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南风窗
原标题：只要一点点爱，她就不会变坏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施晶晶
编辑 | 陆茗
排版 | 准格尔
孩子是最敏感的观察者，有时也是最糟糕的行动者。
在张家港市的少年法庭，检察官盛敏见过很多失足的涉罪少年，大人常称他们为“孩子”。
他们当中，有孩子打架斗殴、盗窃财物，有少女胁迫她人性交易，有少年性侵幼女……这群涉罪未成年人背后，又以极高的频率关联着一对对失职、失察的父母。
孩子无法独自长大，但父母也不总是清楚如何为人父母，他们也会和孩子一样，是糟糕的行动者。
少年法庭之上，涉罪少年是一群发出了强烈风险预警信号的孩子，他们给了检察官们一个切口，为社会上最需要改善家庭环境、学习为人父母的家庭提供帮助。
01
糟糕的行动者
在张家港市检察院工作了16年，检察官盛敏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涉罪案件。
那些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有必要追究少年刑事责任的案件，就会移交到检察院，由检察官们审查决定是否需要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官盛敏就是其中一位把关人。
2019年3月，盛敏审查了一起未成年人强迫卖淫的案件，涉及4名未成年人。
事件是这样曝光的：1名少女报警，称有人殴打、欺凌自己，强迫她卖淫。警方侦查后发现，施暴者是一名17岁少年，他受2名14岁女孩教唆对少女动手。
因为及时报警，少女事实上没有卷入性交易，但强迫未成年卖淫的行为本身已足够恶劣。
检察官起诉了17岁少年，他因强迫卖淫罪被判刑两年；2个女孩因未满刑事责任年龄，没有被追究刑责。
在追责惩罚和放任之间，应该有另外必须要做的事。
理解少年犯罪，盛敏觉得“根本原因肯定还是在他们自身”，但对她们作社会调查时，盛敏发现，其中1名女孩和父母的关系很紧张，尤其听到女孩的养父母用“无可救药”“没有优点”“让家里鸡飞狗跳”评价她，盛敏仍相信“问题女孩”和“家庭成长环境”的相关性。
这并不是单一偶然的关联。
盛敏办理的未成年案件里面，就有很多来自离异、重组、单亲家庭的少年，即便双亲健全，往往也有不恰当的管教方式或疏于管理。
比如：2019年4月，张家港市检察院接到的另一起案件里，一16岁的少年为帮朋友报复，殴打一名14岁少女，并把她非法拘禁在宾馆近50个小时。
这期间，少年始终没有回家，但他的父母对此不闻不问。调查后，检察官得知，少年不是第一次夜不归宿，家里人习以为常。
为改善这类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一群人开始想办法。
2019年5月，张家港妇联办了一场沙龙，邀请了法院、检察院、教育局的人来参加。当时《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刚出台，似乎是该做点什么事的时候了。
家庭与儿童工作部副部长王琛还记得，各方讨论中一大困惑在于：越是合格优秀的父母，越积极参与和学习，反倒是越做不好、越需要学习的家庭，越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无关。
但盛敏知道，她审查过的涉罪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需要这样的学习，因为他们常常陷入2类困境：不想管，不会管。
有的家长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孩子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凭司法机关；即便家长愿意配合教育挽救孩子，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法院和检察院也不完全具备专业的指导能力和人力。
针对“不想管”的父母，在《条例》中“法律责任”一章，明确了公安、检察院、法院可以责令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这是一个新思路，从司法角度来看，它不是单纯教育涉罪少年，而是通过督促他们的家长履行监护职责，改善家庭教育和环境，更好地监护少年。从家庭来看，它让“促进家庭教育”的口号有了更硬的执行力。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称亲职教育辅导）的委托函
“之前大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家庭教育是可以强制的。”王琛回忆，尽管当时沙龙上，有少年法庭的庭长表示《条例》没有提及如何“责令”和“强制”，但它先有了法规依据和效力，方向是明确的。
