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钓鱼台11号楼，是伟人妻子的居所，这11号楼也成了她的代名词。
阎长贵，是11号楼的第一任机要秘书，1967年10月3号，杨银禄被送到11号楼，三个月后的1968年1月，随着阎长贵被送去秦城，杨银禄也正式接替他，成为11号楼的第二任机要秘书。
如果从1967年10月3号这一天，杨银禄正式踏进钓鱼台11号楼的日子来计算的话，一直到1973年6月，他在11号楼工作了近六年的时间。
这篇文章，我就从杨银禄的角度，去聊聊在钓鱼台11号楼工作，是个什么样的境遇。
初见
伟人的妻子刚住进钓鱼台的时候，是住在五号楼，这五号楼不是很安静，北边和东边都毗邻马路，有些吵闹。
她神经有些衰弱，稍微有些吵闹声就很难入睡，再加上怕光怕热，故而就把11号楼收拾了出来，搬了进去。
这11号楼是一处僻静所在，原本是设计给外宾住宿的楼，总共有两层，主宾住在楼上，随从人员住在楼下。
她搬进去之后就住在楼上，工作人员都住在楼下，整个两层的小楼都是她的人，没有外边的人。有时候，她的女儿也会过来住，也是住在楼下。
在杨银禄看来，或许因为她是女同志的缘故吧，这11号楼都是她的，除了她的工作人员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外人。
杨银禄到了11号楼，整整三个来月并没有见到这栋楼的主人，而是在阎长贵被送去秦城，他“转正”后，才第一次见到了这11号楼的主人。
她通常是晚上办公，第二天中午起床，起来之后就会打铃呼叫秘书。这打铃可是有讲究的，响一下是呼叫秘书，响两下是呼叫护士，三声是叫警卫员。
就在阎长贵走后的次日，中午12点以后了，铃声响了一下，杨银禄知道这是在呼叫他这个秘书了。
对于即将见到11号楼的主人，杨银禄心里还是有些发颤的，好在护士许春华这个小女孩心善，早就和他谈及过初次见面，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你见到她，千万不要跑，站在原地不动。她不跟你说话，你千万不要跟她说话。如果你听到她从楼上下来了，她没看见你，你赶紧轻步快点走，别让她听见了”
——来源：《杨银禄访谈》，丁东，邢小群
本来杨银禄之前是没多少害怕的，顶多就是见领导的那种忐忑而已，然而，阎长贵无缘无故被弄走这事，就让他害怕了。
毕竟前任秘书无缘无故出事，那他这第二任秘书也不得不有所联想。
他上去二楼，进去之后，看到她坐在沙发上，正前方有一个软垫子，双腿就搭在上面。
已经进入一月份了，北京的一月份天气开始有些冷，因此，她的双腿上还披着厚实的毛巾被，她就以这种姿势在翻看着送来的文件和资料。
由于杨银禄是站着的，而她是坐着的，因此，她就告诉杨银禄，让他不要站着说话，要蹲下来，头不能高过自己，不然自己仰着头和他说话很费劲。
杨银禄就蹲了下来，不过因为蹲的时间太久，双腿有些支棱不住，他就索性跪着，这样倒是舒服了许多。
因为杨银禄是部队出身，因此说话的声音不仅有些大，而且语速还比较快，惹得她有些不悦，直言让他以后说话的声音小一些，说话的时候要慢条斯理，因为她有些神经衰弱，杨银禄的这种说话方式惹得自己头疼。
这是杨银禄来到11号楼差不多四个月，第一次见到她。
谈及对她的初始印象，杨银禄觉得她的外貌，在她那个年纪的女同志当中，算是比较好的。身高估摸约有1米66，双眼皮，大眼睛，就是脸色略显有些苍白，或许是因为保养得好的缘故，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皱纹。
她的头上没有一根白头发，整个人看上去不胖不瘦，双手又细又长，像是一个很少干过活的人。
吃了下马威
这第一次的见面，也就在有惊无险当中安然度过，杨银禄心中还思虑，这11号楼秘书这活，也还能勉力干下去。
他可不知道，第二天就吃了一个下马威，惹得他情绪一上来，就要撂挑子不干了，说自己在11号楼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原因是这样的，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杨银禄早上去取完文件，回到11号楼和领导汇报工作，哪知领导直接问他前几日为何回家。
