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Kir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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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纽约一样复杂而斑斓，但倘若走进坐落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人们会发现它所彰显和讲述的一切，甚至比这座城市本身还要深刻和厚重。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来说，2020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座被博物馆爱好者们亲昵地称为“大都会”（The Met）的博物馆，正是在150年前，第一次向纽约市民敞开大门。而今时今日，它与北京故宫、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一起，并称“世界五大博物馆”，并长期占据世界最具人气博物馆前四位。
Photo © The Met Museum
在这些显赫声名的背后，是大都会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历程。不知情的人们或许很难想到，以200多万件藏品和13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著称于世的大都会博物馆，在最初仅仅源于一个民间倡议；在对公众开放7个多月后，才收到一部罗马石棺作为首件真正的馆藏文物。几经易址的大都会，在第一个十年过去后，才终于落址于人们所熟知的第五大道。
Photo © The Met Museum
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9世纪的中后期。这是一个充斥着变革与震荡的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凯旋号角已然吹响，资本主义体系下技术与经济的双重发展，让全新的世界格局呼之欲出——摆脱殖民地束缚不过百年的美利坚，因一股席卷全球的“淘金热”而变得意气勃发；纽约更是作为“大西洋的威尼斯”，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变革与欧洲移民潮流并行不啻，新近落成的全国性铁路轨道交通便捷了州际间的出行。于是，来自美国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心怀梦想，纷纷汇聚到这座港口，一种全新、缤纷而自由的城市文化正由此孕育而生。从19世纪40年代起，纽约的文化领域开始出现繁荣迹象，文学创作、报刊媒体和政治期刊各领风骚，分别书写对这座城市的畅想。
1840年的纽约
但相比于新型城市文化的融汇与形成，移民激增带来的文化冲突问题往往更加显著。自1861年起纽约市内暴乱频生，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抗议者们由最初对内战征兵条例的反对，逐渐演变成为对精英阶层的攻击。分裂动荡的社会情势预示着深刻文化变革的到来，这座新兴移民城市亟需拥有属于自身文化认同根基，以“知识和智慧的中枢”构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凝聚力。
19世纪中后期纽约街景
因此，大都会博物馆应运而生。在1866年，纽约著名律师约翰·杰伊（John Jay）与当时身处法国巴黎的一群美国老乡，提出了建立一家“国家艺术展出机构”的构想。在杰伊的领导下，纽约联盟俱乐部中的公民领袖、商人、艺术家、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纷纷支持并投身于这场博物馆建筑运动。在1870年4月13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在第五大道681号的多德沃思大厦对公众开放。馆方在当日通过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宪章》中，明确且坚定地为博物馆作出如下目标与定义：
“位于纽约市，为该城市建立且持续运作一座艺术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目标而设，鼓励和发展对高雅艺术的研究，将艺术运用到生产实际生活中去，为增强对同类主题的普遍认识，并为此提供大众教育。”
建立之初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Photo © untappedcities.com
可以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公益性质自诞生之初便已奠定。作为一家非官方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大都会采取向纽约市政府和私人董事会负责的管理模式，其社会职能同样被记录于宪章中。卓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大都会，因此得以用宏大的城市愿景吸引众多慈善家的慷慨捐赠。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甚至资助了近700英亩的土地为大都会修建新的展示空间，位于曼哈顿上城特里恩堡公园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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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金、文物的捐赠获得大规模成长的大都会，自然而然地投入了接连不断的扩建之中。据资料估算，20世纪90年代的大都会比起诞生之初，整整扩大了20倍——如今的大都会博物馆，除第五大道主馆外，大都会还拥有两个副场馆，即前面提到的修道院与在2016年开放于麦迪逊大道东侧的大都会布鲁尔（Met Breuer）。前者主要展出大量中世纪欧洲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后者则是对博物馆现当代艺术收藏的扩充。
Photo © The Met Museum
