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那地方我是不去的”——出自鲁迅《给颜黎明的一封信》
有住在上海或者去过上海旅游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在上海徐汇区龙华西路附近，每年3~4月会有无数的桃花盛开绽放。
早在清光绪年间，每年春天，整个龙华地区遍地都是桃花，当地因此形成“三月三，上龙华，看桃花，逛庙会”的习俗。
20世纪初期，上海成为中国革命主要发源地之一，许多共产党人在上海展开地下工作。面对新老军阀与敌人的残酷镇压，许多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开满桃花的龙华，成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军事机构。鲁迅先生本是浙江人，但他多年居住于上海。然而，鲁迅先生不去龙华路看桃花，与他的一位“忘年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先生的这位忘年交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若问这二人是如何成为忘年交的，那还得先从鲁迅与陈独秀之间开始说起。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五四运动”，鲁迅看到许多青年学生被暴力镇压甚至牺牲生命，感到非常痛心。
受陈独秀邀请，他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务工作，在百忙之中不断为之撰稿。鲁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者。
根据去年的热播年代剧《觉醒年代》我们能得知，鲁迅与陈独秀是同辈人，平常私交甚好。
随着新文化运动阵线分裂后，鲁迅心情低落，自称为“自由人”。不过，鲁迅仍用他的笔，与封建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
在北京的这几年，鲁迅通过陈独秀认识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根据原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徐彬如回忆，鲁迅曾对他说道：“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这个年轻人很有出息。”
数次交谈中，鲁迅不吝对陈延年的赞美之词，甚至公开称呼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当徐彬如将鲁迅的这番话反馈给陈延年之后，他也很高兴，尊称鲁迅为“父执”。
在当时的环境下，若是普通的友谊也就罢了。陈延年清楚，鲁迅虽然自称为“无拘无束的自由人”，但从内心上来说，鲁迅是反封建先进人士，内心十分敬佩共产党。
陈延年因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鲁迅来到自己身边从事革命工作。
陈延年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3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1924年，陈延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陈延年被党中央派往广州，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
不久之后，陈延年又接替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此时的陈延年刚满26岁，真可谓年少有成。
几乎是同一时间，孙中山先生亲自筹措资金，帮助筹备建立由广州多所高校整合建立的国立广东大学。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廖仲恺提议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建立的学校，校内当时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戴季陶担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
在这种背景下，中山大学内部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存在。对于我党而言，肯定想更多地吸纳对方有志青年，参加革命工作，而国民党同样也是如此。
彼时的郭沫若等人虽才华横溢，却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陈延年思来想去，决定做通老朋友鲁迅的工作，让他接替参加北伐的郭沫若，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一职。
陈延年先是做通了戴季陶的工作，同意请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任教。随后，陈延年亲自召开广东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会议，专门研究如何邀请鲁迅先生的工作。
会上，陈延年与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等人达成一致意见：鲁迅是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过去是一贯面向真理，站在革命方面的。
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到广州后，学校一定要迅速派人帮助鲁迅了解情况，尤其要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要将党组织的进步刊物送给鲁迅阅读。
在陈延年等人的邀请下，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是当时中山大学由“国民政府”聘任的唯一正教授）
随着鲁迅来到中山大学任教，摆在陈延年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好鲁迅的思想引导工作？
针对这一情况，陈延年希望广州党组织前往中山大学，为鲁迅召开一场欢迎会。鲁迅得到这一消息后，明确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欢迎会。
最后，陈延年发动学生们主动邀请鲁迅。由于鲁迅一贯热爱青年的态度，他还是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
第二天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讲话中，鲁迅明确表示对于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的向往，以及回答了为什么要来到中山大学任教。
通过这番讲话，广州党组织明确了解了鲁迅的实际想法。一方面，鲁迅是提醒广大学生要看清当前革命形势。另一方面，鲁迅的内心还是有一丝的顾虑。
陈延年得知鲁迅心有顾虑，便让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多和鲁迅接触，徐彬如则负责给鲁迅送一些进步刊物，比如《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等。
鲁迅接到这些进步刊物后，高兴地表示：“这我是要很好看看的。”
1927年3月，鲁迅主动询问毕磊：“我能见见陈延年么？”
毕磊说：“我抓紧时间向陈延年同志汇报，此事一定能行，争取让你们早点会见。”
陈延年听后，在征求区委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同意。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陈延年和鲁迅秘密进行了一次会面。
过后，陈延年对大家说：“我们党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鲁迅，我们要研究鲁迅，越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你会越觉得他是那么深刻，通过我们的工作，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当这些工作都做完后，广州就爆发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在这场事件里，鲁迅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坚定信仰，对整个共产党有了直观的认识。
最能打动鲁迅的事情就是，一直负责与鲁迅交往工作的毕磊遭到敌人逮捕，用铁链锁住装入麻袋，投入珠江牺牲。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还有之前党组织为鲁迅安排的思想引导工作，使得鲁迅开始自觉支持党的事业。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后，鲁迅多次召集会议，要求学校当局出面营救被捕学生，他亲自给被捕学生筹集善款，表示慰问。
当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依然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后，鲁迅于1926年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一职，又六次拒绝国民党的挽留，以表抗议。
1926年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中山大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鲁迅得知后积极支持，向该研究会捐了20元。
到了这一阶段，鲁迅彻底从之前的“自由人”，变成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
他曾对身边的朋友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国民党却把有为的青年推进陷阱，这是不能容忍的。”
甚至一贯有些保守的鲁迅，开始主动研究起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秋，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身边一直带着《少年先锋》杂志。
可鲁迅并不清楚的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在1927年7月4日被刽子手用乱刀残忍杀害，年仅29岁。
从鲁迅先生与陈延年的交往过程来看，与其说这二人是忘年交，不如说是彼此惺惺相惜。
早年的鲁迅东渡日本学习医学，预感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便果断弃医从文，用手中的笔唤醒国民。
陈延年则是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战士，他倡议推动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部署党组织做好鲁迅的相关引导工作，促成鲁迅的思想产生根本性转变。
此举不仅仅让我党如虎添翼，更深刻表示了陈延年同志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
毛主席曾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陈延年与鲁迅共同为中国解放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哪有如今的大好河山？
在此，向陈延年、鲁迅等革命先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