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夏朝的直接文字记录，均源于西周。早在商周鼎革完成之初，周公即在“殷遗多士”的诰令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司马迁耗毕生心血所写的《史记》中亦将夏朝历史脉络梳理清晰。
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西周文献亦或战国以后的传世史书，成书年代至少已跨越了500年以上，间隔了商朝整整一个朝代，其可信度已然大大降低。
此外，文献中对夏桀的种种描述以及商汤灭夏的整个过程，与后世对纣王的描述以及武王克商的过程存在雷同，让人不免怀疑是否是周人出于对灭商的合法性需要，而复制出一段商汤灭夏的历史。
那么，作为“殷革夏命”的最直接见证者—商朝，又是怎么描述前朝的呢？
让人困惑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并未发现有关夏朝的卜辞记载。武丁在对始祖商汤的歌功颂德卜辞中，屡屡提到商汤的征战，却唯独忽略了灭夏如此大的功绩，这一奇怪表现也让西周以后关于夏朝的记载可信度再次降低。
当然，甲骨文没有找到夏朝的记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出土甲骨文目前还未全部释读，下定论为时尚早；二是甲骨文并非史书文字，而属于卜辞，不能苛求其将一个早已灭亡的政权脉络写入卜辞当中。
所以，在殷墟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了对夏墟的寻找，以期望能让夏朝“自证”其是真实存在的。
1959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出土的宫殿、井字形道路网络以及手工作坊遗迹表明这里具备了都城属性，经碳十四测定，二里头遗址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自证文字，我们无法断定二里头究竟是属于夏朝都邑还是早商都邑，就连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都提出了“二里头可能是早商都邑的假说”。
不过，殷墟的考古发掘和西周的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商朝始年。
根据碳十四测定，武王克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商朝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而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测定，发现其时间上限为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580年，佐证了商朝的始年不会早于公元前1600年的结论。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的时间上限要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
此后，陕西石峁、山西陶寺等大型都城遗址相继被考古发现，碳十四测定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其文明程度也完全具备国家形态。
特别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朱书文字，与甲骨文呈继承关系。经过释读，第一个字为“文”，第二字则有两种观点，有认为是“尧”字，即认为陶寺是尧都；也有认为是“邑”字。
但不论是哪种释读，石峁、陶寺碳十四测定的时间下限，与商朝始年的时间上限，跨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500年左右的文明时期。也就是说，在商朝和尧之间，必然有一个朝代，这从考古学上其实证实了夏朝的存在。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朋友们看到这里或许会产生困惑，什么叫“证实了夏朝的存在，却又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因为如前所述，夏朝目前无法实现自证，我们只能通过时间跨度去比对文献记载，得知尧舜禹与商朝之间为夏朝。
但是，夏朝这个国号其实是周人给的，正如曹魏称刘备的政权为“蜀”，东吴称“西”，后世称“蜀汉”，但刘备却绝对不会如此称呼一个道理，夏朝人会不会称自己为夏还无法确定，这或许也是甲骨文中不见“夏”的原因。
“夏朝”（暂时用这个称呼代替）虽然得到了考古的证实，但考古也同时发现了它的一大硬伤。
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期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外，二期至四期的碳十四年代均已处于商统治时期，第四期的时间已经介于公元前1565—公元前1530之间，此时商朝早已经建立。
出土的陶器和墓葬显示，二里头从一期到四期，未发生大规模颠覆痕迹，也未发现有商时期的贵族墓地。反倒是从三期开始，一改简陋的陶器随葬，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器随葬品，特别是有了束颈盆等极具商朝文化特点的随葬品。
但与同时期的二里岗商朝青铜器相比，二里头的青铜器还非常原始，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证实文字尚未形成文句，甚至还不如陶寺朱书文字，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商。
这也就意味着，夏文明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落后的多。在商汤建商之后，夏商并存了很长时间。商汤或许并未灭夏，夏朝可能属于在先进文明侵蚀下的自然消亡。
参考资料：《史记》《考古发掘简报》《殷虚文字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