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义刚
去年夏天，丹凤门广场建成，火车站北站房开通。我同好友童石山老人同游丹凤门广场，观北站房英姿。站在广场，除赞美祖国的强大、广场的宽阔、北站房的雄伟外，话不由人地说到了童家巷。说起童家巷，童石山老人滔滔不绝，从童姓先祖怎么到西安，谈到童家巷的位置、人文趣事、经济发展、生活变迁、征地拆迁，话里话外无不透露出对童家巷的爱意和眷恋。对于往事记忆之深刻，叙述之详细，令人敬佩。
一
童家巷，原是西安道北有名的街巷，南接西安火车站，北对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丹凤门。童家巷形成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因明代童姓人首居而得名。童家一族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至清代时，童家人丁兴旺，成为当时丹凤门附近的一支大姓。童家巷曾是道北的典型农村，也曾是自强东路南侧最宽阔的街巷，更发挥过连接火车站南北交通的特殊功能。童石山老人是童家的第13代孙，也是今天童家巷的老者。他同乡党们一道，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道北农村和童家巷的发展变化，又目睹了童家巷的消失。
童家巷虽然叫巷，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实质就是一个典型的城郊农村。童家巷南端紧邻西安火车站的站台。当年修西安火车站时占用了童家巷的几十亩良田，按照当时的价格，每亩地赔偿农民30块银元。铁路的修通、火车站的修建给童家巷人带来了商机。乡亲们有的买骡子买马，拴车跑运输；有的在车站摆摊设点，做起小生意；更多的是靠出租房屋，坐地赚钱。因赴西安发展的人多了，出租房子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间厦房，也就十来个平方米，每月的租金可达半个银元。童石山的父辈也同乡亲们一样，利用自家面临自强路的有利位置，靠祖传的房屋赚钱养活一家老小。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紧接着5月27日西安市第八区人民政府和公安第八分局相继成立。童家巷也成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童春安任协会会长。农民协会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组织实施土地改革。童石山则是这场农村土地革命的积极响应者和主动参与者。
1950年，西安市政府重新拓建自强路，1952年完工，展现在童石山家门口的是西安市第一条水泥马路，宽阔而平坦。
1951年3月开始，童石山所在的西安市第八区开始土地改革。童杰担任第八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运动中，刚刚年满18岁的童石山，以他初中肄业的文化和像模像样的毛笔字，在这场大变革之中给区政府写标语、在农村办墙报、帮助工作组书写土地证，给村里写文字材料，给乡党写合同、写信、写对联。一时间成为巷子里的大忙人，此后只要巷子里有什么大事，无论是婚丧嫁娶、调解邻里矛盾，还是兄弟分家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童家巷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工作组组长谢轶欧的领导下，采用农户自报公议、农会评定、区政府批准三榜定案的程序，确定阶级成分。童家巷的农民解放前多为自食其力者，经济状况普遍较好，但没有巨富和官宦之家。在土改中确定的阶级成分不是贫农、下中农，就是中农，没有一家地主、富农。童石山家以拥有13.8亩土地和一院瓦房的家产，被定为中农成分，成为革命团结的对象。
1954年1月，童家巷群众推出的一老一少两个乡党，当选为西安市第八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代表童家巷32户、160余人出席会议。这一老是时年65岁、生于满清、经历民国的童洁老先生，他是童家巷乃至第八区的敦厚长者和有识之士。少者就是风华正茂的童石山。
上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针对农村文盲多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童石山凭借自己的文化水平，受第八区政府的聘请，担任了童家巷的扫盲教员。本来就是初中生的他，年轻有为，再经过八区政府的培训，成为一个受乡亲们尊重的文化教员。
二
1951年童家巷成立了互助组。童洁老先生担任童家巷互助组的组长。1955年12月童家巷成立初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报酬、土地报酬和其他生产资料报酬三种形式实行分配。童洁担任童家巷第一届初级合作社社长。在童洁担任社长期间，组织童石山等青年，积极响应区政府农技局的号召，主动推广小麦新品种——碧马一号的种植，使小麦亩产由原来的200多斤提高到300多斤。初级社受到区政府表彰，童洁被评为“丰产模范”。1956年年底，初级社决算时，每个劳动日价值1.2元，是自强社此后多年的最高。
