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朱祖希
如今提及北京的城墙遗址，很多人想到的是位于东便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这里是一段明代内城城墙以及建于明代的东南角楼。其实，在西二环路南端的西便门小公园内，也有一处明城墙遗迹。虽然被称为“西便门小公园”，但这里其实是明代内城西南城垣的一段，并不是当年西便门所在，西便门在其西侧不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古城墙仅留100余米长的残迹。1987年修复了城墙和旧楼，并将周围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使之成为现代文明、古代文化交融的北京城中又一处景观。1988年8月，城墙修复全部竣工。
此后，侯仁之撰写了《明北京城墙遗迹维修记》，记录了北京城楼和城墙的历史，并讲述了维修明朝北京城墙遗址的故事。后来由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挥毫作书，尔后刻石，立于新修的墙体的西侧。如今通过这块刻石，依然能够体会到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热爱。
西便门小公园内的明城墙遗迹
侯仁之撰写的《明北京城墙遗迹维修记》刻石
明代条石墙基重见天日
侯先生首先用极度凝练的文字阐述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北京城的兴起始于周初，去今已三千余年。其原始聚落曰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蓟为燕侯都城，名满海内。后世或称北京为燕京，来源于此。自秦以后，封建王朝相继建立，历代名都先后崛起。北京后来居上，遂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在辽为陪都，号称南京。金朝正式建都，扩展旧城，改名中都。公元1267年元朝始筑大都新城于金都东北郊外。明朝初年改造大都，先于公元1368年移其北墙至今安定门、德胜门一线。东西两墙基址如旧，只是缩减其北段，延长其南端。及至公元1553年，更在其南加筑外城。内外两城合成凸形。清朝相沿不变，是即今日首都中心之北京旧城。”
侯仁之先生根据对历代都城的研究，高度评价了北京古城的规划。我国古代营建都城，必有城墙，既有利于防卫，又是城市规划重要组成部分。城内道路系统、功能分区以及建筑布局，无一不为城墙所制约。《周礼·考工记》提到“国都之营建，九里见方，城墙四面，各有三门。方城之内，纵横干道各九条……”
依此格局，历代都城大致形成了面向正南，中轴线纵贯其间，遂有宫廷在前、市场在后，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的总体布局。侯仁之认为，我国封建时代都城的营建，与此最相符合者，只有元朝大都城。明朝改建之后，内城宫阙以及太庙社稷坛分布如古制。外城有天坛、先农坛，并列于全城中轴线两侧，是为列代都城设计的重大发展。西方城市规划专家对北京城高度评价，推为世界城市设计史上一大杰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还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流传于世。
然而，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北京的古城墙已失去其固有的作用。但北京城墙与城楼以其雄阔巍峨的形象与建筑工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在继承梁思成等众多前辈对古城保护理念的基础上，侯仁之先生在撰文中谈到了维修这段残存城墙的经过和意义。
侯仁之提到，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理应对古城墙加以保护利用。遗憾的是，在未及进行缜密研究的情况下，不少古城墙和古城楼被拆除。幸而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角楼得以保存。经过维修后，它们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明代古城墙中残存至今的，只有崇文门以东以及西便门以东的这一段。
西便门以东这段城墙原是明朝前期所建西墙最南端，它与后来所筑外城的西便门相距很近。当年，内城和外城相接处，建有城楼一座。此段城墙以东，原属内城西南隅，地处偏僻，又较低洼，曾有积水曰“太平湖”。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市区扩建，这里的一隅之地，成为交通要冲。因此，这里残存的一段明代城墙，是存是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北京市政府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及专家意见后，决定今昔兼顾，新旧并举，使古城风貌重现于现代化建设之中。
为此，北京市政府特责成西城区人民政府尽力维修。当时因为诸多方面的限制，墙上南端原有角楼已不可恢复，仅两城相接处的城楼得以重建。
侯仁之在撰文中提到，当时为了展现古城墙内部原始结构，维修时有意保留了墙体的数处墙心。维修时发现，湮没于地下的条石墙基与城砖保存完好，经过清理后得以重见天日。经过重修的墙体，高16.6米、基宽19米、顶宽15米，总长195米，共用新制城砖13万块。后来又在重修墙体的东侧加筑了台阶，以便游人登临参观。
谁修建了最初的北京城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先生在此前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也给很多市民做过普及。其间，还有一件趣事。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日报》给侯仁之先生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问：“北京城最初是谁修建的，是刘伯温吗？”
对此，侯先生在信中非常耐心地给读者回复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对刘伯温其人其事以及他与北京城的关系等作了解答。
如果探究北京城的最初建设者，追根溯源，应该从元大都说起。《元史》对于大都的建造者没有记载，只提到了负责修建的官员的名字。不过在《元史》之外，有一些史料提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人：一个是今河北曲阳的石工杨琼；另一个是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根据资料介绍，杨琼是石匠世家，他的技艺很早就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先是参与元上都（即开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的建造，后参与修建大都。与他同时参加大都建设的还有同乡石工王道、王浩兄弟。
