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南方省份，有着过去遗留下来的大量城堡建筑，比如广东的碉楼、福建的土楼、江西的围楼等等。这些建筑围墙高厚，规模宏大，可以供上千人居住。如今去旅游时，导游一般会介绍，当年建造这些城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族人，抵御土匪和野兽的袭击。
碉楼或土楼确实拥有坚固的防御功能，但是防范的不仅是土匪和野兽，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堡垒般的坚固建筑是当年宗族械斗的产物。
南方地区山高林密，耕地稀缺，明清时期，随着玉米、红薯、土豆传入中国，粮食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大幅度提高。人口数量的猛增，使人们争夺田地、水源等生存资源的矛盾变得激烈起来，村庄或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为了抱团与对手斗争，南方人大多聚族而居，以血脉为纽带，以宗祠为精神依托，在族长的带领下，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他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冲上去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而官府和地方豪绅为了自身利益，往往挑动和利用这种矛盾，今日扶持一方打压另一方，明日又拉拢另一方遏制这一方，致使争端愈演愈烈，仇恨越积越深，敌对双方势同水火，几乎不共戴天，冲突规模越来越大，伤亡也越来越惨烈，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广东土客械斗持续了十几年，伤亡达百万以上，许多村镇被屠灭，幸存者流离失所，被迫逃亡他乡异地。
在明清直到民国的数百年里，南方的械斗之风遍及各省，这种械斗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群架了，而是犹如战争。械斗双方使用的武器不仅有大刀长矛，还有抬枪火炮，与朝廷的正规军无异。双方的打斗也不是毫无章法的乱打一气，而是遵循严密的阵法，闻鼓而进，鸣金则收，指挥有度，进退有据。
明朝嘉靖年间，正为组建抗倭军队而奔走的戚继光目睹了浙江义乌和永康矿工的大规模械斗，当地人的尚武彪悍，连一向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戚将军都被震撼了，他当即在那里招募了四千人，经过严格训练，诞生了威震东亚的戚家军。据说，戚继光受义乌人械斗时的“长枪阵”启发，才研究出了所向无敌的鸳鸯阵。
清末民初时期，江西也是个械斗重灾区，当时赣南的赣州、南安宁都以及赣北的饶州、南康等地械斗之风最盛。那里的人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就大打出手，而且手段极其血腥残忍，非要置对方于死地才后快。一旦开打，“死者流血被野，掳者惨毒备极。每一次之斗死伤恒数十百人。”战胜一方必定要杀入对方村庄，杀害妇孺，摧毁房屋，填塞水井，烧毁庄稼，彻底铲除对方的家园。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官府的腐败渎职有很大关系。民间发生争端后，本来首先想到的是去官府申诉，希望得到公正裁决。但是官府却往往不作为，采取漠视的态度，使诉讼迁延不决，或者收受贿赂，徇私枉判，进一步激化矛盾。而当地百姓民风彪悍暴烈，见自己的诉求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公正处理，索性就以持械私斗的方式来了断争议，以刀枪拳脚来评判是非曲直。
近代学者李定夷在《明清轶闻大观》中记载了当年江西王姓家族与叶姓家族之间这种恐怖的宗族械斗。
王叶两姓是世仇，双方都有祖辈在械斗中被对方打死，后世不断找对方复仇，在一次次残酷的仇杀中，两姓间的仇恨世代相传，两家子弟都以将对方斩尽杀绝为己任，正应了“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李定夷来到当地时，已是民国，但双方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王叶两家每隔数年就要爆发一场血战，战端一开，即使早已迁居外地，甚至已经侨居海外的家族子弟也要不分昼夜地赶回来参战。
李定夷曾问过他们：“你们既然已经不在当地了，为什么还要赶回来冒死参战？”他们有的人说：“我祖父是被他们打死的，这次开战，我要抓住机会报仇！”有的人则说：“我兄弟死于他们之手，这次我要手刃仇人，让他们血债血还！”
王叶两姓仇深似海，从无联姻之事。为了打赢对手，双方都注重培养族人好勇尚武的风气，子弟终日练习拳术，从不稍有懈怠。
每当家族中添了男丁，就要打造一把钢刀，族人来祝贺时，不说什么喜得贵子之类的吉利话，而是要恭喜他家“又添一刀”。如果要知道某户有多少男性，只要看他家有几把刀就一目了然了。族中男子但凡年满十五岁，就有保卫家族，参加械斗的义务，村里的每一户，终年都在严阵以待之中。
两家的军械除刀矛火铳外，还有古代留下的佛郎机炮、虎蹲炮等火器。由于这些火器对敌方威胁巨大，所以每次临阵时，必然要先派出力大勇猛之人组成敢死队，冲入敌阵，搬动大炮，改变其射击指向。当对方失去大炮火力掩护后，再冲锋掩杀。所以每次械斗时往往先要牺牲几个人的生命，为取胜创造条件。
