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城内的故宫等诸多文化历史景点游人如织，70多年前的北平却面临一场战事，这些历史遗迹很有可能毁于战火，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般人或许都会认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但在使北平免遭战火的过程中，一位年轻女子却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就是时任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长女傅冬。
傅冬原名傅冬菊，于1924年出生在山西太原，是傅作义与原配夫人张金强的长女。傅冬出生时，傅作义已经升任晋军团长，当时北方地区军阀混战，傅作义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少有回家的机会。1929年，已经升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认识了年轻的刘芸生，不久之后又结了一次婚。
在旧社会，娶妻纳妾是一件常见的事，尤其是达官贵人之家。但张金强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虽然没有改变与傅作义的夫妻之名，但两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出现裂痕。张金强大多数时候独自生活，一个人承担起子女的抚养责任。傅冬在山西太原长大，童年大多数时光只有母亲的陪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方面日军直取山西。傅冬刚念到初二，日军已经打到娘子关。母亲张金强带着傅冬和另外两个孩子辗转到西安避难，并把傅冬安排到铭贤中学念书。然而，西安也是不安全，没多久日军飞机就开始对西安轰炸。母亲只能带着一家人到辗转到重庆避难，傅冬进入了南开中学学习。
当时南开中学国民党高官子女很多，大家经常听长辈们讨论国事，个个算得上见多识广，在学校讨论国内局势和抗日救亡的话题非常多，思想上比较进步。在这样的氛围里，傅冬总害怕自己落后于同学们，经常看苏联的电影和书，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她就积极参与其中，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号角社”。
“号角社”每到周末都会组织同学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参加进步读书会，接受革命教育。在这里她还见到了当时正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周勉励她不要光读“书本”的书，也要读好“社会”这本书。傅冬觉得周恩来很亲切，叫了一声“周伯伯”。周笑着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还大三岁呢。”从这以后，傅冬的思想表现得更为进步。
从南开毕业以后，傅冬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父亲傅作义虽已是高级将领，但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他，生活一贯朴素节俭，并以此要求子女，对钱控制得非常紧。除了学习和生活极少再给其它费用，有时候邮寄不及时，傅冬不得不去给人当“家教”赚点伙食费。不过这样反而使傅冬跟同学们走得更近，她到西南联大时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毫无官家子弟做派，性格又比较开朗，很受同学们喜欢。
龙云主政云南时，政策开明，不限制言论。西南联大又是由多所名校合办，各种新思想在这里迸发，不少学生都是地下党员，使得西南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傅冬也很快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她的思想和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一次活动中被军统特务追赶摔倒扭伤了脚，一起参加活动的联大新闻系同学周毅之飞跑过来，把她背回宿舍，还经常过去照料，久而久之两人互生爱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冬从西南联大毕业。父亲原本要将她送到美国留学，但傅冬坚持要在国内发展，也拒绝父亲帮忙安排工作。傅冬向天津《大公报》投了求职信，被报社聘任为记者，负责《时代青年》和《妇女》两个副刊的编辑工作。当时记者是一个时髦的职业，而且外出采访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物，也便于掩护自己的行动。
在报刊的内容选择上，她的组稿对象，大多是进步青年，若隐若现地反映出青年和妇女对于实现和平、民主、自由的追求，遇到骂父亲的稿子也照登不误。这两份副刊成为国统区内宣传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不仅在宣传上出力，傅冬每次回家都要“顺走”父亲不少办公笺，用这种笺开出证明，负责联络的同志就可以在华北国统区内安全地走动。
有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似乎要看出了端倪，问傅冬：“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傅冬回答说：“我很想参加，但是不够资格。”
傅作义很不屑地说：“人家不会要你的，你是什么身份？”
抗战胜利后，因为接收问题，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对八路军动武，先后攻占了绥远和察哈尔西部解放区。1946年6月，又出动3.2万兵力突袭了集宁，攻占大同和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傅冬对此非常不满，连夜跑到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晚上。
父女两人就国内局势，你来我回，情绪激动。傅冬分析了国民党必亡的道理，问父亲帮着他们打内战将来的道路打算怎么走？傅作义最后生气地说：“你刚出校门，对社会了解多少？小小年纪哪里懂得我的苦衷！”虽然两人不欢而散，但这一夜的争论或多或少让傅作义有所触动，也更明白了女儿跟自己站在了相反的立场。
1946年秋，傅冬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报社有许多联大的老同学，对她比较了解。组织很快就决定要对她进行考察，并让她写一份自传，会有一个人拿着报纸的人过去取。第二天傅冬紧张地在宿舍等待，突然有人敲门。她打开门一看是男友周毅之，有点失望。结果他拿着一卷报纸，在傅冬眼前晃来晃去，原来他就是来取自传的，这时傅冬才知道男朋友早已是党员，高兴得跳了起来。
1948年11月2，辽沈战役战役结束，四野大军入关在即。4日，傅作义奉命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商讨防御对策。私底下老蒋极力说服他指挥部队南撤，并许给东南军政长官的职务。
但傅作义的处境非常尴尬，虽然有“守城名将”之称，但当时华北平原无险可守，面对的又是锋芒毕露的四野，命运堪忧。他部下大多是绥远人，不愿南下，即便同意南下，部队肯定会被老蒋吃掉。对于一个军阀出身的将领而言，没了部队相当于失去了生命。而西去绥远，孤军也必然难以支撑。
他预测辽沈战役刚结束，四野大概需要3个月时间休整后才能入关，向老蒋建议把自己部队扩编到20-50万，在平津一带构筑碉堡群，收缩兵力，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傅作义的兵力沿着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一线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企图阻挡四野南下。
