对了，当年我在凌波门栈桥上看皮划艇，它们驶过南望山侧便不知所踪。后来，我在自东湖新村凌空而起的跨湖大桥上找到了它们：晴光反射的水面尽头是南望山背后的U型港湾，那些皮划艇一开始只是百十条黑色的短线，直到越来越近，终于从我站立的桥面下呼啸而过，浪花碎成无数十字星，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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