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飞雁
一
我曾经两次去过袁桥，一次在深秋，一次在早春。进了寨门，左手边是个戏台，两次去都有人在唱戏，一次是戏班，一次是戏迷。戏台四根明柱左右分立，台上台下相得益彰，巧的是两次都在唱那段脍炙人口的“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我驻足看了片刻，忽然想起当年杨兰春先生就是在登封体验生活，后来才有了七天写成《朝阳沟》的传奇。那是1958年的事了，60多年过去，这台戏还在这里和无数地方，被无数人传唱。
我在黄泛区农场出生长大，整个童年都在那里度过，奶奶领我看了不少戏。当年的村野戏台不如袁桥的这般周正，简陋得很，简陋的也不仅是戏台，道具、化妆、伴奏，无一不简陋，甚至有凑合的嫌疑，唯一不会也不能凑合的，是认真。认真的不止戏班，观众也认真。台上台下共同认真地对待同一件事，像是在履行一个契约。对我而言，这些画面出现在30多年前，而且集中地反复出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农场有戏是件大事，戏迷观众们看戏叫赶戏，之所以要赶，是因为机会难得，只要是在方圆附近演出，就赶过去看。奶奶喜欢看戏，信息渠道也多，总能最先得到消息，于是我们两人两马扎，赶在绝大多数戏迷之前占住好位置，只等锣响开场。时隔太久，都看过什么剧目已经记不清了，但至少有两部是记得住的，一部是《朝阳沟》，印象深的戏文有“骂一声亲家母你个老妖婆”和“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另一部是《卷席筒》，“小苍娃我离开了登封小县”“再不能中岳庙里把戏看，再不能少林寺里看打拳”。那时电影《少林寺》正在风行，我也是从戏里确认了少林寺的确就在登封。巧的是，这两部戏都跟登封有莫大的渊源。
看戏，看露天电影，是我童年时代参与的最大的公共娱乐活动，但就效果而言，前者要比后者多出不少，因为是直接与演出者交流互动，而且这互动不止在台上台下，小孩子还能凑到后台看化妆，班主来了兴致还能给孩子脸上勾上几笔油彩，乐得孩子们雀跃不已，大人们也都乐不可支。不过，这远远不是乡村戏班赖以为生之处。我印象里，有出老戏叫《天雷报》，各大剧种好像都有这出戏，讲的是卖豆腐的张元秀夫妇捡了个儿子，取名张继保，含辛茹苦十三年，长大的张继保贪图富贵，投奔了当初抛弃他的高官父母，后来得中状元，却不肯与张元秀夫妇相认，逼得老两口撞死在清风亭前。所谓“天雷报”，是说天降暴雷，劈死了不孝子张继保——演到天怒人怨被雷劈时，后台有人拿铁皮道具做出音效，竟真如平地炸雷般震人心腑。
之所以印象深，是的确有段故事。一次台上演到张继保不认张元秀夫妇，台下鸦雀无声，人人愤慨溢于言表，有位老汉忽然站起，指着身边的儿子儿媳，一边洒泪一边控诉，全场依旧鸦雀无声，连戏台上的演员们都停了下来。众目睽睽，一起盯住儿子儿媳，那两口子低头不语，一直没有说话，到最后老汉转身离去，儿子儿媳垂头跟着。待那家人走远了，戏台下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接着是台上主角讲几句话，戏又开始演了，再次到平地炸雷时，满场都是叫好声。几天后，听奶奶跟人聊天时说，那儿子儿媳请了同姓长辈作证，赌咒发誓说要孝顺老人，“不然就遭雷劈”。旁边一个老太太就点评说，是得让人心里有怕的，多亏了有几位老贤德在，能主事。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与“贤德”这个词狭路相逢。
二
据村史讲述者介绍，初祖袁克诚举家11口迁徙至登封，是洪武年间的事，袁桥袁氏在此已繁衍生息600余年，传承25代。中原民风重耕读，袁桥依山傍水，适宜农耕，“仓廪实而知礼节”，从私塾到进步学堂，全盛时期一村之中有四所学校，重文之殷、文风之盛自不待言。
袁桥第一个私塾，是乾隆、嘉庆年间的十四世袁宗举所建。宗举公与其子绍衣公父子两代都是太学生，宗举公回乡后传经授业，建起私塾，后闻名乡里，登封知县党懋修题匾“名重六堂”为赠。据《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职官二》所载，国子监内设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宗举公父子都曾在京师国子监六堂中进学，兼有在故乡大兴教育之善举，所谓“名重六堂”自是实至名归了。
我想，这就是那位老太太说的“能主事”的“老贤德”。
袁桥的出现，始于袁桥袁氏先祖袁克诚公，一人一户一姓于一地，聚沙成塔生生不息。这样的情景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行诸文字，让后人读来心潮澎湃。《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是说的舜的典故。在我看来，舜也是“能主事”的“老贤德”。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通常被尊称为“绅衿”和“乡贤”。