150年来的风云激变，见证着纽约迈向国际之都的过程，同样锻造了大都会在世界博物馆界的坚实地位。目前，这座世界级艺术品的大型珍藏与保护基地，下设有24个独立部门，除却6个特别保护部门及1个科研部门外，下属永久藏品保藏的部门达到17个，在馆内以永久性常设展的形式进行运作，其中按照地域范围划分的展览包括“古代近东艺术”、“非洲、大洋洲、泛美洲艺术”、“亚洲艺术”、“埃及艺术”、“欧洲绘画”、“欧洲雕塑和装饰艺术”、“美国馆”、“希腊罗马艺术”、“伊斯兰艺术”。按照专题划分的展览则包括“武器与盔甲”、“中世纪艺术和修道院”、“现当代艺术”、“素描与版画”、“乐器”、“服装展示”、“绘画与图象”、“罗伯特·雷曼收藏展”等。时间跨度由公元前8000年至今，藏品类型更是包揽各个文明各个时期的建筑、雕塑、油画、素描、版画、照片、乐器、武器、装饰品、纺织品、木制品、金属制品、陶瓷制品、服饰、盔甲、珠宝、钟表等。
其中，多达15000件的伊斯兰艺术收藏品地域西至西班牙和摩洛哥，东至中亚，以世俗与神圣领域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作为核心命题的宗教对伊斯兰文明塑造产生的影响。古希腊罗马艺术藏品共计30000余件，时间跨度由从公元前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至公元312年的罗马君士坦丁王朝，对于史前希腊和古意大利民族前罗马时期作品的展示，是对历史及艺术流变衔接处颇具敬意的回应。超过26000件的古埃及艺术展品则在全球除埃及首都开罗外所占数目最多。馆藏一半以上都源于1906年开始的、在埃及历时35年的考古发掘及调研工作，聚焦于这座神秘国度在文明历程中的审美、信仰和日常生活。
庄严的登杜尔神庙作为埃及政府赠予美国的礼物，是该展区与大都会艺术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品之一。
以超过35000件的数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收藏之一的亚洲艺术品之展，更成为大都会的独特亮点——从喜马拉雅以西的肃穆藏文化，直至印度河流域的灿烂古文明；从东南亚区域的南洋岛屿风情，再到以中国、日本、朝鲜东亚地区绵延至今的儒家文化——为了保护藏品，该部门设有东亚保护工作室，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保存和安装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包括手轴、挂轴、画册和屏风在内的纸张及丝绸文物。一张张一幅幅一件件，瑰丽浩瀚的东方文化铺陈在眼前，使人不得不惊叹西方世界对神秘东方的追寻和探索是多么长久如一。
徜徉在偌大的画廊展厅内，人们将看到从巴洛克时期鲁本斯、卡拉瓦乔等艺术家的浓郁华丽与热烈动人。
奥古斯特·雷诺阿，《在草地上》，c.1888-92
彼得·保罗·鲁本斯，《狼与狐狸狩猎》，c.1616
欧仁·布丹，《在特鲁维尔的海滩上》，c.1863
除了对多彩世界文明的极致展现，大都会对西方传统艺术的呈现更收获了艺术爱好者们的无上称赞。50000多件雕塑和装饰艺术，展现出西欧国家5个世纪以来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中世纪和拜占庭文化下的前欧洲艺术风格，则让人增进对这段被忘却的千年历史的理解。其举世闻名的绘画收藏，则涵盖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初的2500余幅艺术名作。丰富的意大利和北方绘画艺术代表作品，西半球最丰富的17世纪荷兰艺术收藏，还有仅次于巴黎博物馆的19世纪法国绘画艺术典藏，共同谱写出西方艺术史的华彩乐章。徜徉在偌大的画廊展厅内，人们将看到从巴洛克时期鲁本斯、卡拉瓦乔等艺术家的浓郁华丽与热烈动人，印象主义时期布丹、马奈、雷诺阿注重光影变幻而呈现出的朦胧清丽，以及梵高、塞尚、高更为代表的风格强烈绚烂的后印象主义。而近十年来，素描、版画等藏品的扩充，更能让人们有幸一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丢勒、德加、凡·戴克等人的灵感、思路，以及非常规创作带来的别样风格。
文森特·梵·高，《戴草帽的自画像》，c.1887
里昂纳多·达·芬奇，《行走的熊》，c.1482-85
如此庞大的收藏体系着实让人惊叹，而其背后展现出的对世界文明的关切也值得我们学习。在2015年，大都会博物馆对其使命声明进行了补充，表明要“收藏、保存、研究、展览代表全人类最广泛、最高成就的艺术品，促进艺术品的鉴赏和相关知识的传播；所有的工作都参照最高的职业标准，以服务公众为目的”。而在五年后的今天，为纪念建馆150周年而新策划的常设展"交叉路口"（Crossroads），则打破了文化间的界限，彰显出大都会对人类错综交织的文明旅途的内核诠释。展览中的展品分别来自不同部门的艺术收藏，内设的四个主题“权力与臣服”、“帝国与恩波利亚”、“神秘的野兽”、“塞浦路斯”，通过聚焦与论述权力政治符号体系、全球贸易中的思想流通、神话图腾文化，和作为文化交点的岛屿等人类面临的共同历史命题，试图探索在新时代语境下，用文化构筑沟通的桥梁。
“权力与臣服”展览内景，© The Met Museum
“神秘的野兽” 展览内景，© The Met Museum
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探讨更具有当代意义。自航海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能否会在后新冠疫情、种族危机与动荡紧张的国际局势下走向另一种结局，谁都不得而知。而对于大都会来说，因疫情被迫搁置的周年庆活动，不可避免的资金短缺和裁员决定，都让这个特殊的年份变得格外艰难——这一切与大都会诞生伊始的背景，似乎生成了更加某种意味深长的纪念意义。
而可以确定的是，大都会博物馆以艺术凝聚当代情感，用文化构筑国际沟通桥梁的心愿并未被改变。在一份声明中，大都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韦斯（Daniel H.Weiss）说道：“大都会在150年中经历了很多，如今它仍将被作为希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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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城市内蕴与文化基石的社会责任感，到展现全人类文化艺术成就的宏大心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致力于传递的，本质上是情感和希望的联结。普世情怀世界通行，被视为国际博物馆界灯塔的大都会，也启迪了作为“后浪”的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