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主要分布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三省境内， 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西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
茶马古道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地跨川、滇、青、藏四区，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 [1] 茶马古道主要干线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 [3] 茶马古道的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2] 茶马古道是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 茶马古道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在我国各民族生活中，藏族由于“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而将茶作为“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但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素不产茶。为了将川滇的茶叶运入藏区，同时将藏区的土特产输入中国内地，于是，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侠、驮隊、马帮劈荆斩棘下，被开辟出来。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因而被称为“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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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茶马古道——“南丝路”的一段。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痄等部交换牦牛、痄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邛崍）出发，经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经旄牛县（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即荐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邛崃由于是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故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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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
宋代，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随着茶马贸易的加強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之马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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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部分地区盛产茶叶，随着各地对茶叶的需求日盛，为加强管理，唐朝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贸易政策，如茶马互市、加收茶税、榷茶制度等，此种情形之下，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马帮将视线转向了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初见形态。宋朝，内地茶叶经济得到繁荣发展而西部地区需求较大，西部盛产良驹恰好适应国家需求，中央政府在促进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基础上，为维护西南地区安全以稳固国家政权，对茶马贸易的重视度愈甚，正式建立起了茶马互市制度。自此，茶叶逐渐成为中原地区与涉藏地区人民之间进行友好往来的重要媒介，茶马贸易成为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茶马古道作为主要商品运输路径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元朝，中央政府改变了对茶马古道的运营、管理方式，开始设立马政制度、拓展茶马古道，并在沿线设立驿站，从此“茶马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安藏之道。到了明朝时期，茶马互市的景象又兴盛起来，贸易形式更加多样，如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等。尽管中央政府为加强政治统治实行“茶引”、“引岸”等制度禁止私人开展茶马交易，但汉藏民族间的贸易往来依旧频繁。清朝，茶马互市制度逐渐衰落，但茶马古道依旧热闹，交易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除过去的主要贸易产品茶叶与马匹外，还涵盖内地生产的丝绸、布料等生活用品，西部地区出产的虫草、藏红花等珍贵药材。抗战期间，茶马古道还承担起了作为西南后方的主要物资供应通道的重任。茶马古道作为集经济、文化、政治于一体之道，在历史长河中既是西南地区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民族间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 [14]
茶马古道的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2] 茶马古道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