乡贤之风弥漫千百年，代代都有杰出者被书写和记录下来，写在纸页，刻于碑石，记进人心。汉代察举制里最重要的是“孝廉”，孝廉者，孝顺亲长为“孝”，廉能正直为“廉”，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这也成为乡贤文化的重要标尺和底色。到隋唐以降，科举制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流渠道，儒家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为社会贡献出了群星璀璨的士大夫阶层，这些在儒家教化里泡大的士大夫，无论仕途高企或低落、功名显赫或忽微，人将老去乞骸骨时，落叶归根回乡耕读，总是大多数士大夫做出的选择。北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以毕生之积蓄，在故乡江苏吴县购买良田千亩，嘱其兄范仲温建立范氏义庄，又经其二子范纯仁（两度拜相）、三子范纯礼（尚书右丞）两代经营维持，终于渐成规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延续了900年。生活在吴县范氏义庄的范姓宗族子孙，可有八项从义庄佃租收入所列支的补贴：口粮，衣料，婚姻，丧葬，科举，房屋，借贷，丁忧。这一切都是有着严格的“义庄规矩”作为制度保障。范仲淹亲自主持制定了“义庄规矩”，并在北宋年间经过8次重大修订补充，并勒石立碑告诫宗族后人“子子孙孙遵承勿替”，这就是刻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的《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记载了范仲淹“始定规矩”十三条，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等诸子“续定规矩”二十八条，前后历史跨度68年之久。此碑原立于苏州木渎天平山范文正公祠堂近900年，“文革”期间被运往苏州文庙（苏州碑刻博物馆）保存至今，也影响至今。
南宋宁宗时代的宰相楼钥曾作《范氏义宅记》，云：“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贵，皆以宏才高谊上承父风，后人得维持凭藉，以保其家。”这是对范仲淹父子所创义庄的最好评价。范氏义庄900年，朝代更迭，家国沧桑，多少世家大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义庄的人口只多不少，义庄的土地只增不减，到民国时期已达5000余亩，是初创时的五倍之多，受义庄善举而得纾困解难者，更是不计其数。范文正公若泉下有知，或许会再谱卷泼墨，写出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我想，范文正公也是“能主事”的“老贤德”。
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士农工商”与乡村建设曾有过精辟的概括：“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农村中的“士”阶层，或为致仕归乡的官宦，或为考取功名的书生，或为广田耕作的地主，或为德高望重的耆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乡贤。
古之生于斯而有功德于民者，是之谓乡贤。袁桥村在600余年的村史中，总有一代又一代堪称“乡贤”的人物。如名重六堂的袁宗举、建寨拒匪的袁梦松、赈济灾民的袁绍衣、焚券免债的袁文焕、贤孝可风的袁章程，这些都是历史上为袁桥一方水土一方百姓有过功的贤达先辈。如果把目光放在当下，袁桥袁氏第22代袁占国、袁占欣、袁占军三兄弟，便是如今袁桥村百姓心中的乡贤。
范仲淹和纯仁、纯礼、纯粹父子创立的义庄，赡养族人，资助科举，普及教育，婚丧嫁娶，这些洋溢着浓郁而淳朴的慈善理念的做法，惠及了乡亲，帮助了政府，稳定了社会，让范氏义庄和范仲淹父子成了乡贤文化的最佳注脚。漫步在袁桥，袁占国先生三兄弟的名字，一再被村民们提起。2006年，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了河南省第一个村级慈善工作站，65岁以上老人可以按月领到补贴，中秋春节还有村宴礼品，学生上学、学校修缮，村里只要有困难就会找慈善工作站，因为袁占国三兄弟就在那里。2018年，323省道建成，穿村而过，而在此之前，袁占国三兄弟为保护村中古迹古貌古文化，未雨绸缪成立了“袁桥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有限公司”，借力于文物专家指导，借助于上级有关政策，数年来修复了古寨墙和古寨门，和谐搬迁和安置了古村落中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整个古村落，并开发为古村落景区，每年来此观光的游客多达百万之巨。如今的袁桥村370户1700多口人，已经过上了通暖气、通燃气、通自来水、水泥路到家门口的城镇生活。每年一个月的梨花节，一个月的酥梨采摘节，规划中的村东月季花海，村西动植物园，村南蔬菜采摘园……
我想，袁占国先生和他的两位兄弟，也是“能主事”的“老贤德”。
三
我尊敬的前辈作家杨兰春先生，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就在我工作单位旁的省文联家属院，我曾听许多同事讲过杨兰春先生的轶事趣闻和道德文章，深以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知道杨先生去世后，就安葬在登封这片土地上。杨先生墓前的碑文写道：“纵观中外艺术史，一戏之出，城乡传唱，家喻户晓，数十年久演不衰，两省之村争以戏名为名；一人逝争迎其骨骸归葬，可谓举世无双。此戏乃《朝阳沟》，此人乃编导杨君兰春也。”杨先生长眠于斯，是杨先生之幸，也是这片土地之幸。我想，杨先生尽管不是登封本乡本土的百姓，但他在这里采风生活，在这里迸发灵感，在这里扬名于世，带动了这里的发展与繁荣，堪得一个“乡贤”的尊称。
我从网上看到了《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的图片，高226厘米，宽118厘米，篆文碑名，楷书碑文，方正如矩，厚重如山。而在袁桥，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一块碑、这样的一篇文了，袁占国三兄弟和他的祖先一样，已然将这样的碑这样的文，留在这片风水，留在袁桥百姓的心中。而袁桥的底色，就在一代代乡贤的背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