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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8月，荷花盛开，莲叶田田，花香混着鸟语，让汉中市中心这座“莲花池公园”成为了打卡、休闲、乘凉的好去处。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距今不到400年的明清易代的鸡鸣风雨日子里，这里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活剧？
事情还要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持续15年，导致大明朝廷元气大伤的明神宗立储之争说起。起初明神宗朱翊钧正宫为王氏，却一直无子，而神宗一日偶尔临幸了一位姓王的宫女，在万历十年（1582）生下了长子朱常洛，而明神宗最宠爱的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第三子），由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故为了争议立太子问题，神宗和满朝文武“较劲”不已，同时又爆发了万历三大征（平定蒙古人哱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 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杨应龙的播州之役），除了朝鲜之役难以避免外，宁夏和播州之役皆有当地官员应对失策之故，而肇因就是神宗荒废朝政，以不上朝来抗议满朝文武支持的立长子朱常洵为太子的方案。这就造成了大明国内税率的失控，民众负担的急剧上升和民怨沸腾。
然而，朱翊钧并没有在民变、匪患盛行，治下经济凋敝的局面下有所反思，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也许是对没能将其扶上皇位的弥补，朱翊钧足足掏了三十万两银子，置办了盛大的婚礼，同时又花了足足二十八万两银子为其营建了浩大的府邸，这些都超出常制十倍。可谓耗尽天下脂膏。
相反，朱翊钧第五子朱常浩（1591年9月27日—1644年7月24日）就惨多了，年纪到了二十五岁还尚末选婚。群臣们都上奏章请皇帝完成王子的婚事，但明神宗都不理睬，朱常浩几乎每天都向户部要结婚的费用，拿了十八万两银藏在宫中，还说这点钱买冠服都不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37岁时才到封地汉中，朱常浩好佛不近女色，但爱财，除了上缴朝廷的税外，再加课盐税等各种名目的税，令当地苦不堪言。
而在另一方面，朱常浩的“瑞王府”从1601年一直修到1627年，26年惨淡经营，自然修得十分豪奢，比如过去曾经是瑞王府后花园的“莲花池公园”，现在整个景区还有近200亩的面积。史载，瑞王府全盛时形成了东依莲花池，南临西大街，西到北校场，北至城墙，占地面积差不多为当时汉中城四分之一还要多。
虽然瑞王府曾经的雕梁画壁，青砖碧瓦大多埋于烟尘里，但还是可以从现今的一些留存看出当年的规模气势。
如今的服装商区祥瑞巷，曾是瑞王府第一巷，巷子名称即取门迎祥瑞寓意。
曾经的王府大门旧地，路建时也曾在此挖出镇宅双狮中的石雄狮。现今的石狮大酒店便处府邸大门位置，而当年挖出的那只石狮子便被安置在酒店门口，石狮底座记载着这只石狮的出土经过。
而如今中学巷内的汉南书院（实验中学院内）据说为瑞王宫后殿改扩建而成——
关键是，在天启（明熹宗年号）、崇祯（朱由检年号）年间，陕西作为明初即设置大量卫所，许多人亦农亦兵以抗击漠北蒙古的军事重镇，由于经历了万历三大征，又在明缅战争和明清辽东战守中人力损失严重，流民、乱兵四处流窜，在传统农业社会男丁数量决定丰欠的状态下，再向当地加税赋，更是导致了陕西大量百姓脱亡、投入贼营的惨剧。从崇祯二年，陕西米脂人王二带领村民涂黑脸面杀死县令，到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股匪扰乱中原，陕西成了当年的乱源。然而，养在深宫里的瑞王非但不公忠体国，减除当地人负担，敛财的手还伸向了盐税，西安、凤翔，汉中三府都需要给王府交赡盐、火食银。
此外，他给汉中乡里摊牌排的“赡盐银”每年610两，而朝廷赐给瑞王朱常浩的食邑私田更是三万顷(百亩一倾），如此，不止汉中本城，府辖远至城固，洋县，南郑的肥沃土地皆为其地。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明季北略》也记录下了这位瑞王爷在汉中曾经的贪婪盘剥，和最后的狼狈不堪。
王积帑金八十万，一时俱尽。宫中眷属，不知存亡。瑞王仅与一妃逃出，王无车辇，将桌作轿，两人肩之------《明季北略》清·计六奇
据《明史》、《蜀碧》等文献记载，在1643年因李自成打败孙传庭，歼灭明军主力，控制陕西大部而逃至重庆的瑞王，惊魂未定之际，又在1644年“撞见”了由重庆入川的张献忠起义军，最终，瑞王在重庆被张献忠杀死，结束了耻辱的一生。
至于瑞王府在朱常浩逃走后遭遇地震、各路农民起义军乃至清军洗劫，到了清康熙年间，已经变成了当地人牧羊的地方，仅剩下的照壁，也在1935年，因当地修建酒店而被拆除，如今的荷花池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列举了从唐租庸调、两税法到明一条鞭法改革的情况，指出唐初设立租庸调，到杨炎时改为两税法，“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明代行一条鞭法，“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就加重一次。这就是“黄宗羲定律”最核心的内容——官府持续不断地加税。
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将黄宗羲的这种描述简化列为下列公式：
两税=租庸调+横征（法外之征）
一条鞭法＝（租庸调+横征)+横征
摊丁入亩=（租庸调+横征+横征）+横征
普遍式：B＝a（1+nx）（n为变革频率，x为横征）
王家范先生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一书中指出，“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制（摊丁入亩），从赋税形态演化的前行意义上应该加以肯定，但其中却包含着赋税绝对值的增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种赋税绝对值的算术级数累进，实际上抵消了唐宋明清以来农业增长所带来的全部积极成果”。
而明朝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从太祖朱元璋起，大明国就采取了将宗室子弟“包”起来的政策，宗室子弟的后代尽管有“推恩”，待遇会逐步减等，但由于宗室人数绝对值的上升，以及宗室人口剧增后争权夺利的乱政现象（如明末朱由检在北京殉国后唐王、潞王、小福王、桂王、鲁王等在群臣、军阀各自攻杀，又为清军各个击破），增加了人民经济负担，还制造了许多“官逼民反”的惨剧。瑞王府在汉中的昙花一现，荷花池背后的兴衰更替，其实就是给今天、给未来的警示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