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晋襄阳城人文资源及其当代旅游价值
作者/王建中
一
东晋襄阳城，始于前代。
春秋时，襄阳为楚之北方渡口。《荆州记》载:“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汉水），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睾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津，渡口。《论语·微子》:“使子路问津焉。”从《荆州记》可知，春秋时，襄阳是楚之北津戍，由此渡汉水，可抵南阳及中原腹地。从这里向东，可达宋、齐。换言之，由中原、南阳、齐、宋进入荆州、巴、蜀，亦不能越北津而南行。
六国时，其地为楚。战国末，其地为秦。《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秦南郡辖六县：分别为江陵，竞陵，巫县，鄢县，鄀县，邔县 [1] 。北津大抵在邔县境内。
西汉初设襄阳县。《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南郡，户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县十八：江陵，临沮，夷陵，华容，宜城，郢，邔，当阳，中庐，枝江，襄阳，编，秭归，夷道，州陵，若，巫，高成。”汉之南郡，保留了秦之邔县，将北津新设为襄阳县。应劭曰:“在襄水之阳。”
经考，襄阳城大抵筑于汉初。《汉书·高帝纪》云:“六年冬十月，（高祖）令天下县邑城。”也就是说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1年十月，诏令天下所有县、邑筑固城墙。张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筑城的背景，一是汉王刘邦已取得垓下大捷，汉将灌婴追斩（项）羽东城（九江县）”；二是汉王刘邦已“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定陶济阴界）”：三是“帝置酒洛阳南宫”，欲定都洛阳。戍卒委敬劝皇上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娄说得到了张良的支持。“是曰，（皇上）车驾西都长安”；四是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治乐宫”；五是天下已定，高祖刘邦于次年冬十月前有足够时间“因秦制度”继立郡县，设部（十三部）置刺史。襄阳县系南郡新立之县，自然在高祖令下筑城之列，故襄阳故城距今已有2220年可考之历史。
新朝莽曰相阳。东汉继设襄阳县。《后汉书·郡国志》云:“南郡，十七城。”其中，有襄阳城。又云，“（襄阳）有阿头山”，即“岑彭破张扬处”。《襄阳耆旧传》:“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游女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
东汉后期，亦即初平元年（190年），献帝“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表不能得至”。又“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刘）表使（蒯）越与庞季往臂之，（张、陈）乃降。……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在荆州凡二十年”。“曹操军至新野，（刘）琦走江南”。“及操军到襄阳，（刘）琮举州请降。” [2]《刘表传》
曹操占领襄阳后，将荆州（《汉官仪》曰，荆州官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南郡之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鄀县，临沮，以及南阳郡之山都，邓城八县合并在一起，组成了魏荆州之襄阳郡 [3] 。治所襄阳县。《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曹操败于赤壁后，南阳，南乡，襄阳为魏。刘备没后，吴设荆州，统南郡等十五郡；魏设荆州，统襄阳、南阳等七郡。“荆州之名，南北双立”。魏荆州治所设在南阳郡之新野县。
从上文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以及秦统一天下后，襄阳仅是楚、秦之“北津戍”或北津邑，先后隶属于南郡之邔县。“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开地斥境，凡十三部，继续置南郡，郡内新设襄阳县，并在津邑的基础上，于汉高祖六年（201年）筑建襄阳城。东汉后期，随着刘表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荆州治所（原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的北移，襄阳遂成为汉荆州之新的治所。表“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襄阳渐成为荆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末年，随着曹操的南征，刘表二子刘琮之“举州请降”，襄阳遂成为南阳郡宛城之第二。但不久便发生了关羽对曹襄阳、樊城的征战。孙权“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后，魏襄阳才恢复了昔日的平静。
二
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年）乙酉，魏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受魏禅为帝，即晋武帝。遂改元泰始（元年，265年），都洛阳，西晋开始。