1956年3月，童家巷和张家巷、郭上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高级合作社。高级社成立初期在取名时，叫哪个村庄的名字大家都不满意。马旗寨乡政府依据三村都位于自强路两侧，于是取名自强社。此次取名，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延伸，便出现了自强生产大队、自强村、自强社区等名称。自强高级社设社长、副社长、妇女主任、会计和保管员各一人。童家巷出了两名干部，一是童志德任高级合作社的社长，二是孙玉梅任妇女主任。自强高级社分为三个分社，童家巷为第一分社。入社农户的土地告别了私有制，无代价地转归高级社集体所有。在分配方式上，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完全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对于社员的私有耕畜、大型农具由高级社收买，转为集体所有。其零星树木、家禽、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用的工具及生活资料等，仍归社员所有。此时的自强高级社，有土地500余亩，双挂胶轮大车4挂，单挂胶轮大车2挂，骡马大牲口10余匹，耕牛30多头。到1957年年底，自强高级社第一分社决算时，一个劳动日价值降到0.9元。虽然劳动日的价值下降了，但村民们仍然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憧憬着“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生活。
在公社化运动中，1958年4月，以自强高级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自强生产大队，隶属未央区太华路公社。童家巷为第一生产小队。童建基任自强大队第一生产小队的队长。以后，虽然自强大队的隶属关系多次变化，不管是未央区、新城区还是郊区，不管是太华路公社还是马旗寨公社，但自强大队的体制，一直保持到1983年改公社建制为乡村建制、设立自强村时为止。
上世纪50年代初，童家巷的土地多、农机具多、大牲口（骡马）多。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的政策，把自强一队（童家巷）的100多亩土地、2辆胶轮大车、4匹骡马无偿地划拨给张家巷和郭上村。同时，把自强一队分散在新房村、杨善村、刚家寨、井上村等村庄附近的零散耕地，全部调整到太华路以西、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内玄武门广场以南地域。达到了土地连片，便于耕种管理的目的。
1959年10月，自强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在童家巷南头村民莉莉家的院子里开张了。由于当年粮食丰收，生产队余粮充足，食堂里大筐子盛馍，白面馒头管饱吃。此后，随着粮食减产，天灾人祸，生产队库存空虚，粮食短缺，于是改不定量为定量供应。每到开饭，社员们端盆拎罐到食堂打饭，带回家分食。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饥荒显现，食堂难以满足社员吃饱饭的基本需求。到处粮食紧缺，黑市上1斤粮票卖到3元人民币。从生产队食堂打回的面条里多是萝卜、南瓜，社员戏称为“瓜菜代”。再后，随着粮食缺口的增大，社员们开始寻找野菜、豆腐渣、油豆饼、玉米芯等替代物来填饱肚子。自强一队当时有47户224人，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人因营养不良，身体出现浮肿。出于无奈，于1960年9月大食堂在无米为炊的埋怨声中关停了。童家巷又回到各家各户各自为政的家庭小锅饭时代。在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社员食不果腹，一部分人无奈地走上乞讨的道路。自强一队有十几人经常在解放门一带乞讨度日。
人民公社化初期，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9月后，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小队。也就是小队为基础，单独核算。生产队按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原则，由生产小队组织社员代表大会，根据每个社员劳动力和劳动技能的高低，确定工分标准，一般男劳高、女劳低。以能承担扛麻袋、担大粪、犁地、吆车、扬场、踅筛子等农活的为全劳，完全不能从事上述农活者为半劳。上工一天，一般全劳记10分，半劳记6至8分。社员的农家肥也由生产队评等级计量后计入工分。年底用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全队总的工分数就是每个劳动日的价值。自强一队的劳动日价值最高时达到1.2元，最低时只有0.08元。
1962年，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的要求，在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同时，为弥补生产的不足，增加社员经济收入，公社允许社员有少部分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人喂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为鼓励社员养猪，生产队给每一家饲养户划拨了0.3亩的猪饲料地，同自留地一样，由社员自己任意种植，收获全部归个人。同时允许社员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种植树木。
