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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索鲁80岁了，他仍然在四处旅行。新冠大流行打乱了他去中非的计划，小心翼翼的室内生活只会让他更想走出家门。去年10月，索鲁选择了防疫政策较为宽松的加拿大寻访故土，他没有对旅途中的条条框框感到不满，在最近的一篇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游记中，他写道：“进入蒙特利尔的每个地方都必须戴上口罩，并出示身份证和疫苗接种护照——没有任何不便，而且相当放心。”索鲁依然高产，2021年刚出版了新小说《在威美亚的浪潮下》，只不过曾经特立独行的壮游青年，如今正像普通的耄耋老人一样，越发热衷于向着祖先的足迹寻根溯源，并渴望和遥远的族人相聚。那篇游记的末尾还夹带着沿途酒店的广告。
相对于解放人类也解放病毒的飞机和火车而言，自驾在后疫情时代似乎是更安全的选择。索鲁爱上了公路旅行，驾驶汽车的好处是可以远离拥挤，亲近旷野。不过，对这个以犀利毒舌闻名世界的旅行作家而言，40年前，火车才是他钟爱的交通方式。
火车驶在希望的田野间
1986年，索鲁从伦敦出发，搭乘穿越欧亚腹地的火车再次来到中国。在近12月的漫游中，他换乘了40趟火车，探访了大约20多个城市，依据这次经历写成的《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为他赢得了1989年的托马斯·库克旅行图书奖（Thomas Cook Travel BookAward）。彼时45岁的索鲁已经去过非洲、南美、中亚、南亚，以这些旅行经历写成的《火车大巴扎》《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令他名声大噪。第二次来到中国时，索鲁仍然为眼前的变化感到惊奇，他表现得像一个勤学好问的人类学家，“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80年代是一个亢奋的年代，索鲁写道，“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更让你疯狂地想坐下来歇歇。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从干燥的内蒙到湿热的广州，从热闹的上海到开阔的西藏，在无数段火车旅行中，索鲁记录了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给孩子拍奶嗝的父亲、来自比利时的电话工程师，还有官僚式冷漠的乘务员。他默默观察着同行者们，却并不想让人注意到他，这个穿着老旧防水风衣的“老外”拿着一本书不断地写写画画，他的外表显得沉默而笨拙，感受却是如此新鲜，“没有比坐火车更让这些人开心的事了。他们喜欢拥挤的车厢，喜欢听人喋喋不休地说话，还喜欢抽烟，喜欢啧啧地喝茶，喜欢打扑克牌，喜欢穿拖鞋走来走去，我也很喜欢这样。一路上我们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窗外的世界在我们的哈欠中擦身而过。”
火车行驶在田野与山间，素不相识的乘客在车厢里围着窄小的桌板打着扑克、分享食物，热烈地谈论着关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弥漫着希望的味道，《民法通则》等法律的颁布为这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安全感。自由表达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索鲁也许不知道，同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个名叫崔健的小伙子用一首《一无所有》打开了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大地上: 搭火车旅行记
[美] 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年12月
索鲁的描述让人想到摄影师王福春在《火车上的中国人》中拍摄的画面。穿着健美裤的大姐正在从窗外爬进车厢，有人逗着宠物小狗和小鸟，情侣挤在一张卧铺上四目对望，还有乘客在餐车凑成一桌搓着麻将，车厢连接处，没有买到坐票的家庭挤在一起昏睡。当时的火车远不及现在的高铁整洁高效，可是绿皮车本身就是旅途中一个有趣的、移动的景点，它短暂地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日常，让人们得以认识有趣的陌生人，收获新奇的见闻。
索鲁的漫游并不满足于现成的景点，下了火车，他走进公园、餐馆、市场、学校，扎在人堆里，用并不流利的中文与人攀谈。他的描述中包含了大大小小很多饭局，“吃东西时是中国人感到最自在的时候，在他们眼中，一顿饭常是一次慰藉，一场欢庆。”其中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的宴会，在这场专门款待他的“高端”饭局上，他结识了作家萧乾、历史学者桑晔，还有翻译家董乐山，这些他称为士绅阶层的人。官方的饭局总是在悄无声息中突然结束。相较而言，索鲁更喜欢下馆子，总是逛着逛着就跟人交上了朋友，比如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外文书店里他遇上了音乐家章枚，他们吃了一次颇为奢华的粤菜。在所有这些或随意、或正式的饭局中，索鲁列出了他最爱的中国食物名单，其中包括饺子、樟茶鸭和牦牛肉包子，尤其饺子，他把它们称为“塞了馅料的薄饼”。