“及武帝平吴，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改南乡为顺阳郡，……（荆）州统郡二十二 县一百六十九。” [4]《地理志下》 二十二郡中有襄阳郡。《晋书·地理志下》云:“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故鄢也），中庐，临沮（荆山在东北），邔，襄阳（侯相），山都，邓城，鄾。”治所宜城，与故鄢有关，或与居郡域中心有关。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两晋皇朝相对安定的时期。“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4]《食货》 干宝《晋纪·总论》云:“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发生于太康元年（280年）至十年（289年）的九年是比较繁荣的时期，可以称得上出现了一个“小康”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在晋武帝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晋武帝在位时，“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位” [5]秦始元年 ，遂大封宗室。其中同姓王达的二十七位之多。其中，宣帝司马懿第四子司马亮被封为汝南之成王，武帝第五子司马玮被封为楚隐王，宣帝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被封为赵王，献王攸之子司马冏被封为齐武闵王，武帝第六子司马乂被封为长沙厉王，武帝第十六子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安平献王孚孙司马颙被封为河间王，高密王泰之次子司马越被封为东海王。此即晋初“八王”。
武帝死后，子惠帝即位，大权落人外戚杨峻和女武悼杨皇后手中。惠贾皇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挑起了晋宗室王相互混战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造成水利失修、农业减产，吏治混乱，人民大量伤亡。关中、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汉川、颖川、汝南、南阳、河南、益州人民流入荆、湘“不绝于路”，襄阳已渐次受到八王之乱和流民入境的双重压力。
八王之乱发生后，接着出现了匈奴人刘渊、刘聪（渊之子），羯人石勒等起兵反晋事件。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公元316年，刘聪族子刘曜攻破长安，晋人拥立的愍帝出降，西晋亡。在刘、石起兵反晋的战争中，中原地区人民成为流民南移者不下九十余万 [6] 。这时有多少流民渡汉水进人襄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玡王司马睿为帝，于公元317年丁丑在建康（今江西南京）建立政权，是为东晋。
东晋初期，淮水、襄阳以北之汉水成为屏藩建康之天然防线。“自元帝（317-322年）渡江，所置亦皆遥领。初以魏该[1]为雍川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有秦国流人至江南，改堂邑为秦郡，侨立尉氏县属焉。康帝（343-344年）时，庾翼为荆州刺史，迁镇襄阳。其后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374-396年）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襄阳故属荆州” [4]《地理上》 。由此可看出，东晋时的襄阳其地位已超过南阳宛，成为五胡十六国与东晋政权一争高下的战略要地。
东晋元帝在位时，过江、渡汉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还有思念故乡之情。于是，先后发生了祖逖北伐、庾亮北伐，以及桓温北伐等重大事件。庾亮死亡，其弟庾翼不顾朝廷反对，自行由荆州武昌移镇襄阳。到襄阳后“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并在请求朝廷允许他北伐的上疏中，“表御之日，便决圣聪，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 [4] 《廋亮传附廋翼传》 ，可见他对北伐的信心与渴望。庾氏兄弟之后，主张北伐而又在行动上采取了相当规模的是庾翼挚友桓温。他以江陵为大本营，襄阳、姑孰为水陆二军集结地，先后发起收复失地，还都洛阳的三次北伐战争。
三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时间为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二月，目的地为长安。桓“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人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命梁川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 [4]《桓温传》 五月，兵至关中。因军中乏食，被迫撤退。
桓温第二次北伐，发生于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七月，目的地为洛阳。此次北伐由江陵出发。历襄阳、南阳，至伊水。此次北伐不仅大败大单于姚襄，而且收复洛阳。值得一提的是洛阳被温收复后，穆帝偏安一隅（南京），并无还都洛阳之意，举朝亦反对桓温的还都计划。朝廷仅在收复之司州、豫州、青州、兖州新任了一批地方官员，例如甚为桓温器重的习凿齿被任命为司州荥阳太守 [4]《习凿齿传》 。
