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是旅行的动物，也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旅行文学”在给我们讲故事的同时，也邀请我们，让读者在诗与远方的召唤下，去追寻更多可能的世界。
红星文化邀请莫言、阿来、迟子建、李娟、罗伟章、龚学敏、胡成等作家，用他们笔下的文学，经由途经的地理，构成我们这个夏日的一次读行。
在这场意犹未尽的夏日读行之旅将尽之时，我们特邀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西湖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德明先生，一同探讨“当代旅行文学”。他曾在著作《旅行文学十讲》中通过文字重现人类千年旅行文学史。那么，如今的旅行文学又有何种倾向？我们该如何看待如今的旅行文学？
以下为张德明教授关于“当代旅行文学”的观点。
到心灵的漫游
从文本、身体
张德明
立秋一过，日光渐斜，但暑气依旧，蝉声急急，走出都市的人们抓紧最后机会，在草原撒野，在海滩冲浪，在长江邮轮上赏景，在古镇民居、乡村农家乐避暑；更有体力强健者，踏上了自虐之路，寻觅古道废墟，指点江山；徒步雪域高原，考验意志和耐力……
我一向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而言，旅游或旅行，都是释放剩余能量，让梦想照亮现实、想象超越当下的举动。一个生命力萎顿的人，不会产生旅行的念头；一个视野狭窄的民族，也不会鼓励自己的国民出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旅游业是当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见证者、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首先是一些感官特别敏锐、生命力特别强旺的个体，迈开自由的脚步，走出家门，开始了穷游之旅。1989年2月崔健创作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发了一大批荷尔蒙满满的年轻人变身为“假行僧”，他们一无所有，却情愿为了寻找花房姑娘，而踏上了自我启蒙和探索之途。他们只想“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他们“要所有的所有，却不要恨和悔”。从这个意义上说，崔健不仅是中国摇滚的教父，也可算得上当代中国旅行文学的先驱之一。
以2011年中国旅游节的设立为标志，中国的旅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人钱包的鼓起，剩余的精力和能量越来越充盈，急于找到宣泄和释放的出口。精明的商人瞄准商机，适时跟进，配合中国崛起的节奏和方兴未艾的国学，开始热切地考察、寻觅、踏勘和设计，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建构为旅游景点，为破败的城墙、古道、古镇、古庙、古村寨一一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让它们成为集怀旧、审美和治愈于一身的场所。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旅行平台，它们鼓励旅游者以自己的手和眼睛写下旅游攻略、沿途观感，摄下美景美食，传于网络空间，与人分享。如果我们不那么拘泥于学院派的定义，也理应将它们归入旅行写作文类，但由于其体量庞大，且大多呈碎片化状态，无法统计、引用、分析，只能存而不论。就相对狭义的旅行文学而言，据笔者粗浅观察，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倾向。
借助名家名作的读与游
旅行和文学，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子。我们很难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人能讲出什么故事，也很难相信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说不出点儿奇闻逸事，哪怕他人再笨，口再拙。其实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先读书，再上路的。先知道有孔乙已，再去绍兴咸亨酒店喝酒，吃茴香豆。先读了莫言，才来到秋天的山东，去高密看满村的红高粱。硬件必须配合软件，空间必须注入历史，通过文学的讲述，才能成为人类活动的镜像，吸引游客前来膜拜、怀旧和消费。纯粹的自然风光固然也吸引人，但缺乏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经历史打磨后的“光晕”。
我曾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在美加两国观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但当时只有激动，没有感动，更没有写诗的冲动。因为再壮美的风景，缺乏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是一堆光影和色彩的颤动。相机能记录的，只是瞬间的物理之光，而缺乏人的目光和思想的穿透力。黑格尔说过，人之所以为人，一定要在自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看到自己“精神的对象化”，心理才会满足。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做到的，正是这一点。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字面意义上的“阅”历和“履”历同样重要，同样值得珍视。
考察历史地理的独游
2016年，53岁的北大历史学家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归来后用一年时间写成并出版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全书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虽会比较累，但读完后的愉悦感是实在的，收获是良多的。书中既有细密的考据，旁征博引的趣闻，又有途中生动的观感和对当下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本著名的南美游记《忧郁的热带》。
另一位旅行作家刘子超，在2020年，前往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归来后写出一本22万字的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很快收获学界的一片赞叹。许知远称他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罗新则评价这本书“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挑战自我、拓展人生的自虐游
旅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充电器”和“安全阀”，其功能之一便是帮助都市居民舒缓日益加剧的生存焦虑，治愈因疏离感和孤独感带来的精神抑郁。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丰富多样的人性变得越来越单一、趋同和萎靡不振时，对奇崛、差异和刺激的追求就成了人的深层渴望。在一些旅行者眼中，相隔时空越是遥远，行程越是艰苦，文化和地理景观反差越是巨大的旅行，越能提供持续的生理和心理能量，激活潜伏在灵魂深处那头永不安分、渴望刺激和行动的小兽。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许多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在荒郊野地创办训练营，推出拓展课程；而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CEO们则热衷于作自虐性长途旅行的根本原因。对此类现象作“仇富”式社会学解释无济于事，认真对待和深刻反思才是旅行者应有的态度。
在当代中国文学家/诗人中，我发现了一位将自己的旅行生活“完全诗化”的诗人——黄怒波（骆英）。这位集企业家、登山家和诗人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在2011年出版了一部诗集《7+2，登山日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诗的方式逐日记录了他6年间登上世界七大峰和南北两个极点期间所经历的情感和思绪。诗人抛弃纷纭的俗虑，摆脱了各种眩目的社会角色，直面残酷的大自然，在冰山雪峰上与真实的自我对话，与死去的相识和不相识的登山队友对话，毫不避讳地记下自己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滑下冰峰或跌入深渊的考验时，所经历的恐惧与战栗，放弃与坚持，也忠实地记录了跋涉的痛苦与疲累，登顶的兴奋和欣喜，下山的感悟与思考等。诗人将每一个登山的日子都变成了诗，将极端的生存体验“完全诗化”了。
宫崎骏说，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长夏即将到头，秋光将更灿烂，让我们读起，走起，来一场从文本、身体到心灵的漫游。告别信息茧房投喂给你的各种精神垃圾，用肉身体验代替二手阅读，从单纯的“知”，走向真正的“识”，进而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充实，丰满和喜乐。
（编辑 段雪莹）