得胜一方对于败北者的虐杀手段极其残忍，不仅要屠灭对方人口，还要摧毁对方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完全断绝对方繁衍重生的可能。对此，李定夷叹道：“其惨无人理，可谓极矣！”
由于械斗规模很大，战况又极为惨烈，当地县衙里的捕快衙役根本无力制止，但是械斗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和巨额财产损失，严重影响地方治安，官府是不能不问的。所以械斗发生后，官府会派人下来调查，抓捕责任人，予以惩处。
为了应付官府的追究，族长会在祠堂中召开会议，招募顶罪的人，每人给予抚恤三百大洋。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钱财，村里那些贫穷无业的人争相报名应征，但往往限于名额，许多人不能如愿。可见在那些人眼里，一条人命还不值三百大洋，这样的亡命之徒打起架来有多凶猛，也可想而知了。而那些人如此看淡生死的态度，也让李定夷感叹不已，称他们是“当日之斯巴达”！
在历次械斗中，往往王姓胜，叶姓败，在当地方言中，王的读音像羊，羊是要吃叶子的，所以王姓自夸他们吃定叶姓，永远会占上风，叶姓休想打败他们。
其实王姓这是色厉内荏，给自己壮胆，因为王姓村庄周围，除了叶姓家族，还有其他各姓，他们都敌视王姓，所以王姓四面楚歌，早已是众矢之的，陷于险地的王姓处境犹如今日之以色列，一朝失败，无路可退，家园势必被夷为平地，族人也将被屠杀殆尽。而叶姓的处境则要好得多，他们只要对付王姓一家，不会遭到围攻，即使败了，也可退往别处，重新生聚。所以王姓在械斗中只能破釜沉舟，赌上全族性命与叶姓死磕，同时也以势如疯虎的姿态让其他怀有敌意的家族有所忌惮，使他们不敢轻易涉足王叶之争。
为了鼓舞士气，各个家族都给予在械斗中被打死的成员高规格待遇，除金钱抚恤外，还将他们的牌位供奉在祠堂中享受祭祀。阵亡者的死亡日期和死亡时所穿血衣也会被收藏在祠堂中，当他的子嗣长大后，族中长老会在端午腊月等重要节日中，对他们出示这些纪念物，并告诉他们祖父辈死时的惨状，以此激励他们的复仇之心和杀敌欲望。这些举措使仇恨的种子早早就埋在族中子弟的心中，与他们的年龄一起成长。一旦开战，他们积累已久的仇恨喷薄而出，向对手讨还血债的冲动一发不可遏制，在械斗中像疯了一样，根本不顾生死。
光绪三十年，王叶两家又爆发了一次大战，叶家大败，不仅人员死伤惨重，整个村庄被毁，财物被抢掠一空，房屋被付之一炬，叶家的幸存者只能逃到别处，搭起茅屋勉强苟活。经此一战，叶姓家族元气大伤，看似再也无力反击了。
后来，当地又遭大风雨袭击，叶家的茅草屋本就简陋，在风雨中全部垮塌，族人只能露宿野外，栖遑凄凉，如逃荒的难民一般。
在这场大风雨中，王家的许多房屋也漏水了，兵器甲杖被雨水浸泡，生出斑斑锈迹，于是族人便将这些兵器集中起来，放到场地上晾晒。由于叶家已被彻底击溃，全体逃亡在外，王家认为他们已经不构成威胁，所以戒备也松弛了下来，家中的武器都交给族里统一维修晾晒，几乎人人赤手空拳。
有两个徐姓家族的人到王家的林地里偷砍木材，被王家的人抓住，严刑拷打之下，两人招供了，原来他们是替叶家来做探子的，目的是打探王家的动静，叶家则准备根据他们传来的消息，乘王家不备，突然发动袭击。
王家没想到已成丧家之犬的叶家还在暗中图谋偷袭，不禁火冒三丈，马上集结族人，准备将叶家的残余一举扫平。
叶家失去家园后，怎肯干休，于是联络徐家，一直在暗中偷偷监视王家，这次见他们松懈了，便想纠集人马，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打回老家，夺回财产。
眼看一场恶战又要爆发，不知又有多少生命将在械斗中死去。幸好这一任县里的知事是个敢于任事的好官，他一直关注王叶两家的情况，所以双方又要械斗的事情被他预先获悉了，他马上发动德高望重的乡绅们分别前往两家劝阻，在晓之以理的同时，他又飞报上司，调来军队包围两家，随时准备弹压。由于举措及时得当，这场灾祸总算被消弥于发难之前。
这些残酷的宗族械斗持续了几百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直到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宗族之间的利益藩篱被彻底打破，械斗才得到真正的平息。
过去南方地区因争夺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还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明清以来，南方的四川、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份频频爆发大规模虎患，本来独居的老虎成群结队下山吃人。为了保护自身和财产的安全，南方人又与老虎展开了极其凶险的搏斗，期间涌现出了许多打虎英雄人物，远的不说，建国后就有扎倮、邓仕房、范二妹等能打死老虎的猛人。
贺龙元帅的姐姐贺英，15岁那年到山上砍柴，遇到猛虎的袭击，危急关头，一个路过的小伙子挺身而出，打跑老虎，解救了贺英，他就是贺英后来的丈夫谷绩廷。能独力打跑吃人饿虎，这个人该有多猛！
数百年来，在与敌人和猛兽的搏斗中，南方人形成了勇猛善战的性格，近代的名将大多出自南方，抗战中最能打的国军将领，如白崇禧、薛岳、罗卓英、宋希濂、孙立人、廖耀湘等都是南方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除徐帅是山西人外，其余九位都来自南方各省，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文和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立即删除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