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播出的《胆小鬼》中，开篇即是大众印象中典型的东北形象：
穿戴着棉捂子、棉手套的人带着腾腾热气从车上走下来，绿皮火车伴着它惊天动地的轰鸣声驶过；再拉远景时，北方雪色苍茫，大地喑哑暗淡，高高的烟囱耸立着、刺破着这灰黑色的静；钢铁结构的城市，雕像摆出雄赳赳的挺进的姿势，人们照常在工厂忙碌，不合时宜的枪声却响起……
《胆小鬼》剧照
在过去的这几年，在文学和电影中、在网络流行文化中，东北的形象被几度书写、更新与丰富。每当一个文化领域中，有东北元素的内容出现、每当又一种关于东北题材的文艺创作进入大众视野，都会再次与我们已有的东北印象地图拼接在一起，并引发一次新的讨论和回望。
关于东北，我们可以想到什么？或许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和他们的作品，或许是《钢的琴》《白日焰火》等影视作品，或许是宝石老舅的《野狼disco》和二手玫瑰，或许是最近的“老四的快乐生活”、营口张同学的短视频和呼兰王建国的脱口秀以及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东北文艺”这个概念正在吸纳着越来越驳杂的内容。
最近，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和凤凰网读书主编魏冰心以“文学和电影里的东北”为题，进行了分享。
分享会现场。左起：魏冰心、戴锦华、滕威
再谈“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在2019年伴随着说唱歌手董宝石的一首《野狼disco》而广为流传，董宝石在一场演出中致敬了东北作家班宇，他提到班宇《冬泳》一书中的短篇小说《盘锦豹子》。在一次访谈中，董宝石说，班宇“影响了他整个东北蒸汽波作品的气质，包括《野狼disco》”。他记不清读到这篇小说有没有开始写这首歌，但清晰地记得读完小说的感受，那种人到中年的尴尬生活处境，精准地描述了他心里最想表达的主题，也抵达了他长久的不安。
在“东北文艺复兴”随着流行歌曲抵达更广泛的大众之前，东北作家的写作就已蔚为大观，成为文学圈中不容忽视的现象：2015年，双雪涛在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2016年、201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先后出版；作家郑执的短篇集《生吞》于2017年问世；班宇的《冬泳》于2018年出版，两人的短篇《逍遥游》（班宇）《蒙地卡罗食人记》（郑执），也分别在2018、2019年发表在《收获》上，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受到读者、媒体、评论家们的关注和讨论。
因为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都出生于1980年代的辽宁沈阳工人家庭，因此有当地机构将他们合称为“铁西三剑客”，学者黄平也用“新东北作家群”来命名他们的写作，以此对应1930年代由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所代表的“东北作家群”。
双雪涛、班宇、郑执
对于“东北文艺复兴”，戴锦华回顾道，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曾为全中国人生产不同的“地方性”，比如拍摄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影片，并以这种“地方性”来凸显“人民性”的内容、凸显了让新中国的人民建立自己新的主体和认同的这样一种内容。但是，“近些年来，所有的东北性都是以东北的地方性来标识的，比如东北口音，比如被夸张、被定型化了的那样的一种东北形象，它是以这样的一种地方性提供一个可消费的感觉。”
当我们回溯十九、二十世纪的东北，它曾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曾是二战中一些族群的逃亡地和集聚地，曾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它的历史的丰富性、历史的多重性如果仅仅被局限在几个人、几部作品，其实是一种窄化。“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渴望一个真正的东北文艺复兴，并去召唤这样的一个东西。”戴锦华说。
东北书写为什么重要
如果被过度消费的东北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怎样的一种东北讲述是应该被鼓励的？戴锦华谈到，自己会更关注那些以东北作为对象、但是为整个中国所经历的历史提供一种可写性的路径的写作。
戴锦华认为，正是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系列和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开启了一条书写激变时代的中国东北社会的路径。
“它不光是可写的东北，它是一种可写的现实。因为经历了1990年代的体制转轨，中国社会不断涌现出令人鼓舞的新的消息、新的变化、新的结构、新的诱惑。这个激变的过程中，新旧交替，旧的容易陷入到一种不知道怎样言说自己的失语状态——前面的逻辑不能再延续了，后面的逻辑也不能再覆盖它们。20世纪中国历史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重要的但是被遗忘的瞬间，而正是在关于东北的写作中，我目击了这样被遗忘的、但是关乎几代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些写作也让我携带着个人经验和情感重返了那些时刻，这是非常重要的。”戴锦华认为。
