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海南、西藏、新疆……热门旅游目的地接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其中三亚形势尤为严峻,数天之内新增上千病例,且仍在高位运行阶段,因疫情管制而滞留岛内的游客一度达8万多人。这个暑期的最后,社交平台上“游玩攻略”让位于“回家攻略”,很多人感叹“出去玩就像开盲盒”,一不小心就人在囧途。
舆论中不乏对滞留游客的谩骂,认为他们疫情期间旅游是添乱,被困是咎由自取。这当然不对。在国家防疫政策的尺度之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宅家或者旅游,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个体的选择无需被评判,更不应被指责。疫情短期内不会消失是现实,所谓“特殊时期”其实是一种常态,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用特殊姿态去应对常态。暑假正值疫情相对平稳的时期,如果这时大家都整齐划一地“宅家”而不出去消费,机酒旅游业的复苏恐怕更没有希望,它们已经在重压之下苦撑了很久。长远来看,最终,所有人都为经济不景气、社会不活跃买单。这应当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公共讨论更应该着眼的是,在疫情常态化的现实下,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疫情给旅游带来的不确定性,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有章可循,心里有数。这也是旅游城市必须修炼的内功。对于游客而言,突发疫情时更稳定的政策预期,是这些城市除了风景、美食、服务之外的另一种软实力。
旅游尤其是跨省旅游,必然伴随着开疫情盲盒的风险,在当前的防疫政策下,有可能滞留,有可能转运隔离,从而导致时间和经济的损失。个体在行前应当意识到这些不确定性,也应当承担一部分。作为成年人,如果只讲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承担选择之后对应的风险,那是“巨婴”。
但让游客承担全部的风险损失显然不合适。游客、商家、地方政府三方都是旅游消费这一行为的受益者,游客收获精神愉悦,商家和地方政府则有经济收益。商家应当和消费者一起分担一部分风险。至于比例如何,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前提得是实打实的共担,比如酒店给滞留游客房价打折,就得是真折扣,而不是在虚高价格下的打折。至于舆论,不要纠缠于“住五星酒店的都是有钱人,住得起”,且不论是不是真住得起,程序正义本身就有稳定预期的作用。更何况,真正不差钱的是少数,大部分游客还是受限于旅游预算的工薪族或中产阶层,如果超预算的风险太高,范围太大,会严重挫伤公众旅游的积极性,对于亟待旅游消费来解困的商家来说也是伤害。
地方政府则应当依法依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滞留游客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他们配合疫情防控而不能自由归家,是他们让渡了本属于自己的法定权利,当地政府有责任照护好他们。首先,政府在处置突发疫情时,对游客群体要释放最大的善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要科学地做减法,而不是一味地做加法。这表现在,应科学地开展评估风险,尽早尽多地让滞留旅客踏上归途,而不是不分风险等级,一刀切地就地隔离。让低风险游客尽早回家,不仅让游客心安,也可以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荷及服务保障的负荷。政府也应当出台标准化的离开辖区的方案,让游客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回家,政府要尽可能帮助游客畅通渠道、满足条件。
其次,那些不得不滞留的游客,可能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确实风险高,需要就地集中隔离的,另一种是相对低风险,但暂时又不满足离开条件的。对于前者,应当给与和本地居民一样待遇的免费的集中隔离;对于后者,是否可以考虑给与游客选择权,免费的集中隔离或者像此次三亚一样以折扣的优惠续住酒店,地方政府可以给接纳滞留游客的酒店一定的补贴。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促成这些游客尽快回家。
疫情发生三年以来,国内已经经历过多次旅游目的地突发疫情,从去年的额济纳、张家界,到今年的北海、三亚、新疆、西藏,未来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这是常态。地方政府和旅游业是时候建立一种常态的应对机制了,哪怕是惯例或者共识,都会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预期,让公众出行前更充分地权衡风险,做出选择,权责自负。长远来看,这对疫情时代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保住了消费,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也才能保住经济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