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的缔造者平抑了士族的特权，得到了门阀，庶族，勋臣的共同拥护才得以开创盛世。唐朝开国元勋中不乏出身庶族甚至平民白手起家的豪杰，譬如大家熟悉的尉迟恭，位列外姓武将第一，以及瓦岗降将系。
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都连续打压士族，太宗曾修改天下293家士族族谱，打破过去的排名惯例，按照官位高低排列家族等级，贬抑士族，抬升勋臣地位。高宗武后开启北门取士，擢拔有才能的中下层文官予以重用，更是触动了关陇集团的核心利益，玄宗朝的几任宰相张说，张九龄等都出自武后提拔。
只是这样倚重军功勋臣导致了武将系统坐大，终于引发安史叛乱，平叛又不彻底，留下军阀藩镇，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这两百年，军人政治如洪水猛兽，太过太烈太猛，透支了整个社会对军人的耐心。
宋朝缔造者自己也是得益于此，由于得国不正，畏手畏脚，又加上军功不足，威望不隆，难以推行深彻改革，防范军人政治重演成了第一政治正确，矫枉过正地依赖文官集团为臂膀，从此崇尚新儒家，万般皆下品，要以理服人的地主士绅登上权力中心，华夏文明从雷厉风行的壮年步入昏聩迂腐的老年，丧失了逐鹿天下，博得万国来朝的雄心。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启压制士族的先声，而唐太宗的谱牒改革就奠定了唐朝打压士族的政治风向，武则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拔庶族人士。唐玄宗一朝名臣多出自武则天提拔，开元后政治衰败主要原因还是在玄宗身上，李林甫之前的张九龄同样出身庶族，不加防范让安禄山身兼三镇的只能是玄宗。
而唐朝的节度使权力逐渐失控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睿宗时节度使只掌握军事权，玄宗时代十大节度使同时掌握辖区的军事，行政，财赋三大权，形成方镇之势，实在是玄宗自以为能够驾驭，结果年老懈怠，有始无终，贻害千年。有唐一代军人地位太高，这与缔造者唐太宗的能力，出身以及身边利益集团的构成有莫大关系。
身兼四镇的王忠嗣，这才是玄宗朝最大的军头，军事能力最强，因为功高被李林甫嫉恨，诬陷联络太子，被玄宗贬退早死，他若不早死可能不会有安史之乱。张九龄和李林甫的退进，本就是玄宗怠政的表现，张九龄每每犯颜直谏，李林甫巧言阿谀，又联络武惠妃，还酿成废瑛太子之事，张九龄被贬后政治风气也随之败坏。
张九龄和王忠嗣都曾预判禄山必反，可惜都被自信过头的玄宗忽视，后来玄宗在蜀中追悔莫及。胡人军头并非致乱的根本原因，安禄山进逼潼关时，玄宗对哥舒翰，高仙芝等节度使都足以驾驭。根源还是玄宗人到中年不复少年时的进取正气，没有了识人之明，用人气度，连连贬死贤相良将，导致内外风气溃烂。
这就是唐朝能够开创盛世的原因了，太宗能够同时得到士族，勋臣的共同拥护，正是平衡了两方的利益。不过由于太宗乃军人出身，军略无人能及，又因军功而得大位，自然而然强化身边军人地位，他自己当然可以驾驭，玄宗想要效仿先祖就力不能逮了。
南北朝时期士族虽然不善武力，但是常年战乱让他们懂得如何聚拢力量以自卫。唐建国之后天下承平日久，士族也就专心于政治斗争而忽略了军事自卫，安史之乱使天下重回战乱，士族就是战乱中特别有钱但无法防备的“资源”，在安史之乱过程中受到大规模的抢掠与伤害，士族的覆灭来自于这场战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