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发生于晋废帝四年（369年），打击目标是北燕，结果以大败告终。
需要说明的，桓温北伐之前曾有灭巴蜀成汉的经历。当时，北方在后赵石勒族子石虎统治之下，国势强大；而成汉的李势，则是众叛亲离。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温上疏率众西伐，至鱼腹（今重庆奉节），见汉末诸葛亮之“八阵图”。此八阵图造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 [4]《桓温传》 ，“文武皆莫能识”。温曰:“此常山蛇势也。”此可视为温熟习诸葛亮古之兵法之证。温灭蜀后，在李势蜀殿大宴宾客，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在事之道理。对当年诸葛亮五出祁山大加赞扬，“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 [7]《豪爽篇》 。之后，他所发起的三次北伐均受诸葛亮北伐之启迪。但无果而终的结局与诸葛亮出师未捷尚有本质之区别。从客观上看，东晋君臣志在隔江自保，并无收复失地，还于旧都洛阳之意。相反，对温的权势日增，上下深怀戒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顾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5 ]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从主观上讲，温的三次北伐并非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然后还受九锡，以功名镇江南，伺机取晋室而代之。
桓温的“觊觎非望”，受到了其从事、西曹主簿、别驾、荥阳太守，忧国忧民习凿齿之善意相劝。习凿齿，生卒不详。东晋（317-420年）襄阳县人，字彦威，“家族富盛，世为乡豪”。“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4]《习凿齿传》 ，犹敬重诸葛亮。著文有《侧周鲁通诸葛论》、《诸葛武侯宅铭》。因他与桓温志向不合，遂辞去荥阳太守一职，回到了故乡襄阳。凿齿“既罢郡归”后，“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晋始兴焉。”“凡五十四卷”。“引世祖讳（司马）炎兴而为禅受”，劝桓温“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改变现状）也。” [4]《习凿齿传》
凿齿在栽正桓温“觊觎非望”之同时，向温之三弟桓秘投书，表达了他对襄阳城西“隆中”、东“白沙”、北“樊墟”、南“城邑”,“檀溪”“鱼梁”等汉末名胜，以及与这些名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庞士元、邓老、羊祜、崔州平、徐元直、司马德操、庞德公等八位名人，亦即“八君子”“想”“思”“存”“怀”“念”“追”的情怀，全文如下：
我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言书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着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并为景升乎! [4] 《习凿齿传》
上文所说的“隆中”，不仅是习凿齿多次“西望”的地方，而且也是他不止一次亲蒞瞻仰的地方，并作有《诸葛武侯宅铭》。铭曰:“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 [8]习凿齿传《诸葛武侯宅铭》 。丁宝斋先生指出，凿齿所看到的隆中是“经过后人修葺的诸葛故宅。此时的诸葛故居，不再是50年前刘弘、李兴到隆中时看到的‘故墟’一片，而是面目一新，建筑物上出现了‘雕薄蔚采，鸱阑惟丰’（色彩斑斓，刻在鸱尾、鸱吻等凶禽图案的装饰物），与当时的庙宇无异。” [9]236
上文所说的“白沙”，大抵拉于襄阳城东汉水右岸一带，或与汉水沙滩距离很近，故名。此乃庞统（179-214）之故居。统，字士元，襄阳县人，“庞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被德公称为“凤雏” [8]《遗事篇》转引习凿齿《襄阳记》 。初为郡功曹，后任南郡太守，与诸葛亮齐名。事归刘备，历为耒阳令、治中从事，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随备入蜀，建议攻成都，进至雏名，中箭身亡。
上文所说的“樊墟”，位于汉南郡襄阳县汉水之阳处，亦即今之樊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攻曹操将曹仁于此。“邓老”，或对古邓国开国故君之尊称。
上文所说的“城邑”，或指襄阳以南、与三国时吴荆州对峙的晋荆州诸城。西晋建立以后，武帝司马炎为消灭孙吴政权，实现全国统一大业，特地调任羊祜（221-278）为荆州诸军都督，镇守襄阳，待机东征。后祜数次领兵伐吴，并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完成了统一大业，羊祜为人正直，多次表示一旦完成平吴大业，即弃官回乡。由是一些人造谣说:“二王（王衍、王戎）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在荆州地区有很高的威望。死前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求葬于先人墓次。（晋武）帝不许，赐去（洛阳）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谥曰成。”“祜所著文章及为老子传并行于世。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癸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4]《羊祜传》