在自强一队，每年挣工分最多的前几名都有童石山。30岁左右的童石山，正当年轻力壮，又有文化，他下地能耕能种，上桌会打会写；懂电工，知机械，是生产队的能人，无论天晴下雨，他都有事情干，自然挣工分就多，年底分红时往往令乡党们眼红。
三
1966年，为增加西安市的蔬菜供应量，满足市民生活，自强一队被西安市郊区人民委员会确定为蔬菜队，从以种植粮棉作物为主变成以种植蔬菜为主。按照由上级领导部门定蔬菜种植面积、定产量指标、定收购价格、定社员口粮种植面积的“四定原则”，生产队所产的蔬菜由区蔬菜公司实行统购统销。蔬菜公司给自强大队派驻一位联络员，负责统计种植面积，计划种植品种，安排上市计划等工作。当时，自强一队三分之二的土地被确定为蔬菜地，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社员的口粮地，种植粮食作物。也就是说，三分之二是硬性指标，只许多，不准少，必须保证完成蔬菜种植面积。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强一队的土地，解放前全部都是旱地。为发展生产，童家巷的村民们祖辈都梦想着把旱地变为水浇田。1959年马旗寨人民公社给自强一队调拨了一部五轮水车。先是用骡马牵引，后改为电力驱动，提水灌溉。改变了童家巷旱地耕作的历史，开始了水浇田的时代。1960年新城区人民委员会（即区政府）拨款，选址在太华路东现在的唐城医院后边，打了一眼机井，井深25米，使用离心式水泵抽水，出水量大，水质好。但因机井距离自强一队的田地太远，往往是凌晨3点开闸放水，等水流入菜地已是上午11点了，严重地制约了生产发展。
为给自强一队打一眼属于自己的深水机井，时任自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孙玉梅，多方奔走，向各级政府反映生产中的困难，申请打井经费。1975年，新城区革命委员会拨款1.8万元，帮自强一队在太华南路西、太华路公社的南边打了一眼深水机井，彻底解决了种植蔬菜的用水问题。
四
1966年，自强大队改称向阳生产大队，但生产效益低下，社员的收入每况愈下。到1976年，自强一队的劳动日价值为0.08元，在当时只够买一根消暑的冰棍，被临近的生产队戏喻为冰棍队。微薄的收入，不但影响了社员的生活质量，就连男青年寻找对象都成为困难，谁家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一个贫穷困苦的童家巷。
1977年根据上级要求，自强生产大队同联志村、炕底寨、孙家湾、含元殿4个生产大队合并成立了大明宫生产大队。一年后又解体了，恢复了自强生产大队。1979年，自强一队人口增加到300多人，劳动力80多个。人多了，土地却没有增加。生产效益低下，劳动日价值低到不能再低。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社员们选择了童石山。他临危受命走马上任，担任生产队长，这一干就是3年。在所谓的就职演讲中，他向全体社员庄严承诺，要让自强一队社员的收入达到每个劳动日1.5元。大多数社员都认为目标虽好，只是画饼充饥，好心人劝他不要蹚这个浑水。童石山既然敢放出如此豪言壮语，他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金刚钻，咱咋敢揽这瓷器活。童石山上任后，第一抓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确保蔬菜任务的完成，确保社员口粮的供给。其次，他坚信要想致富，必须走副业生产的路子。通过市场考察，多次同笃臣巷的食品加工厂协商，签订了为其制作塑料食品包装袋的合同。于是，自强一队的塑料彩印厂在二马路开业了。路子踩开后，不光供应笃臣巷食品厂的塑料袋，还寻找到了其他客户，打开了销路。再一条路子，就是组织2挂马车搞运输，给各建筑工地拉沙石、砖瓦和钢材等建筑材料；购置了压饸饹的机器，开展加工包谷面饸饹的业务。还有就是组织人力，讨还欠生产队的外债。附近铁路、工矿企业欠自强一队几万元的务工款，一直难以收回，通过童石山的努力，软磨硬要，收回了2.5万元。这样，在他担任生产队长第一年，每个劳动日价值为1元钱，第二年为1.5元，第三年达到2元，实现了他上任时对乡亲们的承诺。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加快了改革步伐，各地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3年，国家统一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镇、村体制。自强大队随之更名为自强村，自强一队更名为自强村第一村民小组。还是在这一年，自强村第一村民小组（原来的蔬菜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84年又进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俗称为“大包干”。将生产队的耕地扣除少量机动地后，按村民在册人口平均划分，实行口粮地大包干，蔬菜地、饲料等地按劳承包，平均每人划分1.1亩土地。将所有的牲畜、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实行估价承包或分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实现了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童石山一家9口人，承包土地9.9亩。依然按照蔬菜队时的要求，各家必须拿出三分之二的土地种植蔬菜，每亩定2000斤的产菜指标。