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葛剑雄教授对此发表了他的见解——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01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
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
钱学森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
▲钱学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
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
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02
社会应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在我看来，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少数人认为自己考得不理想，或者发挥得不好，或者的确还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上大学，或者一时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
请问在座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
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
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民工”。
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
前年我们图书馆要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
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当然有点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寸步难行。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
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4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青年已经合理分流了，剩下40%多一点的人准备上大学，而他们又很明确自己是要上应用型大学还是要继续研究等等，不仅高考不会有什么压力，就是名校也会遭遇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实行各种考试的方法，可以自主招生，也可以全国统一招生，连入学后的很多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
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03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
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媒体就要讨论。实际上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规规矩矩还站在那里，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 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而现在，学校禁用手机，马上会引发轩然大波，引起媒体的普遍批评。
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法院却判学校违法。北京某大学一年当了八次被告，全部输掉，因为法院认为原告都是学生或家长，属弱势群体。中学不敢组织学生春游，除非家长签下免责承诺。小学教师下课后会看着学生，不许奔跑嬉闹，怕万一引起伤害事故担不了责任。甚至连社会上的人跑到大学自杀，学校也脱不了干系。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近年来，又加上了一些迎合民众的成分。特别是有的领导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更起了误导的作用。比如说不能让一个农村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上不了大学。
我认为，既然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不是免费的，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以考虑先工作，今后有条件再上学。或者要表现特别好，争取拿到奖学金。还可以劝他选择上免费的，或者是少交学费的，比如师范或某些国家资助的专业。
一位负责人有一次说，不管物价怎么涨，学费都不能涨。我后来碰到他说，你能不能补充一句，学生不够的经费由政府补。他说那不行，我问钱哪里来，让校长去偷去抢吗？大学自己承担得了吗？
再比如学术腐败。所谓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去谋取自己的学术成果、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今天研究生抄袭别人的文章，老师为了职称将别人的文章改一改又发表，当然应该批评和制止，但这谈不上是学术腐败。反学术腐败要针对掌握权力、金钱和具有强势地位的那些人，光靠学校解决不了。
04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能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首先，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在美国，如果孩子不上学是要申请的。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孩子家离学校很远，那么就要提供交通工具或者住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基本设施都是有的。
2001年初我在中国南极长城站时，参观了毗邻的智利弗雷总统考察站的小学。这所小学只有十几位学生，但有两位由国家派来的专职教师，配了好几台电脑，还开通了互联网，学生们每年还能回国参加活动。当时得知，有两位学生即将升中学了，政府已决定再派一名老师，同时确定由一位有专业学位的考察队员兼任物理教师。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不清楚，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
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今后能不能上大学、如何选择职业，就靠你自己了。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例如一个人不能撒谎，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长大了是很难纠正的。你告诉他不能撒谎，他会说撒谎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不能，甚至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不撒谎的人。
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根子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从小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将一些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美德当作工具和手段。
“十年浩劫”期间我当中学教师，眼看我的学生变得开口国骂闭口“沪骂”，老师处于被批判斗争的处境而无能为力，还得昧着良心赞扬“革命小将造反有理”。我们私下感叹：将来等到这些学生为人父母，成为国家栋梁，他们如何教育子女，管理国家？
教师的作用能否发挥，结果也不同。以往中国人普遍崇拜“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很高。
“文革”前，我当教师时不满20岁，到学生家去访问，有的家长还以为是他哥哥的同学。但一旦知道我是老师，立即非常客气，有的家长年龄可当我父母，但对我十分尊重。如果家长的说法、要求与教师不同，学生就会理直气壮予以拒绝：“是老师说的。”家长就会让步：“当然听老师的。”
但现在，老师在家长心目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一方面有些老师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从教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家长送的购物卡和礼物，千方百计利用家长资源；另一方面，不少家长以为只要有钱有势就要左右老师，他们怎么会将老师当作孩子的行为楷模和灵魂导师？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
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来源|摘编自《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葛剑雄，男，复旦文科资深教授 ，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民革中央委员，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5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建议国家恢复和发展中等专科和职业学校，如普通师范、幼儿师范、护士学校等各类职业学校，实行免费或全额奖学金，与义务制教育对接，使毕业生合理分流，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中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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