也黑迭儿则很早得到忽必烈的任用。中统元年（1260年），也黑迭儿则掌管“茶迭儿局”，“茶迭儿”是蒙古语“庐帐”之意，它是元代管理宫殿和城市建设等土木工程及诸多工匠的专门机构，由此可见忽必烈对也黑迭儿的信任。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准备营建大都，他又命也黑迭儿“领茶迭儿属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诸色人匠”就是“茶迭儿局”局中各族工匠。同年十二月，也黑迭儿正式受命负责修建大都城。
大都城是一个经过详细规划之后才动工修筑的，而这个规划设计人是北京城最初建造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后来北京城的规模、布局等，都是从元大都时就已基本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雕塑
刘秉忠原名刘侃，秉忠是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他是今河北省邢台人，少有才学。《元史》本传卷157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因此，忽必烈非常信任他。当忽必烈还在蒙古高原的时候，刘秉忠就是忽必烈手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
他曾奉命选址建了开平，开平随即升为上都，并以燕为中都。后忽必烈又命刘秉忠建筑中都城。至元八年，上奏国号为大元，中都改为大都。此后，不管是颁布章服，还是举行朝廷仪式，供给俸禄，制定官制，忽必烈都是听从刘秉忠的建议。甚至《周礼·考工记》中有关都城建设的理想布局，就是他在大都城的建设中不断实现的。
可以这样说，刘秉忠与北京城最初的建设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刘伯温则是元末明初的人物。他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曾转战江左（即长江以东地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等省市），运筹帷幄，屡建奇功，深得信任。
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去世，享年65岁。他去世时，北京城除去缩减北墙、废弃元故宫之外，尚未有大规模建设。所以说，刘伯温并未参与明代北京城的建设，因此他与明代北京城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刘伯温博学多才，他参与南京城的建设却是史实。
两块北京城砖的分量
除了向国人普及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还积极在国际上进行推广和宣传。
1979年的夏日，燕园的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里不断地传出阵阵欢笑声。原来，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华团的一行，正在与北京大学的部门师生进行座谈、交流，气氛十分融洽。就在座谈会行将结束之际，美国访华团的一位负责人站起来，礼貌而婉转地说：“北京是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现在，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旧日的城墙拆除了，想来一定有不少城砖保留了下来。我们想，能不能请北京大学赠送一块给匹兹堡大学，作为美中两国人民、两校之间文化往来的象征和纪念……”
为此，北京大学打报告，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找到了两块比较完整，且带有年份落款的城砖，相关负责人还专门找琉璃厂的师傅制作了两个礼品盒。但是，每块重达48公斤的城砖，只能通过海运寄给美国匹兹堡大学。
恰巧就在此时，侯先生接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的邀请前去作短期讲学。考虑到海运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北大就请侯先生把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先带到美国，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给匹兹堡大学。
侯先生一直不知道匹兹堡大学让北大赠送他们城砖的原因。到了匹兹堡大学后，侯先生才明白个中缘由。匹兹堡大学里一座大楼的第一层是个中心大厅，四周分列有18个课室。这18个课室按照不同国家的名字命名，课室里的陈设，也是按照被命名的国家的文化特色进行布设。其中就有“中国课室”，侯先生进去一看，里面的陈设还挺有“中国味儿”：举目所望雕梁画栋、红木家具，椅背上还有“循循善诱”四个汉字。侯先生明白了他们要北京城砖的真实意图。
赠送城砖文字拓片的仪式就在“中国课室”里举行。在仪式上，侯仁之先生说这两块城砖是明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历1557年烧制的，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65年。说完这句，大厅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城砖拓片
侯仁之先生回国后不久，他接到了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教授的一封来信：“具有历史性的北京城砖，作为北京大学富有意义的礼品，已经安全运抵匹兹堡，并在大学董事会上第一次展出。今后还要尽早装置妥当，公开陈列，供众赏览……我谨代表匹兹堡大学向侯仁之教授、向贵校的外事处，以及其他各位精心协助装运这件礼品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
侯仁之再次访问匹兹堡大学时，与赠送该校的北京城砖合影。
同年10月，匹兹堡大学秘书长方·杜森教授利用出国讲学之便，特意来到北京大学表达感谢，还将匹兹堡大学举办北京城砖赠送仪式上拍摄的一套大幅照片，送给了侯先生。后来他们还告诉北大，两块北京城砖在大学图书馆里公开展出之后，还放到专门设计的玻璃橱中，连同砖上的文字拓片一同展出。北京城的悠久历史再次令世界为之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