穿行于“真正的城市”
相对于拥挤的城市，索鲁更喜欢较为空旷的小镇和荒野。他对西宁、拉萨充满溢美之词，因为这里的风土人情更符合一个旅行者对异域景观的期待。事实上，索鲁根本讨厌所有大型城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对城市没有兴趣。我认为无论在哪，城市生活都很糟糕。我在伦敦住了17年，仍然不喜欢它。”他对整个人口稠密的华东地区提不起特别的兴趣，他写了这里被开发殆尽的土地，被破坏的自然风光，以及所有事务都围绕着有用性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景象。这实在难以满足一个旅行作家对风景与风情的要求。
但中国的城市仍然是他着墨很多的地方。北上广正在大规模地兴建高楼，更多的人赶往人更多的地方，寻找挣钱的机会，努力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个。上海令索鲁印象深刻，在他的笔下我们得知，早在40年前，时髦的上海人已经喜欢上了这些年才广泛风靡的奢侈品牌“YSL”。“尽管上海挤得快要爆炸了，但它却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港口的船舶、骄傲的市民、海上的空气、林立的高校，这些都让我想起波士顿。”
上海的历史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沉淀于万花筒般的80年代。索鲁说，上海是见过最多外国人的国际化大都市，这里是政治上最教条的地方，但也是资产阶级色彩最浓厚的地方。他有些喜欢上了魔都的“魔性”：“每当中国要发生变革，它首先会出现在上海；每当中国面临冲突，上海也是呼声最高和最为激烈的地方。这里极具生命力，即便像我这样讨厌城市的人，也能够发现上海精神并且欣赏这里的氛围。”
尽管如此，他仍然抱怨上海的嘈杂和拥挤，喇叭声、警报声、喘息声，街道两旁到处有人在做工。在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市民们向索鲁介绍了他们眼中的社会变化。走出匮乏与禁锢之后，到处都有活儿做，到处都能赚钱，人们一边创造机会，一边寻找机会。索鲁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部分人都忙碌地从事着裁缝、修补、教英语等“自由职业”，小商贩们兜售着蔬菜、鸡蛋、钟表等物件。一位王姓的朋友在锦江饭店的闲谈中自豪地告诉他，“在中国，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食物、衣服、鞋子、自行车、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古董……”他向索鲁讲述了自己赠与苏联芭蕾舞演员耐克鞋的经历。上海正是那个时代迈向物质充裕的代表。
“美”也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之一。“五讲四美”以来，街上出现了“反吐痰小队”，“讲卫生”和“心灵美”的追求让上海走向真正的城市文明。索鲁来到老工业区闵行，好客的闵行人邀请他到家中喝茶，新盖起的居民楼里并未出现传说中养鸭养鸡的错乱，一切体面而有序。中国的变化让索鲁感到吃惊，不仅是服装和交通，“还有实质性的”，比如人们如何谈论历史、政治、金钱和未来。在上海，他从工人、商人、学者、官员口中获得直言不讳的回答：坏时代已经过去，好时代向人们张开怀抱。宣传处主任向索鲁描述了当时开放的文化氛围，刊物办得丰富多彩，主题越发开放，“人们现在敢于用故事来表达自我了……没人会因为说了某些话被打上标签。”只不过旧时代的余悸还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索鲁也许注意到，人们正在用墨镜、长头发、时髦的服装、“大三样”家用电器来弥补着什么，“它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们全都记得。我可以跟你说，没人希望它再来一次。”
保罗·索鲁像很多来西方旅行的文人一样，喜欢拿眼前“奋起直追”、狂热于物质的中国和那个想象中的、古老文明的浪漫中国进行比照。索鲁在工业化进程的感知中不断怀想中国古代各种令人称奇的发明创造，他不觉得当时某些仍然古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落后，而是感慨，“中国所经受的磨难，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她挺了过来，甚至繁荣了起来。我开始想象，如果计算机集体爆炸，卫星全部被烧毀，所有的喷气式客机都从空中坠落，我们最终从高科技的梦中醒来，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应该还在开着那些呼哧呼哧的火车继续前进，他们应当仍在古老的梯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生活在窑洞里，用羽毛笔蘸着瓶里的墨水，书写着自己的历史。”40年后来看，他低估了中国对于科技进步的渴望和努力，这里的数字化程度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无论是商业、政务、防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对智能设备前所未有的依赖。凑巧的是，这个开端也许正是始于索鲁来中国的1986年，那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落地的一年。