之前，杨银禄的父亲病故，家里打来电报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领导早就睡了。阎长贵那会还在，杨银禄把父亲病故的事情告诉了他，阎长贵就说，让他连夜回去料理父亲的丧事。
说完，阎长贵当即给后楼那边的办公厅主任值班室打去电话，说明了情况，得到获准后，杨银禄就连夜赶回了家。
他第二天早上到的家里，下午就把父亲埋了，本来还想留在家里陪老母亲两日，哪知道11号楼打来长途电话，催促他立马回来。
等杨银禄回来后，告知他立马和阎长贵做好交接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杨银禄正式接替了阎长贵，成为11号楼的秘书。
而事后，杨银禄才得知阎长贵被送去了钓鱼台的2号楼，当年，那也是羁押王力和关锋的地方。
这次，领导直接问他回老家干嘛去了，杨银禄也是疑惑不解，但还是如实相告。
哪知道她却不信，杨银禄就说后楼值班室那边也知道情况的，可以询问。这句话惹恼了她，说出的话就很重了，也伤了杨银禄的心：
“我谁都不问 ，我要问的话 ，就到你家去把你父亲扒出来，看是不是你父亲 。”
——来源：《杨银禄访谈》，丁东，邢小群
说完就让杨银禄出去，这劈头盖脸的无端挨训，还涉及到病故的老父亲，让杨银禄心如死灰。他出门后就给后楼那边打去电话，说自己干不下去，要求调离工作岗位。
“我在这儿呆不了啦......说我回家处理我父亲的丧事是假的 ，要把我父亲扒出来看看 。这么高 级的领导人一点通情达理的心都没有 ，本来这样的事，她应该慰问一下，结果她这个态度，我一分钟都不能呆了，赶快把我带回去吧 。”
——来源：《庭院深深钓鱼台》，杨银禄著
杨银禄之前是在后楼那边工作的，后面才被调到了11号楼当秘书，在他心里，这后楼就相当于是娘家的感觉吧。
不大一会，后楼那边的主任赶了过来，先去给11号楼的主人解释了一番，随后找到杨银禄做思想工作，这事才算是过去了。
妻子工作调动
杨银禄的妻子叫任秀芬，两人长期两地分居，有一次，领导找杨银禄，询问了他的个人情况，于是就说，她十分理解两地分居的痛苦，就由她下个调令，把小任也调到钓鱼台工作。
任秀芬当时在河北定州的一个厂里当会计，当办公厅的调令下发到厂里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居然把调令搁置在抽屉里，没去管。
这是为啥呢？说出来还挺有意思，一来，那个领导压根就不相信，自家的一个小会计怎么还惊动了北京的办公厅亲自下发工作调令，还是要调去钓鱼台那种地方工作；二来就是，任秀芬是厂里的骨干，很多财务上的事都需要她把关，厂里离不开她。
直到过了大约半年，第二份调令下来的时候，厂里的领导这才不得不信，自家小厂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任秀芬到了北京后，被安排在11号楼的食堂工作，还是从事着老本行，当一名会计。
1973年6月，当杨银禄离开11号楼以后，她的妻子也被赶了出来，具体缘故也没有说明。不过，两夫妻仍旧住在钓鱼台北边的宿舍里。
不过，虽然都是在11号楼工作，但是两夫妻也很少能见面，杨银禄通常要忙活到凌晨五六点，领导睡觉以后，他才能回家。可是凌晨五六点，妻子已经开始准备去上班了。
因为妻子在1号楼的食堂工作，而工作人员中午的时候都是在食堂吃饭，因此，杨银禄通常只有中午饭点的时候，能见到妻子。这和之前的两地分居比起来，已经是很让人欣慰的事了。
后记
在钓鱼台11号楼工作的日子，在我个人看来，或许是如履薄冰吧，毕竟要让一个大领导满意，工作能力是最基本的素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多长两只眼、两个耳朵，心也得多开一个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