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选官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形成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唐朝科举考试考官直接面对考生，同时，仅靠考场短暂比试而决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确实也存在不合理性。为了弥补科举考试过程中此种不足，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礼部侍郎韦陟知贡举，针对性地采取了“纳卷”的措施。所谓“纳卷”，就是指唐朝考生应省试之前，选择自己的优秀作品交纳给主试部门，由主试官们先行过目。
“纳卷”制度依然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每人选优秀作品十多首，总共就有一万多首作品。让主试官在有限的时间里，认真读完这么多作品，并加以甄别，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第二，如韦陟这样“尤鉴于文”的主试官毕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寻出路，“行卷”应运而生。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优秀作品选在考前送呈当时社会上各界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及第的希望。
与纳卷、行卷等相关，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公荐”“通榜”等做法。即：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向主考官公开推荐考生，考前就决定录取名次。
在如此科举选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会写诗、没有优秀作品选，便是自绝前程。唐朝学子既需年年投考，就要不断纳卷和行卷，也就是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优秀作品选。所以，唐人需要不断写诗，乃至终生殚精竭虑，努力推陈出新，打磨精品。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士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第一，苦读。此阶段同时大量创作诗歌，打磨优秀作品选。第二，漫游。携带优秀作品选，到各大都市或名山大川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拜谒。这是漫游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行卷了。第四，科举考试。前三阶段如果功夫做足，科举考试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总之，由于唐代考前的“纳卷”“行卷”成为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当时优秀的诗歌成了“纳卷”“行卷”的必备利器。
宋朝沿袭唐制，以科举取士，独重进士科。然而，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宋代科举改制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两个方面：其一，建立起弥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之落实。其二，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
宋代科场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努力摒除考场外对录取工作的种种影响，较大地改变了考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宋代士人由此转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之闭门苦读，反复揣摩试题类型，模拟写作。
学子长年闭门不出，自然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阅历，也缺乏创作的激情。模拟省题诗之作，随之与性灵、性情无关。宋人再也不需要时时面对现实生活去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因此锐减。从后世角度观之，宋诗的总体质量不如唐诗，首先就是因为当时科举制度的演变，导致宋人并未将更多的聪明才智投向诗歌创作。此外，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殿试废除诗赋，改试对策。而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
唐宋诗风的巨大差异是由科举制度的变革带来的。首先是在创作源泉方面，唐朝士人多有游宦经历，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宋人闭门读书，缺少生活与情感的阅历和创作的激情。与此同时，宋代漫游衰歇，相关的创作随之消失。
其次，是创作动力和创作心境上的不同。唐朝以诗取士，行卷需要携带自己的优秀作品选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为唐人持续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唐诗苦吟的形成。宋代科举考试中诗歌的地位有所下降，故宋朝士人寻觅佳篇佳句，作诗的热情和投入时间都锐减。
以风景诗为例，唐人每每将求仕漫游途中所见山山水水写入诗篇，精心打造，既写出千姿百态的风光景物，又融入求仕过程中喜怒哀乐之复杂情感，是唐诗中最绚丽多彩的篇章之一。而宋人在苦读和应试阶段无暇浏览风景，故宋人欣赏山光水色之风景诗，大都作于登第入仕之后，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与唐人相比，宋人的诗歌少了对仕途功名的热望渴求，少了求仕艰辛带来的落寞凄苦。总而言之，由于身份与境遇的改变，宋人风景诗的情感强烈度远不如唐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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