在人人都想成为先富者的时代，索鲁则认为中国人忙碌和勤奋得过头了，奔忙到让他作为旁观者都感到疲惫。他似乎一直在为这种不知疲倦的亢奋寻求答案，在广州他得到了这样一个解释：“历史上不乏发生剧变的时期。没有人预见过现在的时代，同样也不会有人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他们就这样疯狂。他们仿佛装得明天一切都会结束，所以伸出两只手拼命地抓。”
误解与被误解的坦诚之旅
索鲁将自己一贯的犀利讽刺应用在种种他看不惯的现象。城市里过分拥挤，乡下卫生条件不佳，精英虚伪，庸众无趣，他精妙地刻画了中国式随地吐痰的特点，不遗余力地击碎各种“老外好骗”的妄想。他一路走一路调侃，有时又真的生气了。比如他格外关心中国动物的命运，他不断愤怒地谴责马戏团、市场、农家的院落里动物受到的残忍对待，还试图解救过即将变成下酒菜的猫头鹰。
保罗·索鲁出了名的尖酸刻薄。在对《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些评论中，他被定位为集“偏见”与“傲慢”于一身的“老白男”。文学中的刁钻与趣味是一体两面的，索鲁的宜人性也许很成问题，不过这倒不是针对中国人。仅在本书的前几章中，就可以看到他对旅行团中各个团友的热烈讥讽，其中有他的美国老乡、算作半个老乡的英国人，还有法国人、澳大利人，谁也没逃过他毒辣的目光。他不厚道地暗暗打量他们的外貌和举止，窥探他们的动机，却从不袒露自己的身份。从熟悉的英国、意大利到陌生的哥伦比亚、土耳其，他写下的讽刺可谓能绕地球一圈了。他的刻薄如此公平，如此表里如一，叫人放心，他把所有的政治不正确都抖落出来，呈现给读者的每一分趣味和惊奇都将以一声对作者的咒骂作为代价。这一点他当然心知肚明。
人们常拿索鲁同《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做比较。同样有着美国和平队的受训经历，索鲁的好奇却不是何伟那样社会学家式的，而是作家式的。他更偏爱微观近景，因此他的洞察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情境性的，所以他才总是能从衣着、仪态、神态、餐桌习惯等方面把一个刚才攀谈几句的陌生人描画得生动立体。索鲁的写作追求趣味，充满评判，常常伶牙俐齿地跟读者辩论，但他的讽刺中时常抱有同情，出其不意的幽默让人无法不原谅他那些尖刻的批判。
如果说旅行文学是浮光掠影式的人类学的话，那么从人类学反思性的方法论立场来说：既然偏见无法避免，不如袒露偏见，如果作者必然在场，那么不应隐藏在场，作者应慷慨地把理性客观的审判权交给读者，让他们发现自己某些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于是我们能够发现，在索鲁隐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深入细节的情境描写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这个断裂正是他所缺乏的社会学式的理解。他自己也说，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他并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理解，因为那会让他的文字显得无聊，却也让他某些时候显得“小心眼”，比如那个被他形容为海狮长相的方先生，他总是愤恨地臆想方先生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事实上那可能只是接待外宾时的过分紧张。索鲁爱憎分明，他也总是表达出对具体的个体的尊重和关切，直言不讳地写出对他们的欣赏，即便是对最想甩掉的方先生，索鲁也在告别时送他桂林的旅游画册。
保罗·索鲁已经出版了56本书，他的旅行文学不断被翻译为他去过的国家的文字，不断有新的读者爱他或恨他。这个停不下脚的旅人曾克服各种阻碍穿行在中国的80年代，关切这个国度的变化和普通人的想法，他在旅程伊始写道，“我要跟随火车走遍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我要去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去它最炎热和最寒冷、最干燥和最潮湿、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他最终做到了，为那个崭新的时代留下了异乡人的惊鸿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