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虽然严格按照“五日一候、三候一气”的时间平均分布，但时间的纹理却疏密有致。如果将“四立两分两至”看作自然界的红绿蓝三原色，那处暑就是草木绿、玛萨拉酒红、鸢尾蓝这些微妙而难以描述的色彩，需要人类达到一定文化自觉才能精确定义。这种难以描述，让处暑有了别样风光。
◆处暑标志着暑气势力渐退，一如宋代仇远《处暑后风雨》中写道的“残暑扫除空”。但在中国南方，暑气滞留的时间明显要长很多。江南人感叹：“处暑还是暑，仍有秋老虎。”或许，江南人自古以来就对处暑这个节气不太买帐——立秋已经半月有余，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却还是遥遥无期呢！
虽然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二十四节气平均分配了太阳在一年里走过的黄经度数，但正如梁山好汉各有各的座次一样，节气与节气之间也并非“平起平坐”。处暑，便是二十四节气里存在感不那么强的一个，甚至连名字本身的含义都显得暧昧。
唐代孔颖达注《逸周书》云：“处暑，暑将退伏而潜处。“元代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又载："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可见“处暑”即“暑气到此为止”之意。中国天文学会将处暑的英文译名定为“End of Heat”，是不带一丝修饰的直译。然而问题来了：二十四节气之间有着颇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在“四立”定下的框架里，夏至对应着冬至、春分呼应着秋分，如果一年暑气消弥之时有一个处暑，那为何冬云春来之时到来的不是“处寒”，而是雨水呢？
细细品味，其实“处暑”二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唐代张怀瓘《文字论》中言：“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节气的命名，大抵依托于这里的天、地之文。如“四立两分两至”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这是天之文；雨水、白露、霜降等以气象为参照，这是地之文。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天地山川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古人最终只能“反求诸己”，以自身的冷热感知将这一时间点命名为“处暑”。立春之后的节气可不可以叫“处寒”呢？当然是可以的。但那时的正是自然界草木萌动、生机勃发之时，纵然不以“雨水”为名，五岳四渎中也尚有众多的物候备选，“处寒”二字终究是不够有韵味。
由此看来，二十四节气虽然严格按照“五日一候、三候一气”的时间平均分布，但时间的纹理却疏密有致。如果将“四立两分两至”看作自然界的红绿蓝三原色，那处暑就是草木绿、玛萨拉酒红、鸢尾蓝这些微妙而难以描述的色彩，需要人类达到一定文化自觉才能精确定义。这种难以描述，让处暑有了别样风光。
处暑还是暑 仍有秋老虎
关于处暑的诗远不及立春、清明、冬至这些“热点节气”密集，但宋代仇远的一首《处暑后风雨》却写得颇为闲适雅致：“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因识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嫌有隙，纨扇笑无功。儿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诗的大意是：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天气顷刻间便寒冷起来。带着缝隙的纸窗不耐冷风，团扇已派不上用场。听到孩子们诵读《秋声赋》，令人回想起其作者：自号“醉翁”的欧阳修。
仇远的诗，起笔在处暑，重点其实在风雨。民谚道是“一层秋雨一层凉”，将“残暑”一扫而空的是突如其来的“疾风急雨”，而不是处暑。事实上，处暑时节还远远称不上凉爽，清代顾禄《清嘉录》里说得分明：“土俗以处暑后，天气犹喧，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谚云：‘处暑十八盆’，谓沐浴十八日也。”意思是处暑之后，炎热的天气至少还会持续十八天左右，只是顾禄所处的时代尚无桑拿，不然“处暑十八盆”真可能会改成“处暑桑拿十八天”之类的谚语了。
百姓眼中的处暑，其势甚至比三伏天还烈，尤其是在江南，甚至还有“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的说法。这便不免令人觉得讶异：处暑的“处”的确是“停止”的意思，二十四节气中至热当数大暑、小暑，之后又经过了立秋的过渡，到处暑应当已迎来了由热转冷的转折点，但为何百姓还畏秋如虎，以至于这一时节有了“秋老虎”的“恶谥”？如此说来，处暑是不是起错了名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前言所述，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部源于天、地之文，如“四立两分两至”这种以太阳运行位置为基础的节气，只要宇宙环境没有巨大的变化，其特征便能保持极强的稳定性。然而，寒暑却源于人自身的冷热感知，这种主观感受终究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同一地域，人与人之间的体感尚不能一概而论，当将二十四节气放诸于疆域辽阔的中华大地时，体感差异自然会愈加明显。
节气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时出现了七个节气，直到先秦时二十四节气名称均已出现，被记录于《逸周书》中。当时的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节气自然也以中原地区的物候为基础，不可能兼顾“四夷”。节气这一套文化系统向江南传播，至少是在汉武帝刘彻颁布《太初历》之后的事，而真正在江南扎根就更在唐宋之后了。可想而知，当中原已经春暖花开时，西北高原依然萧瑟凄楚；当北方人已经感叹“暑气到此为止”时，南方人依然还要在漫长的酷热环境中苦熬过十八天。“环球同此凉热”六个字，放在夏秋之交的中华大地，也要变成“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了。
从另一面来说，至冷为寒，至热为暑，纵然处暑时暑气已如强弩之末，但等待其势力消退毕竟还要花上一段时间，大自然有大自然的惯性。如同夏至意味着白昼渐短但不意味着昼短于夜一样，处暑也绝不能让酷热的天气戛然而止。农历中最热的“三伏天”以立秋后第二个庚日前一天为结束，毗邻着“三伏天”的处暑当然不太容易能感受到凉意，但清晨与夜晚的寒意已经消然强大起来。白日里若偶然来一阵大雨，也能让天地一下凉爽起来，那便是仇远《处暑后风雨》中所感叹的“因识炎凉态，都来顷刻中”了。
古人有画九的习俗：在冬至日准备一幅《九九消寒图》，上画八十一朵梅花，每天用红笔涂一朵，涂完之日便是数九寒冬结束之时。其实，农历中的“九九”不仅包括“冬九九”，也包括“夏九九”，囊括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而处暑，便处于七九、八九这一时段。民间有与之相配、版本众多的《九九歌》，如“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棉被”“七九六十三，夜眠寻被单；八九七十二，被单添夹被”“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
显然，这一众《九九歌》也以中原地区百姓的体感为基础，中国位于北半球，太阳的余威在北方消退得要快一些。而在江南，古人显然有另外一番体验。南宋范成大在《秋前风雨顿凉》的颔联中写道：“但得暑光如寇退，不辞老景似潮来。”范成大将暑气视为“寇”，倒颇符合处暑的内蕴：处暑标志着暑气势力渐退，但在南方这个盛夏国度的传统疆域，暑气滞留的时间明显要长很多。江南人感叹：“处暑还是暑，仍有秋老虎。”或许，江南人自古以来就对处暑这个节气不太买账——立秋已经半月有余，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却还是遥遥无期呢！
如果说黄河与长江是在大尺度上分割了人们对处暑的认知，那城市与乡村则从微观层面让处暑更加多面化。南宋陆游《秋怀》有云：“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同是初秋时节，闹市里的三伏天余威未尽，乡间却已盛开了浓浓的秋意。城市与乡村不过一墙之隔，暑气之分便已如此鲜明，仅仅处暑二字又岂能囊括整个中华的地大物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