“《条例》出来之后，我们觉得有了一个抓手，我们又可以从‘涉罪未成年’来切入，点又不是很大，他们（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又是特别需要做这一块工作的。”盛敏说。
针对“不会管”的父母，检察院找到了张家港市家庭教育服务中心，教育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通过委托服务，免费给有必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家长“补课”。
02
让他们看见
朱冬梅是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的一名老师，持有“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和“心理咨询师”双证，2019年以来，她接收过不少来自检察院的“家庭教育指导”委托，主要面向“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
“附条件不起诉”是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项特殊保护制度，是在起诉和不起诉之间建立的一个“缓冲地带”，它通过暂不起诉，设立考察期，若涉罪少年在考察期内完成了约定义务，有悔罪表现，最终将作出不起诉决定。
2016～2020年针对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不诉率，附条件不诉率 来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
家庭教育指导就是在考察期间介入的。
检察官盛敏告诉《南风窗》，指导时长多和少年们的考察期相当，一般不少于半年，依照涉罪的严重程度，帮助教育的频率是每月1～4次。虽是给家长“补课”，但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参加。
除了相对程式化的课程学习，心理咨询和干预是朱冬梅和同事的主要工作，她的关注点不在于探究少年为什么犯罪，或者证明“家庭问题”和“少年误入岐途”之间的联系，她要做的是，尽可能帮助面前每一个家庭发现矛盾和症结，“让他们看见之前没看见的部分”。
2020年2月，朱冬梅接待了一个三口之家。孩子16岁，在一次群体打架斗殴中，几个少年把另一个孩子打伤了，他是动手的其中之一。检察院决定对他“附条件不起诉”，设立了6个月的考察期，并责令他和父母一起参加家庭教育指导。
当时，朱冬梅观察到，少年很紧张地坐着，双手紧紧抓住膝盖，低着头，回避父母的视线。
这是一个典型的“父职缺席”家庭，妈妈主导着对孩子的教育，谈话间她的声音常常跳出来，“朱老师我来告诉你”，但朱冬梅察觉到，少年很想得到父亲的谅解和肯定——他的身体更靠近妈妈，但听爸爸说话时更仔细和紧张。
但爸爸表露的是失望、愤怒、否定和攻击，个人事业上，他卓有成就，但在家里，儿子却不让他满意，出事之后，他更觉得儿子捅的篓子丢了他的脸。
朱冬梅给他们、尤其是父子创造了更多相处、沟通的机会，他们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当交通志愿者执勤。
少年告诉朱冬梅，他说自己发现爸爸有白头发，这让他很惊讶。志愿执勤结束后，爸爸也很激动，他发现“我从来不知道，我儿子其实蛮能干的”，交警也给了儿子好评“很负责”。芥蒂和指责渐渐瓦解，爸爸甚至突然骄傲起来，觉得儿子和自己很像，只是哥们儿义气用错了地方。
原来，打架伤人事发之前，少年已经回了家，当时父母还没有下班，他接到同学的电话，要和另一个学校的男生约着“为荣誉而战”，起因是对方贬低他们的学校，少年就从家里骑着电瓶车冲去了现场。
少年没细想过打架可能造成多严重的伤害，当朱冬梅问他“为什么跟着去、是否后悔”时，少年露出一脸为难的样子，“是不是很难开口说后悔，因为你把他们当朋友？”听到朱冬梅的提问，少年使劲点头。
“青春期孩子有得到伙伴认可的内在需求，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即便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可为的部分，也会去做。”朱冬梅理解其中潜在的偏差和风险，“这是他们走向成熟必然经过的一个部分，也是社会化的一部分。”
但友情不能模糊是非，打架斗殴的违法行为需要纠偏。
在团体辅导中，朱冬梅引导他们反省，表达自己在事件前后的想法，她听到少年说，“当时想着我们是朋友就一起去，现在看来是我害了你”，另外的少年会说“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不做朋友也可以”，还有“没关系，我也知道你肯定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少年之间也达成了谅解。
“无论是否原谅，表达你的感受都很重要，不然这个心结就一直打在那里了。”朱冬梅说，那样会成为他们未来的隐患。
考察期结束后，确定了悔罪表现，取得被害者谅解之后，检察院最终没有起诉少年，这一案件也没有列入他的档案。后来，朱冬梅和这名少年的母亲还保持着联系，“她会说我家的孩子真的长大了”。