正是如双雪涛一样的东北的青年作家，用他们的语言文字创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形象、场景、对白，负载了非常多之前不知如何去言说的生命体验。滕威也认为，东北的青年写作者们表现出了一种“讲述历史的自觉性”，他们的作品经常呈现某种“元小说性”；此外，他们还都受到过良好的人文训练，比如广泛的文史哲阅读，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书写东北而获得读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是好的叙事者、作者。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王兵创作于2002的独立纪录片《铁西区》。《铁西区》分为“工厂”“铁路”“艳粉街”三个篇章。在这部总时长近十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导演将一整个工业地带的真实生活状态详细地拍摄下来，近距离描摹了铁西区中那些“被时代落下的人”的群像。
王兵《铁西区》剧照
戴锦华对此印象深刻，她谈及，王兵曾说他最初只是去找他熟悉的那些工厂和老朋友们试图拍个毕业作业，正好遇到这样的一个运行正常的工厂突然之间就终结它的生产，然后这些工人和在工厂区长大的年轻人的生命轨迹突然就被改变。然后就是我们看到的，铁西区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中产街区，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东北人开始大规模在各处生活。
当父亲的宿命成为社会的宿命
戴锦华认为，关于东北的影视剧中，《钢的琴》是非常重要的。在《〈钢的琴〉——阶级，或因父之名》一文中，她饱含情感地写：我们在这部独具原创、情趣盎然的电影里，重逢了久违的真诚与现实感，重逢了工人、工厂，再次目击饱含尊严的劳动、创造。不仅是一位曾身为工人的父亲的含泪喜剧，而且是一处群像，阶级的群像；不仅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深情、暖意的注目礼，而且是隐忍着激情的另类想象朝向未来飞扬。
《钢的琴》剧照
“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电影中，我没有再看到像《钢的琴》当中那个长镜头——一个一个的工种，他们重回车间进行生产的时候，那种劳动的美、劳动者的美和工厂的美，我再没有在其他电影当中看到。”戴锦华说。《钢的琴》中无论是悲剧故事的喜剧化的书写、还是对曾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那一代人曾经有尊严的生活的刻画，都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影视剧中呈现的东北，滕威观察到，比如她的家乡哈尔滨，影视剧上特别多讲的都是民国的哈尔滨，各种谍战剧，或所谓的“锈带”，从小引以为豪的“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现在很少出现在影视剧中，哈尔滨都市、时尚、洋气的一面越来越鲜见。在时间上，大量的故事背景被安排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的时间段里。
这样的一种城市空间似乎又与各种悬疑案件的题材更加匹配，所以无论是《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还是郑执的《生吞》都描述了谜一样错综的悬疑或者杀人事件。
郑执《生吞》改编的《胆小鬼》。
而这些事件中，也总是有一个行踪不定的神秘的父亲。工厂的突然瓦解，有的父亲自暴自弃，也有的父亲马上就寻找到了新的机遇，最后摇身一变为成功者，也有那种想要坚守住自己几十年一以贯之的道德、做人的品性，义气等，到最后为时代所压垮的父亲。
东北的作品对于父亲的描述，在戴锦华看来，写作者们与其说是讲述父亲的故事，不如说他们找到了一种经由父亲的故事来讲述自我、来讲述这个现实中的人的这样的一种路径。“我大概不会觉得这是一种代际和解，我觉得是他们以父亲们的故事、父亲们消失的声音和形象来表述自己。这当中包含了很多东西，当然也包含了一个迟到太久的注目礼，而这个注目礼不光是和解、或者敬意、或者完全的理解，而是一种对他们自己也分担了的当年的付出、当年的那个创痛和被当时造就的当今的现状和历史的过程中所被放逐的人们的一种敬意。”戴锦华说。
而只有父亲的宿命脱离了他个人的命运成为一种社会宿命时，我们才可以参与、书写、让它不再重来，“我们与父辈共同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过程，因为他们中包含着的一种关于自我的书写，才让我们感到热泪盈眶，但是它的分量又远远大于仅仅是聚焦于父子和解的命题。”
滕威认为，这一代东北作家其实比较警惕过多书写父辈历史，从而成为单一类型的作者，也警惕故事仅仅唤起一种对父辈的人道主义同情。
《钢的琴》剧照。
魏冰心关注到东北写作中，母亲的形象似乎总是疲弱和不正面的，《平原上的摩西》里，母亲对孩子是很疏离的，《钢的琴》里也有一个嫌贫爱富的母亲，《盘锦豹子》中的母亲把房子抵押了，爱穿貂爱打麻将。
对于这种塑造，戴锦华认为，故事中的性别更多的时候是在性别的象征秩序当中，而不是在形而下的性别书写当中。东北写作中，男性群体的群像凸显了那个历史转折时代被重叠起来的最丰富的、最疼痛的历史内涵，女性在这个性别秩序当中，在性别的象征表达中，不能表现这特定的历史时刻的遭遇和变迁，所以她们并没有被妖魔化，她们只是被边缘化。
在总结中，戴锦华说，“对我来说，今天我们面临特别大的问题是在我们赢得了未来纵深的时候，好像丧失了更切近的历史纵深，我们好像不大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东北，关于东北的写作和影像呈现，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去回访那一段丰富的也是酷烈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