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起成都，人们自然会想到它响亮的别称－锦城。说到锦城，则又必然会想到与之密切关联的锦江。假如把锦江比作一位雅艳的姑娘，那么，浣花溪、百花潭便是她的明眸笑靥，最集中地展现出那美丽的灵魂。研究成都的城市发展史，离不开研究锦江，特别是研究浣花溪一带的文物古迹。
“浣花文化”几乎可以说是“锦城文明”的同义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主观比附，也不是历史行程的碰巧偶合，而在于文明发展的内在结构：物质文化的强固关联和精神文明的历史积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
从农业、手工业（如织锦、造纸）航运交通等方面看，锦江都给历史上的成都提供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条件。四川水量最大的河流岷江，盘绕千山万壑从岷山奔腾而下，到达川西平原。经过都江堰的疏导分流，道道清渠如扇面展开，似叶脉匀布，浸润着成都周围的农田。《华阳国志·蜀志》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这“检江”在成都城附近的一段就是锦江。
由于二江“灌溉三郡”，才使得“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宋人范成大描绘他由成都西到永康军（今灌县）所见景象时说：一路江水分流，入诸渠皆雷轰雪卷，，美田弥望。”“流渠汤汤，声震四野，新秧勃然郁茂。”《吴船录》这说的是锦江上游的情况。而杜甫诗中“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则又可以看到浣花溪一带的状况。
总而言之，有了包围着锦城的肥田沃土，才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成都坝子发达的农业生产。如果说，川西平原的灌溉之利是由锦江与其它兄弟河道协同造就的话，那么，“濯锦”的功能，就得让锦江特别是浣花溪一段江流专擅其美了。
前些年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上，有生动的采桑图象，成都曾家包出土的汉代画象石上有石刻织机图，而甲骨文上的“蜀”字就是绘的蚕的形状。这一切说明，川西地区植桑养蚕以织锦的历史可以推到很古很古，经由战国到汉代，则逐渐进入鼎盛时期，故蜀汉有，“锦官”之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这就是锦江、锦城、锦里的由来。左思《蜀都赋》写道：“阛阓之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说明文学家已开始对锦江边上兴盛而有特色的手工业予以歌赞了。历唐到宋，发展规模更大，见诸文学作品者更多。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之五：“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在同类作品中，这要算最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张何的《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则铺写了织、濯、晒的全过程。其中写“濯锦”一层：“言濯春流，鸣环乃出，于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颜始映，珍箧方启。
其始入也，疑芳树映落涧中；少将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夺五云长风未散；泫百花徵雨新洗。作家以这样宛转的情思，优美的言词，瑰丽的想象来写濯锦，正说明这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锦江、锦里之名，在成都史册上更加显得鲜明耀眼了。织锦的主要原料是蚕丝。
织锦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原料的生产。于是，桑苗、蚕种、蚕箔等等的系列交易，便在锦江两岸繁荣起来了。这种以“蚕市”命名的季节性交易大会自唐代开始发展，五代寝盛。先由蚕桑、农具的买卖，扩展及于药品、花卉、百货、酒食，进一步更增加了许多歌舞游乐的内容。
五代时韦庄的《怨王孙》词，就写到当时蚕市的盛况：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这一类锦里风光的镜头，活画出了浣花溪两岸繁华游乐的热闹景象。入宋以后，蚕市还有变化，一是时间拉长，自正月到三月不断；二是地区扩展，各寺庙更番进行，循环多处；三是贸易范围更广，游乐性更强。