同公社化时比，此时的种植管理较为宽松，只严格要求保证种植面积和蔬菜产量，对种植品种管理宽松。为完成生产任务，各家多种植产量高的小白菜等大路菜。在收获季节，小白菜堆积如山，蔬菜公司民乐园店难以销售，每斤只付0.4分钱。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各户，极大地调动了童家巷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土地距离住地太远，辛辛苦苦种植的蔬菜、粮食无人看管，被人偷取、被野兽糟蹋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农产品价格低廉，种植收益少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挫伤了村民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童家巷已开始走上经商办企业的致富之路，村民对土地的依恋度降低，把种植蔬菜更不当回事。村民们纷纷以每年每亩40元的租金把土地转包给外地农民。童石山则把自己承包的9.9亩土地白送给洛南县一位雒姓农民耕种。这样，外地人又一次在童家巷的田地里搭盖窝棚，厮守着这块土地，耕耘着自己美好的未来。童家巷的村民们则放开手脚，走上经商办企业的大道。
六
童家巷的原住居民本身就有经商的基因。从清末时期卖小吃、卖菜的小商小贩，到民国时期搞运输，贩卖煤炭，再到在市内开泰和成干果店、大隆号贸易货栈，生意越做越大。特别是搞运输，童家巷人曾赶着马车，南到河南南阳，北到陕北各县，西到兰州，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
1983年自强村三组在太华路建起大明宫饭店。此时的童石山，看准了童家巷紧邻西安火车站，发展旅馆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面对机遇，他决心再搏一次。1985年2月，童石山将一家9口人搬迁到生产村的女儿家，按照开办旅馆的要求，整修了自己的老宅，购置了必需的家具、卧具等用品，并在工商局注册备案。1985年5月1日，童石山家经营的神州旅社和童广军家的德隆旅社，同时在自强东路开张了。由于紧邻西安火车站，加上服务热情，房间整洁干净，常年旅客不断，生意红红火火，月营业额最高时接近万元。在童家巷，紧跟其后的是童改琴的康复旅社、童建设的湘婷旅社、王小娟的祥和旅社、童朝朝的迎宾旅社、童康柱的鹏飞旅社、童安庆的小珍旅社等也相继开业。
在个体开办旅馆的热潮中，时任自强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的童志成，集众人之意愿，拆除二马路原来生产队养马的饲养室，改建旅馆，开办了集体所有的丹凤门旅社。至此，道北的旅馆村在童家巷形成了。
随着全国房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建材产业的发展。1992年自强村拆除大明宫饭店，在位于太华路和含元路交会处的太华路156号，建立起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市场占地170余亩，主要经营十几大类上千个品种的室内外装饰材料。随着社会投资的增加，建材市场不断向北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成为西北地区影响最大的专业化建筑装饰材料市场之一。太华路建材市场的建立，占用了童家巷的大量土地，童家巷人也最终告别了农耕的辛苦，腾出人力，开始进入土地的商业运作和坐收土地租金的新时期。
七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像一块石头，投入到了童家巷人平静的生活中，立马引起了波澜。
2005年6月大明宫含元殿御道保护及周边环境改造工程启动。拆迁范围为南起自强东路，北至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童石山的老宅子和童家巷在自强东路路北居住的其他6户人家的房屋以及丹凤门旅馆、午门旅馆也都在征收、拆迁范围以内。10月，几经商谈，童石山家的神州旅社关张了。童石山拿了一大笔拆迁赔偿款，同家人一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出生、生长并给自己带来财富的老宅。这是童石山一生的第三次搬家，然而，此次搬家是没有回头路的，是一次永别。
2010年，自强村委会改为丹凤门社区居民委员会。担任自强村第一村民小组最后一任组长的是童广军。在童广军的带领下，组织童家巷的居民成立了童家巷股份制公司，把自强村第一村民小组的所有资产按股，全部分给当时的在册村民，实行“生不加，死不减”的政策，保持各家所持股份永久不变。
不变的是村民手里的股份，变化的却是大千世界。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当童石山在未央西路的凤城花园小区居住了10个年头之时，2015年，又一纸公告宣布，童家巷同自强东路路南的其他住户一道，要整体拆迁了。此次拆迁是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的需要。6年后的2021年6月，童家巷拆迁完毕。至此，具有600多年历史的童家巷不复存在了。今后，童家巷几个字也会从地图上消失，进入历史地名的范畴。取代童家巷的是高大雄伟的火车站北站房和宽阔的丹凤门广场。可童家巷的后人们永远会牢记，从丹凤门到北站房之间曾经是他们先辈们的家园。
原标题：童家巷的陈年旧事
来源：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