朱冬梅在与少年的交流中，注重鼓励和肯定
至于那位爸爸，朱冬梅也听他感慨“我儿子不一样了”，但爸爸不知道的是，他也不一样了。
“他（爸爸）不会说我不太一样，因为这相当于让他承认自己之前做错了，对于父亲来说很难的。”朱冬梅说，但听了孩子的想法、看到变化，爸爸也会迂回地反思，“他会说我也有责任，我之前没有好好交流过。”
03
一面镜子
接触越多家庭，朱冬梅越发现：孩子是父母的镜子，父母是孩子的影子，大人怎样生活，孩子就怎样长大。
2021年的一天，在张家港市一社区工作室，家庭教育心理咨询师朱冬梅见到了一对母女。
见面之前，朱冬梅以为要接待的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妈妈、一个可怜的孩子，因为社区工作者告诉她，12岁的女孩身上有伤，疑似遭母亲家暴。
但见面后，这个妈妈说女儿“装可怜”，她当场掀起自己的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它更青更紫，那是女儿打的。
接待室里，母女俩坐在一起，不愿正视对方，也不直接提及对方。
朱冬梅敏锐地捕捉到：不像一般孩子习惯用“我妈妈”作为指代，女孩只称自己的母亲为“她”；妈妈也不喊女儿的名字，用“人家”指代自己的女儿，“人家现在大了不听话了”。
朱冬梅很快发现，母女来自一个重组家庭。
父母离异、搬进新家、有了弟弟，女孩嗅到了危机，欺负小宝宝，闯着祸寻求关注，加上青春期叛逆的小性子发作，妈妈招架不住，一言不合就对孩子动手，而孩子就此反击。
可经历了离异、再婚、组建新家庭、为养育动气的妈妈，心理也有伤，她告诉朱冬梅，她小时候也在父母那里受过伤。
“在相互攻击和伤害背后，她们都有没被疗愈的创伤。”朱冬梅说。
在问题家庭里，因为父母的失职，孩子往往额外承担了很多不幸。
在相互攻击和伤害背后，她们都有没被疗愈的创伤
盛敏和朱冬梅几次联络一对父母，想让他们和女儿一起接受辅导——女孩不到14岁，卷入了性交易。在审查时，检察官发现，女孩结交网友，凌晨离家跟人见面开房，于是发生了侵害。
女孩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最需要抚慰，但她的父母离异，对她疏于管教和保护，检察官想督促他们履行监护职责，却遇到了困难。这对父母觉得他们是受害一方，他们又很忙，觉得没有必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朱冬梅记得，女孩妈妈用各种借口不配合不参加，“父母都不管、几乎不养她”。他们和检察官一起讨论过，是不是剥夺她父母的监护权，但他们也有顾虑：“无论这份爱是多么的廉价、甚至糟糕，但孩子依然是需要父母的。”朱冬梅说。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帮女孩找到一位临时监护人，对女孩辅以心理疏导、社区慰问、经济帮扶，“听上去很琐碎，但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王琛在张家港市妇联工作，协调着家庭教育方面的事务，她对《南风窗》总结了失职父母的普遍认识缺陷：“他们很多时候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我很忙的，又不能天天看着他’，他不认为言传身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家庭教育是一个系统，检察官盛敏看重的是“双向互动”：“如果只有一方有改变的意思，另一方没有，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朱冬梅也发现，有时家长前来咨询，带着具体的、单方面改变孩子的目标，最突出的是“家长想劝孩子回去上学”，他们希望快速见效，却不得要领，和她捕捉到的问题根源有错位，这些时候，“就很遗憾了”。
家长看不到，孩子不去上学只是问题的表征，不是家庭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也不理解，孩子也有自己的思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尝试补救，只是孩子有时没法判断，“不上学”“瞎折腾”的做法是否能够真正挽回，“他以为是补救，对他有利，但或许是糟糕的”。
“父母不愿意面对，或许是还没有痛到必须要改变的程度。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等于要他们担起更多责任，付出很多努力。”朱冬梅感慨道，“所以，孩子是真的承担了很多。”
这也正是“家庭教育”的意义所在。
“做父母要不要合格证、岗前培训？”朱冬梅觉得这个问题：“太理想化了，可能就是要在试错当中成长，要允许孩子试错，也要允许父母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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