“隆中”“白沙”“樊墟”“城邑”之外，晋襄阳城周边还有“檀溪”“鱼梁”二名胜。此与崔川平、徐元直、庞德公、司马德操四名人则紧密联系在一起。
“檀溪”，位于襄阳城西门外真武山麓处，源头处数丈宽。东汉末为崔州平、徐元直居住之所。
崔州平，博陵（今河北蠡县）人，东汉末太尉崔烈之子。烈被李催乱兵杀死后，被迫南走南阳、襄阳，与诸葛亮友善。亮曰:“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徐元直，又名徐庶，颖川（今河南禹州）人。因杀人避难南阳、襄阳，与诸葛亮友善。亮曰:“后交元直，勤见启诲。”二人对自比管仲、乐毅之诸葛亮均“谓为信然”。
“鱼梁”，即鱼梁洲，位于襄阳城东北处。《水经·沔水注》:“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鱼梁洲。德庞公所居。”同时也是汉末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常来常往之处。
庞德公，南郡襄阳县人。其故居有两处：一为岘山之南。《后汉书·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二为鱼梁，即《晋书·习凿齿传》:“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庞公夫妻关系相当好，有相敬如宾之美谈。其本人对入士不感兴趣，但支持年轻人有所作为，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司马徽，字德操，与徐庶（元直）同为颖川人。东汉末著名古文经学家，被庞德公称为“水镜”高人。他称庞统:“此盛德之人，当为南州士之冠。”一说他住在襄阳城东，汉水西岸。
习凿齿对以上名人、名胜的回顾，彰显了他对诸葛亮、庞士元、邓老、羊祜、崔州平、徐元直、庞德公、司马德操“八君子”，以及“隆中”“白沙”“樊墟”“城邑”“檀溪”“鱼梁”等名胜的“触目愁感”，以致“略无双情，痛恻之事”；甚至“惆怅极多”“慨尔而泣”，颇有诸葛亮“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之旧景。
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帝王中，简文帝司马昱（321-372）是位颇想兴复（西）晋室，还于旧都（洛阳）的天子，可惜年五十六“崩于东堂”。“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 [4]《太宗简文帝纪》 然桓温幻想的是帝死禅位于已，没想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在这样的背景下，凿齿遵简文帝“遗诏”，依诸葛亮故事，写信给与温有隙之弟秘，表达对诸葛亮的怀念，鞭答桓温的“非望”之求，“非书言之所能具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值得再提的是公元379年2月，苻丕攻下襄阳，襄阳太守朱序被俘。此次秦晋之战，苻丕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政策，襄阳城应未遭到严重的破坏，襄阳城陷后，“（苻）坚素闻（凿齿）其名，与道安舆而致焉。”凿齿不就，“以疾归襄阳”。襄邓反正后，晋孝武帝“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4]《习凿齿传》
四
从上文可以看出，筑于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的南郡襄阳县襄阳城，历经西汉、新朝、东汉、至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一直为县治所。但随着汉末黄巾农民起义的发生，刘表“合兵于襄阳”，擢升为荆州牧（190年），表将荆州治所由武陵汉寿迁至襄阳，襄阳渐次成为荆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不过，表移州治于襄阳，至其死（208年）不足八年，故其对襄阳的经营十分有限。且其“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10]《刘表传》 ，必然冷落“八君子”中襄阳籍人庞德公、庞统父（从）子，以及非襄阳籍人诸葛亮、崔州平、徐元直、司马德操等人。“八君子”中除了“邓老”，“羊公”外，其余六人无一就职于刘表麾下。然遗存于东晋的“隆中”“白沙”“樊墟”“城邑”“檀溪”“鱼梁”等名胜，并没有因他们头上无冠，身上无带而消失；与这些“明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庞统、邓老、羊祜、崔州平、徐元直、庞德公、司马德操等“八君子”，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相反，在经历了一又二分之一世纪后，即到东晋后期仍为习凿齿等有志之士深思和怀念。
在上述六名胜，八名人已过去一千八百余年的今天，以及习凿齿致信桓秘，怀念上述名胜、名人，已过去一千六百余余年的当代，后人是否有必要挖掘这些汉晋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文旅产业服务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习凿齿所说的“隆中”有悠久的历史，且今已具相当规模，故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大求创新，尤期人文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与统一。
