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赵轶峰
历史学界不是服装时尚界，不能搞风气轮回
前些年的中外史学界流行批评“宏大叙事”，近年略为消歇，但依然不时有人提起。看到既有研究方式的缺陷，然后另辟蹊径，自然会拓宽研究的视野，增加研究的手段，别开生面。既变之后，不久就发觉历史研究中继续遭遇宏大的问题，而在批评“宏大叙事”中升浮起来的那些方法尽管各有千秋，却都缺少正面回答宏大问题的功用。 于是，“宏大叙事”又在一些学者的言说中作为亟待恢复地位的事情被提出来了，对历史学“碎片化”的批评也在中西方历史学中被提起。这些就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几乎显现为一个回环。
历史学界不是服装时尚界，风气要轮回，不能只因有人引领，要有个说法。理论和方法论的弃取，对于个人来说，可以基于知识特点、兴趣、条件等各种无须为他人道的原因；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却应该基于有关其得失、适用范围明确的学理认识。所以，学术界要经常回顾学术潮流的历史，使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比个人的判断更多一点理性。 就眼下这个话题而言，历史的宏大研究原应与微观研究并存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
“宏大叙事”不是没有问题，但“宏大”不能视为需要规避之事
“宏大”并非原罪，“宏大叙事”却不是没有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所揭示的认识相关。
后现代主义质疑启蒙理性展开以后的历史观，认为其一味从统一性和规律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历史，把历史理解成依据某种线性的、决定论的法则向唯一确定方向发展的过程，用这种统一过程衡量所有历史现象的价值含义，曲解或者忽略了不能纳入这种宏大演变的大量人类经验，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活情状、心理和情感，逐渐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将历史绝对化。
此种历史观与长久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辅相成。西方历史所展现的过程被夸大成为“典型”的历史，国家权力、精英表现、重大事件成为历史的核心内容。在方法论层面，19世纪的欧洲职业历史学家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归于同类，夸大历史研究工作过程的科学性质和历史书写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各种决定论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其他拥有“科学”身份的学科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也被大量引入历史学。这时的历史学家相信，单一历史事实的发现会逐步累积成为对全部历史真相的确定认识，客观主义史学以科学的名义确立了其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对启蒙理性、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和客观主义历史观的批评提供了诸多启发，足以推动历史学追求深刻变革。晚近历史学的许多新气象与这类批评的启发有关。哲学界对这种历史观与历史学的质疑其实早已出现，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风潮如是，相关质疑长期处于边缘。
到20世纪前中期西方分析的历史学兴起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类的格言深入人心，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过程中的角色引起了普遍重视。至20世纪中期，那种客观、实证的历史学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而同时期的中国史学界主流则在沿着启蒙理性引导的科学历史学和客观主义历史学的方向推进相关研究。
20世纪后期，后现代批判思潮席卷西方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各个领域，西方社会遭遇的一些动荡和挫折提升了这些思潮的社会容受程度，启蒙理性主导的线性与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在西方成了“解构”的首要对象，“宏大叙事”遂成了僵化、绝对、过时的标签。各种自称“转向”的新派历史学在自我呈现时，无不把批判“宏大叙事”或“客观主义史学”作为主要切入点之一。 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学术近乎隔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骤然开放，急切追赶潮流，解构“宏大叙事”成为创新的象征；多数人未及辨析，即将“宏大”视为需要规避之事。
不要将历史学引入过度相对化、艺术化、文本化的境地
总之，“宏大叙事”是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并非“宏大”就是“宏大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有武断处，诸多问题切实存在，不可忽视。同时，相关的批评“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提出的新方案支离破碎。
“解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向统一性和确定性下手的，其取径是用各种意义上的相对性消解确定性；用差异性消解统一性；用主观性消解客观性；用底层消解上层；用边缘消解中心；用文本性消解真实性；用艺术性消解科学性。于是，相对性、差异性、主观性、底层、边缘、文本性、艺术性登堂入室，确定性、统一性、客观性、上层、中心、真实性、科学性被扫地出门，历史学的画风骤变。替代的方案虽然产出了不少精彩的“文本”，却都处理不好历史中的“宏大”课题。 原因是绝大多数论者在批评“宏大叙事”时，没有仔细区分那个特定的“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的宏观研究的关系。
历史上既然有宏大的事项，就不会因为历史学不去研究而消失，而且现实生活中新的宏大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回避对宏观、连续性问题的研究，就忽略了历史上的大量内容，也大大降低了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历史包容人类以往一切经历，对于国家、制度、精英、结构性、规则性的研究与“从下而上”去看历史的研究及对各种历史片段、情节的考察都有认识意义。二者只是在单一有限文本中不易兼顾，从历史学科层面看，却不仅并非截然对立，而且相辅相成。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的“转向”的历史学，大多夸大历史研究的主观性，把历史学追求认识真相的努力做漫画式的描绘，从而把历史学引入过度相对化、艺术化、文本化的境地。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