宋人题咏蚕市之作更多，兹举苏东坡诗友仲殊和尚《望江南》词，以见一斑：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正绕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资锦水为条件的手工业，除了织锦之外，就要算造纸了。从隋代起，四川造纸业迅速发展，到唐朝，已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成都出土了许多当年造纸作坊的大石臼，其地址恰好在浣花溪畔。
这绝非偶然。造纸要用大量的水，建坊就得依傍锦江。上等麻纸的原材料，出产在川西平原。以锦江为航道，既便利原料的供应，又方便产品的输出。唐代中央政府的高级用纸，主要靠这里供应。在这样发达的造纸手工业基础上，女诗人薛涛才创制了有名的“薛涛笺”。此笺一出，风行全国，流香千载，历代诗人题咏不绝，成为文苑佳话。
浣花笺纸，百花潭水遂与浣花溪、锦江一样，名播人口了。造纸业的兴盛，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板印刷品《增胜佛母陀罗尼经咒》就是在锦江岸边（今望江楼附近）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由唐到宋，四川成为全国重要印刷中心。出版业的发展，又直接促成地方文化的高涨，两宋时期四川文人辈出，著述特多。这一切又与浣花溪水相关联着。
锦江，作为航运干道而起作用，在今天是见不到了，然而在历史上，这确是赫然在目的事实。当初李冰“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这种利用天然水道作传送带把岷山的木材运来成都的办法，后人一直沿用，直到今天仍可以说是较为科学、较为经济的办法。至于由锦江东下，沿岷江入长江以出峡，则是近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以前成都与中原，江南联系的重要通道。
早期中国历史上许多事件就与这条航道有关。战国时，“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走的就是这条道。后来刘邦项羽争天下时：“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同上）靠的也是这条江路。三国以后，西晋灭吴时“王濬楼船下益州”还是走这条道。所以诸葛亮送费祎出使吴国，行至南门锦江大桥畔，费祎指着桥说：“万里之路始于此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万里桥（今成都老南门大桥）得名的由来，也简扼地说明了锦江在成都对外联络上的巨大作用。
唐宋时候，此道行船当然比前代更为频繁，所以杜诗中才说：“窗含西岭千秋雪，光门泊东吴万里船。”又说：“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可见锦江中下江商人的船只甚多。不仅外商云集，锦江两岸商业区的富商巨贾亦沿此水道外出，到全国各地贸易。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四云：“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词中这个女性乃是成都商人在夔州居留时的“外妇”，商人归成都，久不见来，故托过路暂时停泊的“蜀客”梢信，特别说明他家住万里桥边。
这个小插曲展示了一点唐代商业区富贾们的浪漫生涯，其它情况可以由此推见。同时代的张籍，在《成都曲》中则明白地写道：“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由于商船来往多，以故锦江两岸、万里桥桥头旅馆、酒家应运而生，这诗中的最后十问，表现了观光游人面临选择时的踌躇情态，正好说明了这里可供下榻之处甚多，那灯红酒绿，送往迎来，热闹喧阗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约略提到的，就是浣花溪、锦江与成都历史上物质文明之间的客观而实在的联系。伏尼契写《牛虻》，从凝视海潮获得笔意，达·芬奇从微风吹起湖水的涟漪中得到启示，创作了蒙娜·丽莎谜一般的微笑。杜甫本人非常熟知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杜诗中写鹰，写马，无不于奋骏神骏中见自己胸襟气度。他平生喜爱激流，正是其豪荡感情的一种寄托。当其面对锦江暴涨势如海潮时，其心潮又怎么能不汹涌澎湃，遐想万端呢？回顾自己一生，以“致君尧舜”之心，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句，纵观海内诗坛，真能“掣鲸碧海”者，能有几人？眼前春水飞花，浮槎入眼，，漫兴之作，谁堪对吟？何处得寻陶、谢辈高手而与之同游述作乎！
这诗题目明说是因锦江之“水如海势”而触动怀抱，诗中显示之胸襟气概，亦确如春天沃日之海潮，而诗之神韵音节，亦皆使人有惊涛巨浪之感。我们不能不说：锦江的奋迅激流有时候竟是叩开杜甫灵感闸门的冲击波。总之，浣花溪两岸历史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丰富而复杂的。这是成都文化史研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牛虻》
《竹枝词九首》
《望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