在这个紧要关头，傅冬对父亲进行了初次试探，对父亲说：“我有一位老同学让我转告你，共产党希望与你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常年周旋于各个派系之间的傅作义非常敏感谨慎，问道：“你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了，要是碰上假的就麻烦了。”
傅冬回答说：“是真的，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傅作义显然很在意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问道：“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
傅冬回答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作义最后表示，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思考一下，并叮嘱女儿行动千万小心，不要让特务盯上她。
11月中，山东《大众公报》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俘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机关书》，随后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又发表了他的广播讲话，这些内容对傅作义触动非常大。
这次傅作义主动找来女儿问：“你上次说的那位同学到底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在接触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生疑的地方？”
傅冬斩钉截铁地说答：“是真的！”
傅作义说：“那好，你替我发个电报给毛泽东。”
傅冬急忙去找纸和笔，却被傅作义叫住：“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对你同学你也只能口授。”
电报中，傅作义流露出和谈的意愿，并要求派人来北平商讨。
但对于傅作义这样的大员，不给予一定的打击，是不会彻底醒悟的。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但考虑北平城内大量文物古迹和居民，只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向傅作义施加压力。此时傅作义也派出亲信代表《奋斗日报》社长崔载之出来谈判，不过他仍然心存幻想，漫天要价，以拖延时间，等待战局转变。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主力部队35军在新保安被围歼，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这支部队被全歼傅作义犹如心头剜肉。12月25日，新华社又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位列第35。收到消息当晚，向来面对遇事不动声色的傅作义在居仁堂大发雷霆。傅冬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
毛主席审时度势，于1949年1月1日发出了《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解释了和谈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傅作义听后情绪开始好转，派出代表继续参加谈判。但此时为考虑未来的地位，他并不愿意缴械投降，因为即便到了万不得已时，他仍能从天津港撤离。随后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攻势，并于1月15日解放天津，俘虏了傅作义亲信、天津警备总司令陈长捷。
北平彻底沦为孤城，左右无援，傅作义万念俱灰，只能于1月22日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并欢迎解放军代表入城。傅作义在北平城内的25万部队，陆续开出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标志着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常关键的事情。在最后一次谈判期间，为了让傅作义明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1月16日，林帅曾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其中列数傅作义部种种罪行，最后提到：“贵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勿谓言之不预。”这封信让傅作义的亲信邓宝珊带回去，邓宝珊不敢直接交予傅作义，而是让傅冬寻找机会转交。
傅冬一看内容，感到很可能影响父亲最终决定，当时北平城内仍有不少傅作义部队，一念之差就可能造成战争。傅冬决定等国军开出北平城再告诉父亲，于是把这封信悄悄地塞到父亲办公桌文件堆里，最终避免了一场误会。傅作义看到这封信时，虽然很生气，但部队早已开出城，只能急忙找到林帅认罪。双方就信件内容作了坦诚的交谈，才打消傅作义的疑虑。
北平的和平解放意义十分重大，直接作用是保护了这所历史古城，让200万市民免遭战火灾难。同时也树立了一个和平解放的典范，与天津形成了鲜明对比，即接受和平改造则宽大处理不予追究，顽抗到底则坚决歼灭，这对日后全国的解放战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北平的和平解放，首先是由于解放军强大的武力压迫，但傅冬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劝说父亲转变态度，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态度。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冬随刘邓大军南下，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后来在昆明工作到1951年，随后又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30岁时与男友周毅之结婚，育有三女。因为住房紧张，父亲还为其购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傅冬因为曾经扣押过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受到责难。不过她向周总理写信，述说了前因后果，周下令对其进行保护。
1982年，傅冬被调到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直到1995年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虽然这个级别的官员在北京一抓一大把，但对于习惯了简朴节俭生活的傅冬来说也已经够了，她把积蓄下来的钱资助希望学校的穷困学生，自己甘于清贫。即便重病住院期间，按照她的级别医疗费用是可以完全报销，并不存在网上有些文章说的晚年无钱看病，无钱交房款的情况。
离休在家，总有以前的同学和单位的晚辈登门探望，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关于北平和平解放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人问她，劝说父亲起义后悔吗？傅冬不解地反问：“为什么会后悔呢？那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现在看来，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看来，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能主动放弃高官后代的身份，劝说父亲弃暗投明，加入到一个还不太确定的新生力量的阵营。这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唯一能驱使她这么做的恐怕只有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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