其二，习凿齿所说的“白沙”，因系庞统故居，故可根据有关文献与史籍记载加以复原。如若引进几只凤鸟，游人便可见到鸟中之王，听到“凤雏”之声。
其三，习凿齿所说的“樊墟”，或楚灭樊后迁樊人于邓国故地之墟，亦为邓国之墟，“邓老”之墟；或为两晋邓城县故址。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认为，“古樊国既不在襄阳之樊城，亦不在新蔡之繁阳，而应在信阳附近”，具体位置在信阳市南平桥南山咀一带 [11]76 。此故址在“县西北二十里，今城址尚存，高太丈余；濠淤成田”[2]。20世纪90年代，笔者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程有为等曾前往调查。城址近方形，南北长约800、东西宽约700米，时存墙基宽约20、残高1至5米。每面城墙正中辟有一门，城外护城河还清晰可见。采集的陶片有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陶罐、陶盆口沿，鬲足、豆把，两汉陶鼎、罐、壶、仓残片，以及残砖、残瓦等。出土遗物以两汉居多，此是否为两汉南阳郡之邓县故城，三国曹魏襄阳之邓县故城，两晋襄阳郡之邓城县故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古邓城为邓国故都” [11]12 似因在邓城遗址，以北8里左右的山湾，蔡坡土岗上发现的两处较大周代墓地而得到进一步证实。
据南宋《路史·国名纪四》载，邓为夏“中康子国”。姒姓，又说曼姓。春秋时，邓女一既是北方国郑庄公的夫人；邓女二又是南方楚国楚武王的夫人。显然邓君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晋习凿齿“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不是没有道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古之“樊墟”、邓都，汉、魏、晋之故城，实在是国内罕见之事。如若建立中国古邓国遗址博物馆，或许为一令人神往的文物景点；
其四，习凿齿所说的“城邑”，或为今天襄阳城南“堕泪碑”处。它位于襄阳城南岘山，那里有纪念晋羊祜的“羊侯祠”。可惜祜死后襄阳百姓岁时飨祭，望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的“堕泪碑”已佚失。但清人所立的“堕泪碑”仍具文物之价值。另可用晋王羲之书体撰、刻羊祜传新立之。另可根据《晋书·羊祜传》打造襄阳羊祜博物馆或纪念馆，进一步丰富“三岘丰碑”游览区；
其五，习凿齿所说的“檀溪”，系襄阳城西三里真武山麓处一溪水。相传溪左为崔州平故里，溪右为徐元直故里。二故里隔水相望，故“檀溪”应有两处“明胜”。在溪之左右建立崔、徐纪念馆，与刘备马跃檀溪故事联系在一起，可使马跃檀溪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其六，习凿齿所说的“鱼梁”，即“鱼梁洲”，由汉水，唐、白河交汇冲积而成。它位于襄阳城东。其西北、隔水之“白沙”为凤雏（即庞统）故里。其西南、隔水为司马德操故里。故“鱼梁”除“白沙”外，亦有两处“明胜”。在“鱼梁”建立“二德”纪念馆，与“凤雏”纪念馆可形成名人鼎立游览区。
上述习凿齿所说的“隆中”“白沙”“樊墟”“城邑”“檀溪”“鱼梁”六“名胜”，因“檀溪”涉及崔州平与徐元直二故里，“鱼梁”涉及庞德公、司马德操二故里，故晋习凿齿在世时看到的六“明胜”实际是八“明胜”，对应的是诸葛亮、庞统、邓老、羊祜、崔州平，徐元直、庞德公、司马德操“八君子”。
由是，将今襄阳城西区之诸葛亮隆中故迹，崔州平檀溪故迹；徐元直檀溪故迹；南区之羊祜故迹；东区之庞统凤雏故迹，庞德公鱼梁故迹、司马德操鱼梁故迹；北区之邓国邓老故迹捆绑起来，组成今环襄阳城“八君子”、八“明胜”旅游线，不仅具传承汉魏晋历史文化之意义，而且经打造创新后，可以体验东汉张衡《南都赋》所说的“此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 [12]86 之“娱”，还可以享受东晋王羲之在《兰庭序》一文所说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4]《王羲之传》 之“乐”。此既“娱”且“乐”之游，或可成为襄阳文旅产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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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衡诗文集校注[M].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注】王建中 原南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调研员，中国汉画学会，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原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原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南阳诸葛亮研究会顾问。此文曾在2019年10月襄阳第二十五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作过大会发言，后收入《汉水之滨论诸葛》论文集中。襄阳市人民政府参事、著名教授叶植称该文“为襄阳旅游开出了一剂新方”。
2022年7月30日
来源/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